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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演员黄杨钿甜耳朵上那点疑似价值230万的“星光”，愣是照出了她爹杨伟的“异常”履历，还顺带牵出个“超生”弟弟。5月22日，雅安联合工作组发了通报，说杨伟在职时违规经商、隐瞒生二孩，但跟地震重建项目以及慈善款没关系。

结合此前爆发的董某莹“4+4”事件以及重庆大学14篇SCI事件，公众对于“特权+体制内财富”异常敏感，所以一纸通报没能堵住悠悠众口。网友跟开了挖掘机似的，直接往她家亲戚关系网里钻。本来是对私人消费行为的讨论，愣是变成了全民警惕“权力和财富相勾连”的大场面。

这么生气，是不是在仇富？

事件刚刚爆发时，不少网友认为这类质询是小题大作，毕竟明星作为普遍高收入群体，佩戴一些奢侈品首饰早就见怪不怪，但随着黄杨钿甜的家庭背景被扒出，越来越多不合理的细节呈现在大众面前：

天价耳环被杨伟说是仿品却拿不出购买凭证；辞去公职后疑似短期内购置上亿豪宅；作为公职人员杨伟在职期间注册公司；公司信息被扒出后公司法人火速变更......

大众开始怀疑黄杨钿甜的父母通过不正当手段敛财，给女儿“炫富”提供“底气”。

父母格差： “拼家长”时代的冲击

[日]志水宏吉 著 高璐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1

《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中提到一个家长主义公式“选择＝家庭的财富+父母的期望”，作者志水宏吉认为目前世界正在从精英社会过渡到家长主义社会，子女未来的发展不再由自身的才能决定，转而由父母的财务及其教育愿望决定。家境富裕的家长在为孩子规划人生赛道时，具备普通家庭难以企及的资源优势（如人脉、财力、信息渠道等）。

当下社会，“家长主义”现象在造星领域较为明显：“快男超女”、“我型我秀”等全民短信投票造星节目减少，新造星路径更依赖经济公司练习生体系或艺考渠道，需家庭支撑前期培训、人脉拓展等成本（如签约大公司、就读艺术院校），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有一定困难。对比之前在少林寺当俗家弟子、一步一步跑龙套的农村人王宝强，摆地摊时因外形出众被歌手童安格推荐加入小虎队的吴奇隆等，娱乐圈中的“草根”越来越少。

而此前的“董某莹4+4事件”以及“重庆大学14篇SCI事件”也表明了，不仅限于娱乐圈，在医疗、学术等领域，家庭背景也常成为子女进入“高门槛行业”的隐性资本，便于进行阶层优势传承。

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

[美]马修·杰克逊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7

《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中指出，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成就与幸福取决于其父母和社群奠定的起点。作者在收入、财富和学历等要素上对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进行比较，以此来衡量社会地位的代际粘性。表格显示了子女的最终收入与父母的关联度，纵轴的数据越接近“1”，子女收入与父母的关联度就越高。

《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插图

但与黄杨钿甜相比，同样具有家长主义优势的星二代们，例如黄多多和王诗龄，并没有被当做众矢之的。“华为公主”姚安娜也因为背40万的包上热搜，网友们还会替她解释，“人家家里赚的自己的钱。”这是因为，大众对于其财产和资源的来源有一定的认知。

若“二代们”的财富与资源来自家庭合法积累，公众虽可能对资源不均感到无奈，但更多的情绪是羡慕。若“二代们”的资源明显与家庭（尤其是公职人员）的权力挂钩，或存在违规操作（如腐败、以权谋私），公众的不满便转化为“仇腐”——即对“权力寻租导致资源不正当分配”的愤怒，核心是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而非针对财富本身。

所以，针对热搜词条“天价耳环事件真是公众集体仇富吗”的疑问，有网友解释，“不是仇富，是仇腐。”

仇腐，一款骨子里自带的基因

在《吴敬琏传》中，吴晓波记录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对于“仇腐”和“仇富”的思辨。吴老认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二是结果的不平等。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仇富”指向的是结果的不平等，而“仇腐”指向的是机会的不平等，后者更关注获得财富的途径公平。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 2010-02

这种对机会不平等的敏感，在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中频频显现——

2023年，IP显示为澳大利亚的网友“北极鲶鱼”在社交平台上炫富，自称家中坐有“9位数资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嚣张言论引发网友深扒，最终牵出其祖父钟庚赐借公职之便敛财的事实，后者被开除党籍并没收违纪所得。

无独有偶，此前江西“周公子”在朋友圈晒出喝20万茶叶、戴欧米茄名表的奢靡生活，自称父母为处级干部，最终被江西国控公司通报停职调查。

从私人炫富到公权力监督，这些事件的发酵逻辑如出一辙：网友对“财富来源合法性”进行追问，将私人消费行为放入公共监督之中。

《民法典》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即当公众人物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时，其隐私权范围需让渡于公众知情权。例如，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社会活动等信息，因涉及公权力监督，可成为公众合理关注的对象。

在具体事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常存在模糊地带。“耳环风波”中，若当事人的私人消费行为被质疑与职务行为关联（如是否涉及贪腐），则相关信息可能被纳入“公共监督”范畴。

5月22日，雅安市联合工作组发布公告，“耳环风波”的公共监督已经有了阶段性的结果。公告对于杨某“赈灾款项”相关的信息做出了辟谣，对于其违法违纪行为也承诺会进行严惩。但不少网友依然坚持深挖黄杨钿甜的家族关系网络，执着的舆论，是“仇腐”的具象化表现。

利用此次机会大搞复制品的义乌商家、各个媒体平台的珠宝鉴定师，多方的参与也让这一公共议题的影响不断扩大。电商平台信息显示，零售价为11.52元的同款式仿冒品耳环已经售出1.3万件有余。各个媒体平台的珠宝鉴定师也迅速起号发布相关内容，引得各个品牌、博物馆争相展示晶石的“火彩”。

但是，耳环引发的争议再喧嚣，也会有平息的一天。此次风波揭露的是更值得深思的痛点：当阶层差异逐渐显化，公众会一次比一次“较真”。

编辑 | 邓文静

统筹 | 钱琪瑶

*本文为BOOK方物独家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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