11月15日，在京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语言学重点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2024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统筹谋划，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对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语言学重点实验室进行重点打造。经过近一年的建设，占地4000余平方米实验空间、吸纳百余名专业技术人才的两大实验室正式宣告成立。至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语言学重点实验室、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业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等立项实验室综合资助10项，面向文学大数据的数字人文与计算批评研究、人工智能视域下逻辑推理形式复杂性研究等孵化专项12项，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学术阐释数据库等数据库专项22项，全院实验室矩阵日臻成熟，中国社会科学院努力打造的“院内有实效、行业有亮点、全国有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集群，正以全新样貌奔赴新的征程。
科技赋能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
13个科技考古子实验室、5个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5个文化遗产保护子实验室……在当天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验室建设展上，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板块清晰地向前来参观的专家学者们展示了该实验室科学完整的机构框架和研究领域：下设13个子实验室和5个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研究领域涵盖碳14年代学、古DNA、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纺织考古、文物保护科技、文物保护修复、考古遗产、实验室考古方舱，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夏商文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
建设“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考古学研究机构，特别是打造一流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学、历史学等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在高翔院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亲自谋划和直接领导下，2024年9月10日起，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划转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直接管理、考古研究所业务指导，并搬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实验室目前拥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含32间实验室、2间文物标本库房、1座实验室考古方舱，总面积约为2860平方米。
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实验室下设的科技考古中心的前身，是196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的全国首个碳14实验室。1995年，在碳14实验室基础上成立了全国首家科技考古中心。而实验室下设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前身，则是2006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遗址保护中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强力谋划、持续推进下，如今，在科技考古中心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基础上建成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研究门类最齐全、团队实力最雄厚、学术积累最丰富、硬件设施最完善的科研机构，综合研究实力位居全国第一。实验室设有20余个研究方向，具备训练有素的多学科研究队伍；拥有专业突出、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如我国碳14测年开创者、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仇士华，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重要奠基人韩康信，中国动物考古学开创者袁靖，中国植物考古学开创者赵志军，“全国文物大工匠”甲胄修复第一人白荣金，中国考古绘图“泰斗”李淼等。以牛河梁、陶寺、二里头、殷墟为代表的“考古中国”项目等国家战略性研究课题，以及河南殷墟、河北行唐故郡、江西海昏侯、青海血渭一号墓等重要遗址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和实验室考古项目都由该实验室开展。
“与国外实验室相比，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也有着独特的优势。”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国祥告诉记者，世界著名考古实验室包括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科学实验室、俄罗斯科学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美国盖蒂研究所、法国国立文化遗产学院等。与这些实验室相比，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具有跨学科的研究平台、丰富的子实验室和联合实验室、集中攻关重大研究项目以及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等独特的优势，这也将使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实验室建设仍在持续优化升级。”刘国祥说，购置新型设备、引进领军人才、壮大实验员队伍，是他们正在着手推进实验室建设的重要方面。
提及重大设备更新专项计划，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吕鹏格外兴奋。他说，在院党组的亲切关怀下，用于碳14检测的加速器质谱仪的采购与装配工作已经提上日程，这将为精准测年和构建古代社会年代学框架提供有力支持。
作为5个文化遗产保护子实验室的新成员，实验室考古方舱于今年11月刚刚成立。在考古方舱，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实验室内的唐代椁室，棺内出土的铜钱、铜器以及罕见的唐代龙首等进行清理、修复和保存。刘国祥表示，建设现代化的实验室考古方舱，是通过异地迁移、室内清理、遗存提取、信息采集和应急保护等手段，对叠压复杂、材质脆弱、具有组合关系、出土后易发生物理化学变化的一类出土遗存进行应急保护与研究的考古模式，有助于提升我国精细化考古发掘水平与考古遗存保护的技术与能力。
谈及5大联合考古实验室，吕鹏说，成立联合实验室是一次创举。“虽然实验室门类齐全，但过去我们是单打独斗，大都只专注于自己的方向。比如，我的研究领域过去主要集中在动物考古方面，而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关联十分密切，若不能很好地与其他方向融合，学问就会越做越窄。”吕鹏形象地向记者打比方说：“5个联合考古实验室就像我们的5根手指，只有将其攥成拳头，才能发挥出最大力量，攻克更多难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对实验室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对青年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负责人张旭感慨良多：“实验室鼓励青年学者独立承担科研项目，起用青年学者担任子实验室负责人，这给了我很多历练的机会。”
