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朗库·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纽约市立大学（CUNY）研究生中心斯通社会经济不平等中心（Stone Center on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的高级学者、伦敦经济学院的百年纪念教授。

摘要：文章认为中美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的竞争，将在客观上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有助于这些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摆脱贫困。文章简要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迁，认为美国战后的外援政策存在经济发展优先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优先的两个阶段。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外援政策背离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使得美国在对外援助方面正在输给中国。美国在这方面应模仿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而非强调政治改革，最终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要词：中美关系；对外援助；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

文源：Branko Milanović,“Competition Can Be Good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5-21/competition-can-be-good-developing-world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67期，总第67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杨博，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审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编译精选

一、序言

美国和中国陷入了一场争夺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看，新的大国竞争看起来非常像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发生的竞争。但在那时，美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抓住了这一主动权，即在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情况下，为发展中国家的实体项目提供实际投资。

美国可以在对外援助这一领域上与中国竞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需要一种新的模式——不是基于对过往成功经验的执念，也不是基于制度变革的软需求，而是基于像中国那样具体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福祉的意愿。

二、过去的共识

基于美国在冷战期间所采取的方法，可以将美国对外援助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集中精力通过直接援助和开放市场重建西欧、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华盛顿试图在这些国家创造富裕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群将不愿意投票给挑战资本私有制的共产党。战后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与马歇尔计划有关，该计划通常被认为是美国“霸权主义仁慈”（hegemonic benevolence）的崇高标志（high-water mark）。

美国在冷战第二阶段的对外援助记录更加曲折。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去殖民化期间，华盛顿有时支持持反动社会态度和对经济发展不感兴趣的政权，如刚果、革命前的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南越的政权。但在其他时候，美国敦促土地改革和广泛的经济增长，例如在哥伦比亚、韩国和中国台湾。逐渐地，西方对经济发展的一致观点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后，经济发展将导致民主。

在肯尼迪政府执政期间以及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政策深受经济学家W·W·罗斯托（W. W. Rostow）[1]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的严重影响。罗斯托认为，只有增加并有效地将储蓄用于投资（而不是让精英浪费奢侈品消费），经济才能“起飞”进入可持续、“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罗斯托愿景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增长将导致不平等。美国决策者倾向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西蒙·库兹内茨（Simon Smith Kuznets）[2]的学说。库兹内茨认为，尽管不平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会加剧，但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不平等性将会缩小。

美国在冷战中后期对许多国家提出的发展建议结合了这两个相对简单但有力的增长和分配理论：各国应该关注经济增长，增长最终会解决不平等。更高的收入和对收入更平等的分配将导致公民要求民主。同样的条件也将使民主可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不寻求在经济条件成熟之前通过制度改革来强加民主。相反，美国认为应通过经济增长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来间接实现民主化。这种间接民主化的模式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毛里求斯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最有效。

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出现取代了这种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呼吁减少国家和公共机构的作用，并改善私营部门的投资环境。冷战的结束和东欧集团的崩溃加速了世界范围内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美国的顾问和华盛顿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其他开发银行，不再强调增长和再分配。相反，他们推动了制度改革。当各国面临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时，开发银行会提供贷款，但前提是有关国家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解除管制和私有化。

这些政策，被合称为华盛顿共识，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富裕国家内部意识形态的发展。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不强调国家的作用。此外，随着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竞争的减弱和结束，公众和政治精英都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命运非常感兴趣，不再迫切需要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的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因为这种优越性在当时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可以放弃争取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努力，甚至不再需要过多地关注它们。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很难从全球化模式的影响中分离出来，但两者有着相伴相生的复杂历史。中国显然受益匪浅，但其国内政策往往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相反。而印度在1991年之后，甚至最近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下，更接近于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但许多非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的人均增长都很低，甚至呈负增长，这使得它们比以前更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三、更少的霸凌，更多的资金

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对中国崛起之影响进行反制的需要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美国和欧盟不再有明确的发展哲学，来为其他国家提供实际经验。如果一个贫穷国家的部长向美国外交官或经济学家征求关于发展的建议，他或她可能会得到一个关于人权、打击腐败、新闻自由等相当乏味的说辞。

人权、打击腐败、新闻自由等等都是值得称赞的目标。但这些目标都需要一个长期的体制机制改革，而此种改革只有通过几十年奉行一贯政策才能实现。因此，这些建议并没有解决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紧迫担忧，例如偏远地区的经济增长，毕业生就业，或经济贫困所导致的犯罪。所以，这个建议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中国也没有连贯或一致的规范。中国沿着一条启发式（heuristic）的增长道路，不断试错，逐渐确定和实施好的政策，淘汰坏的政策。这一过程是发生在可能是中国特有的条件下进行的：分权的地方政府可以自由地进行试验，他们知道一个集权的政党最终会选择有效的东西，并奖励成功的政策制定者。

