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2022年10月发布了全球旗舰报告《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 》（Living Planet Report 2022）。《报告》指出，监测范围内的野生动物种群数据——包括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自1970 年以来平均下降了69 % 。《报告》强调，当前自然生态面临严峻挑战，政府、企业和公众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变革行动，扭转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

野生动物贸易（非法和合法）导致对野生动物的过度开发，增加了物种灭绝的风险。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958个被列为“濒危”的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2]，因为它们正在被跨国交易，这就是国际野生动物贸易导致物种减少的证据。作为造成野生动物生物种群数量下降的主因素之一，非法野生物贸易成为重要突破口，严格监管、打击非法野生物贸易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课题。

野生动物或植物在科学上被定义为不受人类干扰、仅依赖于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生物，非法野生物贸易（IWT）是指非法出售或交换这些生物的行为。合法和非法购买的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产品可用于食品、药品、宠物、建筑、家居装饰、投资、观赏植物等。参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人既有故意也有无意。野生动植物产品的消费人群各不相同，购买者也不局限于某个年龄段或性别。一般来说，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但每种野生动植物产品都有更具体的消费者特征。

并非所有野生动植物贸易都是有害的，绝大多数人也不支持非法野生动物贸易^[3]。贸易在合法、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情况下，野生动物贸易也为社会带来了无数好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GDP都高度或中度依赖于自然，因此可持续的野生动植物消费构成了许多人类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基础。然而，如果不认真监管，即使是目前被认为合法的贸易在未来也可能变得不可持续^[4]。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和中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区域，其中越南是走私穿山甲的主要目的地，而日本向中国走私象牙的案件数量非常高。同时，非洲是象牙走私的主要来源地，经过中东和东南亚转运到消费国，如中国、欧洲和美国。

中国是野生动物产品贩运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近10年来仅海关公布的非法野生动物走私案件就涉及多达109种野生动物^[5]。中国对野生动物的需求主要受传统中药的需求以及作为身份象征和投资的需求驱动。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贩运链结构复杂，与其他社会问题，如贫困、腐败和传染病问题相互交织。野生动物贸易也是继栖息地破坏之后对物种生存构成的第二大直接威胁，从1970年到2016年间，野生动物贸易导致地球上的物种数量减少了68%^[6]。野生动物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于资助冲突和助长不稳定，因为激进组织利用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利润来资助各种活动。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因为野生动植物贸易是引入人畜共通病原体的路径，有可能导致全球大流行病。

对传统中医药（TCM）的需求是全球合法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主要促成因素。一些患者在治疗轻微疾病、现代医学失效或希望补充其他疗法时，会选择中医作为西医的低成本替代疗法^[7]。中医药消耗的动植物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野生动植物，加上人们认为野生的中药材比家养的、人工栽培的中药材药效好，更加重了中药材对野生动植物的消耗^[8]。

在Statista的数据所示的中医药在中国的规模增长趋势中，2016年，中医药产值为669.7亿美元，预计到2023年呈持续增长。后续更新的研究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到1141亿美元^[9]。

将野生动物产品作为身份的象征和用来投资是中国野生动物贸易需求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被称为“炫耀性消费”。

中国境内外的消费者购买和出售象牙、犀牛角、老虎器官和红木等高价值动物产品，作为显示财富和精英地位的身份象征。犀牛角的克重价值超过黄金和钻石^[10]，每公斤售价可达6万美元，被用来向亲朋好友和商业伙伴炫耀财富。除了作为个人资产的价值外，野生动物产品还具有送礼或贿赂的价值^[11]。 

法律在应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这一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国际上对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法律援助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国际公约、国家立法、执法合作以及公众教育等方面。首先，国际社会通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来规范和监督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以确保其不会威胁到物种的生存。

CITES一直是打击偷猎和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通过规范贸易保护野生物种的最有力工具之一。此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也强调了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在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中的关键作用，并呼吁采取具体措施，如提高对非法贸易的认识、加强法律框架和执法能力，以及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

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并在违法行为发生时加重处罚。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最重要的法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8年，该法律经过了几次重要的修正和修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环境保护需求。

中国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明确规定实施名录制度以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于1989年1月首次公布；之后的30年里，除2003年将麝类、2020年将穿山甲所有种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之外并无系统性更新。

然而，野生动物保护的国内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因此相关部门在2016年新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后正式启动《名录》调整工作，并于2021年1月4日公布实施最新《名录》。最新《名录》于2023年更新，共列入野生动物980种和8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和1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类。上述物种中，686种为陆生野生动物，294种和8类为水生野生动物^[12]，同时中国也针对不同的保护类别和犯罪活动分类执法。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对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无证盗猎、收购、运输、出售动物或其产品价值人民币2万元以上的行为被定义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罪名1），可判处罚金、拘役和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偷猎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产品价值在1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则被定义为“非法狩猎罪”（罪名2），违法者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在2020年之前，无证购买、运输或销售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不构成犯罪。2020年之后，购买、运输或出售非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供食用的行为被定义为“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罪名3），尽管对每个保护类别下的物种适用不同的价值阈值。新增加的第3项罪名与“野生动物食用禁令”相同。

中国的《名录》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附录之间存在不一致性，这可能导致保护措施的执行出现偏差。此外，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相对狭窄，主要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并未将所有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影响生态平衡的野生动物纳入保护范围^[13]。中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WPL）的适用范围并不充分，仍然允许以“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开展览或表演、遗产保护或其他特殊目的”为由对某些濒危物种进行贸易^[14]。该法也允许对人工繁育物种的部分产品进行商业贸易，即使是受到最高级别保护的物种，如穿山甲和豹。