对于实验室的发展前景，刘国祥充满信心。“我们有一个5年计划，目标是到2029年，实验室将实现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水平。我们将建成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提升技术装备，实现常态化跨学科研究；培养国内外知名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开展世界级课题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为全球文明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刘国祥说，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的目标就是要树立国内文理科联合实验室的典范，促进文科的人文底蕴与理科的科学方法、先进技术深度融合。通过运用多学科交叉的强大力量，突破传统考古的重重局限，开启中国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使考古学在现代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中重焕生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独特的文化力量。
探索语言学重点前沿领域
此次揭牌成立的语言学重点实验室，下设语音与言语科学、认知心理语言学、语言资源与智能技术3个子实验室，旨在综合运用语音学、辞书学、认知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与研究方法，聚焦民生建设中的语言能力服务、基础语言数据资源建设与服务等，开展重点研究。
步入语言学重点实验室，记者被一块书写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牌匾吸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语言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李爱军告诉记者，这是语言学重点实验室的“前身”，原为北京大学语言实验室（始建于1925年）的匾额。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在北京大学语言实验室基础上建立了语音实验小组，实验室的发展历程由此开启。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罗常培先生曾提到，“自近代语音学兴，而后分析音素，可用音标以济汉字之穷；解决积疑，可资实验以补听官之缺……”提倡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语言学。
成立语言学重点实验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重要举措。2023年底，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重点实验室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验室建设正式启动。新建成的语言学重点实验室，旨在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聚焦国家发展战略，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建设目标，致力于实现语言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深度融合，打造开放、共享的科研创新平台，以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建构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发挥语言研究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作用，在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智库建设方面作出高水平学术贡献，引领大科学时代的学术前沿。
“实验室建设启动以来，在平台建设方面，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召开了6次国内国际会议。在研究项目方面，调查了新疆和田地区学龄前儿童国家通用语，启动了学龄前儿童语音发音评测系统研发。在言语注意力机制脑认知研究、新型语料库建设、语文辞书大模型研制、互联网内容安全审核平台等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谈及近一年来实验室建设的成果，李爱军如此向记者说道。
认知心理语言学子实验室负责人完权告诉记者，语言学重点实验室的3个子实验室设置，综合考虑了国家需求、学科发展动态与前景以及语言研究所的传统和专长，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3个子实验室既各有所长，又能相互配合，三者相辅相成。虽然研究重点和分支学科不同，但语音实验的方法、手段和结果，可用于认知心理语言学研究及语言智能课题中。“比如，脑电、眼动、近红外等设备和语音分析软件。未来，我们还希望增加核磁共振成像设备，这些软硬件设备将致力于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奥秘。”完权说。
在语音与言语科学子实验室，记者见到两位工作人员分别戴着白色网状帽型科研仪器。语音与言语科学子实验室副研究员罗颖艺介绍，这种双人高密度脑电采集系统，不仅可以揭示语言控制与认知控制的关系，还能通过模拟双语者在不同语境下的语言产生与理解情境研究大脑活动，并探讨共同学习对新语言词汇学习的影响。“未来，我们计划将双人高密度脑电采集系统用于言语交互意图理解的神经机理研究。”罗颖艺说，在理论方面，实验室旨在促进大科学时代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创新，在大语法理论框架下探究语言与思维的奥秘，开展汉语语句组织法则的认知实验研究及汉语音法—语法互鉴的认知实验研究，探索汉语言语交互的生理心理认知机制。
语言学重点实验室整合了语音与言语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多个研究方向，并融合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形成了跨学科、多维度、交叉融合的研究格局。语言资源与智能技术子实验室负责人张永伟谈到，虽然实验室拥有一定的人才储备，但自然科学科研人员和实验技术人才依然缺乏，需要进一步补充人员或优化团队结构。只有建立更有针对性、更有激励性的体制机制，才能保障实验室高水平发展。
“打造‘世界一流’开放共享的科研创新平台，是语言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的重要任务。”李爱军表示，科学的体制机制创新是实验室工作的基础保障，一流的人才资源整合是提升科研创造力的关键要素，高效的科研组织是凝聚学界力量的有力抓手，高层次开放科研平台是提高国内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未来，语言学重点实验室将着眼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任务，致力于破解“目前我国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创新还不适应信息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需求”这一难题，积极开展跨领域、跨学科、跨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力的语言学支持。
打造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样板
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是提升科研管理现代化水平、深化多学科协同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型平台。除了此次揭牌成立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语言学重点实验室，一年多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开展实验室建设调研工作，先后到院内外27家实验室开展调研，总结实验室建设规律，学习先进经验。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院党组制订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实验室组织构架、功能定位，逐步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点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的实验室建设新机制。
经过一年的建设，围绕“国之大者”，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全院逐渐形成“平台建设+项目支撑”双轮驱动、三级递进的实验室项目体系新格局。包括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及语言学重点实验室等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集群的建设目标，就是要推动新兴交叉学科发展、探索科研体制机制创新、培育高水平科研团队、实现数据资源互通共享。