基础设施的发展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政策之一。在21世纪初，中国还没有高铁系统。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超过24850英里的轨道。中国和欧洲（以及所有其他运输目的地，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货运列车每年增长了70%左右。最近苏伊士运河的堵塞凸显了这些联系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在与欠发达国家的打交道中强调基础设施的发展。北京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贷款和投资项目以及中国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

欠发达国家认识到，中国为它们提供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将在承诺当下和未来改善经济。此外，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问题，中国避免了与受援国内政之间的纠缠。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的做法——首先，因为中国的外援政策不挑战受援国的政治体系。其次，中国的援助承诺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因此，北京比华盛顿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带来更少的霸凌。

四、一线希望

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计划在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竞争，他们必须放弃一种唐吉诃德式（quixotic）的体制改革方法，放弃贬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反，美国需要制定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方法，即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提供切实的商品，包括对老式的水坝、电网（不到非洲人口的一半具备用电条件）、水和污水系统，甚至是加工或制造的生产性投资。其他投资可以支持教育、卫生、城市发展、无线网络或直接向有资质的人口转移现金。重要的是，美国的项目会明显改善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

遵循“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flattery）形式”这一古老的格言，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即美国公司可以领导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际基础设施发展工作。虽然美国政府尚未制定相应的政策，但如果建议美国重返“砖头和砂浆”，或者更确切地说，对“码头、公路、铁路和无线网络”的投资，亦不失其合理性。美国无法在所有领域与中国有效竞争，但在许多方面具有技术或工程质量的优势。

正如上世纪80年代那样，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可能同时进行。拜登和他的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最近宣布的许多关于基础设施、企业税、公共教育、儿童发展等的国内政策显然打破了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变化预示着美国有关国际发展的政策重点发生了变化。

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认真开始对于建设世界基础设施的竞争，那么被大国长期忽视的国家将会突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赋予这些国家的权力不应被视为是一个糟糕的结果。相反，如果美中在援助欠发达国家这一议题上进行竞争，这些国家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以促进它们的增长，并有助于减少全球贫困。尽管中美之间的冷战将是一场不幸的地缘政治事件，但中美在非洲的竞争可以发挥类似于20世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在亚洲竞争的作用。

但首先，西方必须认真考虑其积极的政府政策如何加速贫穷国家的发展。美国应该放弃目前基于制度和公民社会的“软”发展方法，转而采用“硬”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成功将通过受援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来衡量。

译者评述

在本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命题，即中美竞争可使发展中国家获益。文章首先通过回顾二战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来对当下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进行反思。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基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对外援助模式并不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反，中国基于实际物质帮助而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吸引力，美国在对外援助领域面对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美国必须模仿中国的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的物质援助，鼓励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中国展开竞争，中美在对外援助领域的竞争将在客观上造福发展中国家。

但是，译者认为本文的重点实际上在为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出谋划策。从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看，从杜鲁门政府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到肯尼迪政府的“和平战略”，再到里根政府的“里根主义”，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一直是美国争夺的对象，是美国霸权政策的重要一环，也是美苏冷战的主要平台。

译者认为，认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大于美国的想法是片面和错误的。中国虽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大量的援助，但是中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远不如美西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在西方教育体系下成长，西方殖民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原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制度，种种因素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精英对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有着先天或者后天的亲近感。更不用说，美国无孔不入的政治影响和依旧坚韧的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干预或影响。

译者还认为，中美竞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是实则是不成立的。第一，从冷战史上看，美苏的争霸并未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获益，相反美苏争霸使很多国家或地区动荡不安，当年的安哥拉、中美洲国家就是典型例子。第二，该观点实则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中美竞争的棋盘地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式霸权思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总之，对于美国来说，巩固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势力，是其全球霸权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来说，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时俱进推进援外工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我国须时刻牢记，援外的主要目的不是与美国竞争，援外也需始终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独立和法律法规。唯有如此，方能使我国的援外工作不会如当年之苏联一样，沦为扩张战略的工具和外交的沉重包袱。

注释

[1]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英语：Walt Whitman Rostow，1916年10月7日－2003年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教授和政治理论家，1966年至1969年担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被认为是肯尼迪著名的“新边疆”演讲的撰写者。因1960年代制定美国在东南亚外交政策而出名。罗斯托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和自由创业的作用，他坚决支持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罗斯托以其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而闻名，该书被用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许多官员都接受了罗斯托的理论，他们认为这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对付日益严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理论。

[2]西蒙·库兹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年4月30日－1985年7月8日）：俄裔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对商业周期以及经济增长不均衡的研究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并对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倒U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收入不均衡与经济增长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关系。这个理论指出：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而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他认为，处在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贫富差距会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其原理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农业社会里，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工业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由于经济增长，大众教育得到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会迅速增长，并且这一群体也获得更多话语权，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

问题互动

问题1、总体而言，你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对于欠发达国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问题2、除了对外经济援助和合作，中国还有哪些途径加强在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对当地政治精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