新公布的《名录》在物种数量上取得了显著增长，特别是在受保护的物种多样性方面。在“重点名录”里，受威胁的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的保护覆盖率均超过了75%；尽管两栖动物的覆盖率相对较低，仅为40%，但与上一版相比，已从2%实现了大幅提升。结合“三有名录”，未被纳入受威胁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物种的比例分别降至2%、35%和18%，这些未列入的物种多数是新近发现的^[15]。此外，中国对一些面临偷猎风险和栖息地破坏的物种实施了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甚至超越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标准。

然而，仅仅列出受保护的物种名称并不能完全确保法律得到有效执行，也无法直接转化为实际的保护成效。依据“野生动物禁食令”，仅当涉及“以食用为目的”的购买、运输或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时，才被明确界定为违法行为，而对于那些未被纳入“重点保护名录”的物种，其非食用性质的交易活动则缺乏必要的监管。换言之，水生动物和某些陆生动物在医药、皮毛或展览等名义下的交易是被允许的，这一规定上的疏漏无疑为非法贸易者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间，同时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和对违法行为进行定罪的复杂性。

我国仅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就有2900余种，包括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和1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类，新调整的“三有动物”名录共收录野生动物1924种^[16]。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针对三个不同保护级别的动物，所需的证件和必须遵循的规则各有差异，且这三类动物之间存在许多重叠。此外，还有991种动物不属于任何保护名录。这使得基层执法人员在准确识别动物种类及其保护状态、区分野生与人工养殖的动物，以及验证相关的许可证或狩猎证是否合规时面临挑战。

野生动物管控执法工作是一项跨部门的复杂任务，涉及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以及海关等多个政府部门。然而，目前在各个部门中，特别是基层林草系统，存在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机构改革后，一些地方的林草机构力量受到了削弱，导致在野生动物保护监管方面存在薄弱环节^[17]。

国际野生动植物贩运已成为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非法贸易。中国是野生动物产品的最大需求国之一，目前的需求水平既有害又不可持续。传统中药、身份象征和投资对野生动物的需求，供应方的高利润，复杂腐败的贩运结构，以及政府政策和执法不力，都是造成野生动物贩运问题的原因。除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非法贩运野生动物还可能引入人畜共患病[在物种间由动物传染给人类（或人类传染给动物）的传染病]。开展有针对性的消费者宣传活动是减少需求的方法之一，让公众了解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的问题，并鼓励他们作出改变。

首先，提升公共意识是基础，通过普法教育和宣传活动，增强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和法律意识，使人们理解到非法贸易对生态、公共卫生及法律的严重影响。其次，社会参与是关键，鼓励公民积极举报非法活动，参与监督和保护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局面。

偷猎和野生动植物贩运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接近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于动物，其中大多数源于野生动植物^[18]。由野生动物贸易引发的病毒性疾病暴发包括埃博拉病毒、HIV-1、猴痘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和 COVID-19^[19]。

在《当代生物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中，作者通过区分家养和非家养的物种，以及它们是否参与野生动物贸易，提出了五项主要发现。研究发现，在野生动物贸易中涉及的物种体内，无论是总病毒量（占比52%，共878种）还是与人类疾病相关的病毒种类（占比75.2%，共170种），均高于家养动物（分别占比17%和52%，共288种和117种）和非贸易物种（分别占50%和63%，共846种和143种）。此外，灵长类（占比34%，共77种）、偶蹄目（占比27%，共62种）和食肉目动物（占比18%，共41种）是当前野生动物贸易中已知人兽共患病病毒的主要携带者。研究还指出，啮齿目、翼手目和有袋类动物在未来的野生动物贸易中可能成为潜在的疾病传播者，携带大量可能感染人类的病毒。

人畜共患病可能通过病媒传播、食物传播或水传播，或者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动物和动物产品而由动物传染给人类。虽然国际野生物贸易不是导致人畜共患病的唯一原因，但它是一个促成因素，因为非法贸易的野生动物逃避了合法贸易的野生动物所要接受的兽医检查和卫生安全标准检查。因此，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传播人畜共患病的风险更高。

通过教育提高公众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认识，可以有效减少此类犯罪行为。教育和普法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进行宣传教育，能够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

通过法院、检察院的判决案例进行宣传教育，可以直观地展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法律后果。例如，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不仅对犯罪者进行了法律惩处，还通过媒体公开报道，警示公众 。

普法教育活动，如开展法治宣讲会、在学校进行专题宣传教育，能够直接面向青少年和公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

利用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如通过官方媒体发布普法文章，介绍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风险，提醒公众注意相关法律问题。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其官网设置页面，以野生动物周边产品售卖作为象征性领养的方式，为救助野生动物贡献力量。

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坚定决心和行动，旨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中国在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方面将继续强化法律、政策和执法监管措施。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中国将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建设，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并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 。这表明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法律手段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打击。其中，《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的“专栏23”把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列为生物多样性执法监督的优先项目。

此外，中国将建立重要保护物种栖息地生态破坏定期遥感监测机制，并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行为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专项行动。这将有助于提升野生动物管控的质效，确保法律的严格执行。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鼓励公民和社会组织积极举报滥捕滥伐、非法交易等违法行为^[20]。通过这些综合措施，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合理和有效的野生动物监管体系，以应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挑战。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与法律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一方面，法律为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提供了基础和工具；另一方面，非法贸易的存在也推动了法律的不断完善和强化。相关法律的完善和执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通过提高公众意识、加强教育和培训、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和举报，可以更有效地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