正是在这一目标引导下，一年来，实验室紧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方向，加快推进科研范式创新，初步形成“新技术+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新形态，全院共创建世界经济与政治AI专业大模型、人口预测与人口仿真平台等实验室系统分析平台32个、数据库45个，承担中央交办任务及各类在研课题325项，提交《专报》《要报》等对策信息与成果270余篇，为党和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集群，也将转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教学资源，通过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实现科教融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培养哲学社会科学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目标，彰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办学优势和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树辉表示，建设好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新时代高校的重要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将牢记服务党和国家决策治理、服务“三大体系”建设和服务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使命，建设好、运用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优质资源，不负院党组的重托和期待。
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发展作贡献
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研讨会及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建设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并围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高质量发展、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和语言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方法路径展开深入交流探讨，为协同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院长马援表示，组建成立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保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科技考古与文保实验室事业任重而道远。实验室全体同志要锚定实验室发展新方向，规划实验室发展新蓝图，培养高水平人才队伍，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早日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机构而共同努力。中国历史研究院将充分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的功能，一如既往地与相关单位、专家学者密切联系，推动体制创新、搭建学术平台、共享学术资源、培养人才队伍，为推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表示，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应加强内部各子实验室的交叉协作，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历史认知；加强与全国其他实验室的合作，共同推动实验室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实验室与田野考古的结合，引领研究方向，推进学科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谈到，中国现代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以来取得了辉煌成就。当前，需要开展科技考古学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标准体系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工具与新手段，提高考古发现与分析能力，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理论支撑。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胡耀武提出，“科技考古”应强调理念突破。考古发掘工作前，需要在理念构想、方案设计中形成成熟的思路和前瞻性设想，为实现考古目标提供扎实支撑。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周亚威建议，立足“科技考古”，应着力推动数据库建设与完善，规范平台整理工作，拓展分类整理空间。
对于语言重点实验室建设，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大模型在语言研究中具有无限潜力，需要深入探究提升大模型语言学习能力的方法。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长聘教授、启元国家实验室智能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陶建华提出，针对当前大模型学习中的瓶颈，可在大模型预训练或微调阶段引入知识图谱，或在文本生成阶段结合知识图谱推理，有效提升知识准确性。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胡国平认为，大模型基于纯文本语料进行预训练，能够记住语义和知识，但需要多样化表达形式的训练语料和充分的语料曝光，大模型才能灵活提取并运用知识。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语言声学与内容理解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军锋提出，从人机共生到脑机接口，技术日益发展。从安全性和神经信号质量来看，目前最好的信号收集方式是皮层脑电图（ECoG）。
“数字时代对语言学家或者语法学家提出了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沈家煊提出，要瞄准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从汉语角度出发，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思路。这也是语言重点实验室发展的一个方向。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看来，AI时代，儿童语言研究的视野、材料来源、涉及人群、影响领域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是儿童语言学的一番新天地，亟待开垦。
此外，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学科交融性、方法创新性、社会应用性也是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张树辉提出，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研究方式存在的科学性争议、技术与社会科学的逻辑矛盾、数据获取困难等问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应加强交流合作，形成集群效应，培养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工程师人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立，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让世界更好理解和认同中国发展道路。
与会学者希望未来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验室合作，打造学术成果呈现与转化平台，通过期刊、集刊等，畅通学术信息渠道，推动最新研究成果转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崔唯航表示，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等技术深刻改变了哲学社会科学数据获取方式、研究范式以及科研组织范式。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适应新技术、迎接新挑战的积极举措。
在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不断深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规律的整体认识和科学把握，在组织架构、项目组织、人才培养、资金投入、设备更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支持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语言学重点实验室建设，打造高品质数据库集群和现代化实验基础设施，分步将经济学、国家安全学、党史党建学、社会学、新闻学、古文字研究等重点学科和亟须支持的领域纳入重点实验室支持计划，最终建成一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集群，为引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发展，作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