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二里岗文化视为商代早期文化的话，一般认为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属于“先商文化”，即商王成汤灭夏以前，以商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邹衡  1980，李伯谦  1989）。但没有人否认二里岗文化继承自下七垣文化的文化要素限于以陶器为主的日用品，均属民间文化范畴，至于与统治者和贵族相关的大型建筑的营建和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显然来自于彼时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

与最早的一批城建工程大体同时出现于郑州商城宫殿区的，还有一座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T166M6）。该墓合葬三人，其中二人为殉葬人，随葬铜鬲、铜盉及铜戈。发掘者推断其年代为洛达庙类型晚期晚段（即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河南省所  2003）。这座墓葬出土的铜鬲，是现知最早的青铜鬲。而与此同时，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一改以爵、盉等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使用规制，开始铸造鼎、斝等铜礼器（陈国梁  2008），这又是现知最早的青铜鼎和青铜斝。

左：鬲（郑州T166M6）；中：鼎；右：斝（二里头87VM1）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铜质鬲、鼎、斝原型的陶鬲、陶鼎与陶斝，在二里头文化中都属于普通炊器而非陶礼器，一般不作为随葬品下葬。但这三种器物在“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或当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已跻身于青铜礼容器的行列，而这些器类日后构成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群的主体，其背后暗寓的礼制上的重大变化颇令人瞩目，耐人寻味。

已有研究表明，“从铸铜技术和青铜器风格看，郑州商城显现出源自二里头遗址的极强的连续性”（朱凤瀚  2009），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青铜文明是一脉相承的。甚而，在二里头都邑衰微后，这处在当时唯一能够制作礼器的铸铜作坊应被迁于郑州商城，在其后的二里岗时代，当时国家的统治者仍然保持着对青铜礼器的独占。这种对关涉国家命脉的礼器生产与消费的绝对占有，显示了早期国家对礼制的一元化管理，以及权力中心的唯一性。（许宏  2021）

表：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的青铜礼器群

无论如何，二里头文化末期的二里头都邑墓葬随葬鼎、圜底斝、觚（已佚）和郑州商城初期墓葬鬲、盉组合的铜器群，是连接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青铜容器生产与使用的重要环节，在器物组合和形制等方面开启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风格的先河。发端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的铜爵、铜斝组合，后来成为二里岗文化青铜酒礼器的核心组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戈、钺等青铜礼兵器，在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继续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