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APP,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17岁演员黄杨钿甜耳朵上那点疑似价值230万的“星光”,愣是照出了她爹杨伟的“异常”履历,还顺带牵出个“超生”弟弟。5月22日,雅安联合工作组发了通报,说杨伟在职时违规经商、隐瞒生二孩,但跟地震重建项目以及慈善款没关系。
结合此前爆发的董某莹“4+4”事件以及重庆大学14篇SCI事件,公众对于“特权+体制内财富”异常敏感,所以一纸通报没能堵住悠悠众口。网友跟开了挖掘机似的,直接往她家亲戚关系网里钻。本来是对私人消费行为的讨论,愣是变成了全民警惕“权力和财富相勾连”的大场面。
这么生气,是不是在仇富?
事件刚刚爆发时,不少网友认为这类质询是小题大作,毕竟明星作为普遍高收入群体,佩戴一些奢侈品首饰早就见怪不怪,但随着黄杨钿甜的家庭背景被扒出,越来越多不合理的细节呈现在大众面前:
天价耳环被杨伟说是仿品却拿不出购买凭证;辞去公职后疑似短期内购置上亿豪宅;作为公职人员杨伟在职期间注册公司;公司信息被扒出后公司法人火速变更......
大众开始怀疑黄杨钿甜的父母通过不正当手段敛财,给女儿“炫富”提供“底气”。
父母格差: “拼家长”时代的冲击
[日]志水宏吉 著 高璐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1
《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中提到一个家长主义公式“选择=家庭的财富+父母的期望”,作者志水宏吉认为目前世界正在从精英社会过渡到家长主义社会,子女未来的发展不再由自身的才能决定,转而由父母的财务及其教育愿望决定。家境富裕的家长在为孩子规划人生赛道时,具备普通家庭难以企及的资源优势(如人脉、财力、信息渠道等)。
当下社会,“家长主义”现象在造星领域较为明显:“快男超女”、“我型我秀”等全民短信投票造星节目减少,新造星路径更依赖经济公司练习生体系或艺考渠道,需家庭支撑前期培训、人脉拓展等成本(如签约大公司、就读艺术院校),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有一定困难。对比之前在少林寺当俗家弟子、一步一步跑龙套的农村人王宝强,摆地摊时因外形出众被歌手童安格推荐加入小虎队的吴奇隆等,娱乐圈中的“草根”越来越少。
而此前的“董某莹4+4事件”以及“重庆大学14篇SCI事件”也表明了,不仅限于娱乐圈,在医疗、学术等领域,家庭背景也常成为子女进入“高门槛行业”的隐性资本,便于进行阶层优势传承。
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
[美]马修·杰克逊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7
《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中指出,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成就与幸福取决于其父母和社群奠定的起点。作者在收入、财富和学历等要素上对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进行比较,以此来衡量社会地位的代际粘性。表格显示了子女的最终收入与父母的关联度,纵轴的数据越接近“1”,子女收入与父母的关联度就越高。
《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插图
但与黄杨钿甜相比,同样具有家长主义优势的星二代们,例如黄多多和王诗龄,并没有被当做众矢之的。“华为公主”姚安娜也因为背40万的包上热搜,网友们还会替她解释,“人家家里赚的自己的钱。”这是因为,大众对于其财产和资源的来源有一定的认知。
若“二代们”的财富与资源来自家庭合法积累,公众虽可能对资源不均感到无奈,但更多的情绪是羡慕。若“二代们”的资源明显与家庭(尤其是公职人员)的权力挂钩,或存在违规操作(如腐败、以权谋私),公众的不满便转化为“仇腐”——即对“权力寻租导致资源不正当分配”的愤怒,核心是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而非针对财富本身。
所以,针对热搜词条“天价耳环事件真是公众集体仇富吗”的疑问,有网友解释,“不是仇富,是仇腐。”
仇腐,一款骨子里自带的基因
在《吴敬琏传》中,吴晓波记录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对于“仇腐”和“仇富”的思辨。吴老认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二是结果的不平等。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仇富”指向的是结果的不平等,而“仇腐”指向的是机会的不平等,后者更关注获得财富的途径公平。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 2010-02
这种对机会不平等的敏感,在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中频频显现——
2023年,IP显示为澳大利亚的网友“北极鲶鱼”在社交平台上炫富,自称家中坐有“9位数资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嚣张言论引发网友深扒,最终牵出其祖父钟庚赐借公职之便敛财的事实,后者被开除党籍并没收违纪所得。
无独有偶,此前江西“周公子”在朋友圈晒出喝20万茶叶、戴欧米茄名表的奢靡生活,自称父母为处级干部,最终被江西国控公司通报停职调查。
从私人炫富到公权力监督,这些事件的发酵逻辑如出一辙:网友对“财富来源合法性”进行追问,将私人消费行为放入公共监督之中。
《民法典》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即当公众人物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时,其隐私权范围需让渡于公众知情权。例如,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社会活动等信息,因涉及公权力监督,可成为公众合理关注的对象。
在具体事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常存在模糊地带。“耳环风波”中,若当事人的私人消费行为被质疑与职务行为关联(如是否涉及贪腐),则相关信息可能被纳入“公共监督”范畴。
5月22日,雅安市联合工作组发布公告,“耳环风波”的公共监督已经有了阶段性的结果。公告对于杨某“赈灾款项”相关的信息做出了辟谣,对于其违法违纪行为也承诺会进行严惩。但不少网友依然坚持深挖黄杨钿甜的家族关系网络,执着的舆论,是“仇腐”的具象化表现。
利用此次机会大搞复制品的义乌商家、各个媒体平台的珠宝鉴定师,多方的参与也让这一公共议题的影响不断扩大。电商平台信息显示,零售价为11.52元的同款式仿冒品耳环已经售出1.3万件有余。各个媒体平台的珠宝鉴定师也迅速起号发布相关内容,引得各个品牌、博物馆争相展示晶石的“火彩”。
但是,耳环引发的争议再喧嚣,也会有平息的一天。此次风波揭露的是更值得深思的痛点:当阶层差异逐渐显化,公众会一次比一次“较真”。
编辑 | 邓文静
统筹 | 钱琪瑶
*本文为BOOK方物独家原创内容
未经BOOK方物授权不得转载,欢迎分享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