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得到了严惩”

走出法庭，杨妞花被媒体和寻亲家庭团团围住。“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得到了严惩。”她说。杨妞花的人生，从5岁时被改写。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农村的杨妞花5岁来到贵阳，和进城务工的父母一起在租住的房中生活。这一年，早有预谋、租住在隔壁的邻居余华英，以“带着去买织毛衣的签子（即棒针）”为“诱饵”，将杨妞花带上火车，之后辗转被卖到邯郸一个农村家庭。

2021年，杨妞花凭儿时记忆通过网络寻亲找到姐姐。从1995年5月被余华英拐卖算起，杨妞花回家用了26年。可真的回到她出生的贵州省织金县官寨乡，现实让她痛到无法呼吸：被余华英拐走后的三年间，父母因悲伤过度相继离世。

杨妞花在父母的坟前发誓要“讨回公道”，她积极协助警方搜集线索，一趟趟在河北和贵州之间往返，亲手将人贩子余华英送上了法庭。而除了杨妞花，还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被余华英拐卖，这些家庭多年来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煎熬。

2023年9月，因拐卖11名儿童，贵州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死刑。2024年1月，二审时，由于发现其新的犯罪线索，案件被发回重审。10月11日，该案重新开庭审理，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增至17人。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

据了解，1993年起，余华英陆续伙同丈夫王加文或情夫龚显良（已故）拐卖儿童，这些儿童均被从西南地区拐卖至河北邯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余华英的同伙王加文也同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10月25日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王加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与原判决的盗窃罪未执行刑期四年一个月零一天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图源：央视新闻‍

判决都是死刑

余华英案为何还要重审？

余华英多次实施拐卖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原一审已被判死刑，在此情况下，为何还要重审？作为这起案件的被害人之一，杨妞花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表示，一方面，该案件是一起多被害人的案件，在之前的审理过程中，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如果快速处理掉前11个被害人的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甚至执行以后，新增加的6个被害人就无法找到最终承担责任的责任人。另一方面，司法程序的重要价值作用，就是要实现正义，但是正义需要时间。对于刑事案件而言，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

为何余华英能继续提出上诉？

10月25日，重审一审宣判后，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为何余华英能继续提出上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宝莲表示，重审一审宣判后能继续上诉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两审终审制，重审后作出的判决或裁定仍然属于一审判决，并不因重审而变成终审判决。

李宝莲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上诉，若该案件在重审发回之前，原审是第一审的，应按一审程序审理，重审后作出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原审是第二审的，重审发回后应按第二审程序审理，重审作出的判决或裁定不能上诉，但可以依法申诉。

接下来的量刑会如何？

程雷表示，按照现在余华英的上诉情况来看，二审程序的量刑取决于二审法院最后的审理结果。最终的量刑能否有所改变，取决于案件的证据和法官对法律的适用情况。

二审程序结束以后，死刑判决还是不能够马上执行，还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以后，判决才最终会发生法律效力。

图源：央视新闻‍

制止犯罪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将罪犯绳之以法。今天，随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儿童案件力度的持续加大，一大批被拐卖儿童得以与亲生父母团聚，一个个罪恶深重的人贩子落网受审。要在全社会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形成持久震慑力，就必须加大对余华英案等此类恶性案件的惩处力度，对罪犯穷追不舍、除恶务尽，才能以儆效尤，让广大公众在一件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对法律和正义树下敬畏之心，让“天下无拐”早日实现。

来源｜新华社、央视新闻、新闻联播、封面新闻、央广网等‍‍‍

编辑｜宋锐‍‍‍‍‍‍‍‍‍‍‍‍‍‍

主编 | 蒋琳

监审 | 钟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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