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采怡

作为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的案件一直以来备受关注。

二审宣判在即，中新社组成报道团队，全程跟踪报道了此次宣判。

（一）

10月29日下午2点左右，我们到达郭刚堂家中，得知他还在午休，便在客厅稍作等候。

“请问这里是郭刚堂的家吗？”“是的，请进。”等待的间隙，不断有人敲门。不一会儿，小小的客厅里挤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有其他的寻子家长，也有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

“郭老师醒了，哪家媒体先采？”

“中新社，我们第一个到的。”

“好的，控制下时间，最多半小时。”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刚堂，他的面容有些疲惫，讲话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晰，语气格外坚定。

“如果这些年的经历让您用一个词来概括，您会选择哪个词？”

“错位。”郭刚堂说：“因为人贩子偷了我的孩子，整整24年，我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所有人的人生全都‘错位’了。”

他精准而有力的语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词让我大致确定了报道主题，并开始追问更多细节。

“您骑坏了多少辆摩托车？”“没数过，大概有十几辆。”

“24年里，您到底去过多少地方？”“没数过，南到海南，北至漠河，但凡有孩子线索的地方，我全都去过。”

“寻子的过程中，您一共帮助多少家庭找到丢失的孩子？”“没数过，只记得找到了很多孩子，帮助了很多家庭，但都不是我的孩子。”

面对我们一连串的提问，郭刚堂在回答了多次“没数过”之后坦言：“那些都不是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我心里最想要的，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到底在哪里。”

那些被读者“放大”的细节，在他的印象中反而十分模糊，他记忆中的锚点只有一个——找孩子。这个信念支撑了他整整24年。

郭刚堂抬起脸，眼角滑落一滴泪，他用手掌快速擦拭掉，说了句“没事”。

临走前，郭刚堂把他的书《在路上》送给我留作纪念。这本书详细记述他24年的漫漫寻子路，也成为我直播、写稿时的灵感来源。

最终，我的人物专访稿以“错位”一词为主线，刊发《〈失孤〉原型郭刚堂：24年的错位人生》一文。 

回想起两周前，在中新社新入职员工的培训课堂上，经验丰富的老记者还嘱咐我们，灾难报道经常涉及到对受害者及其相关者的采访，如果记者强行提问，让受害者不断回忆自己受到的伤害，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郭刚堂进入法庭后，在等待庭审结果的间隙，我采访了几位举着寻子信息牌的家长。

第一位受访者举着一块巨大的红色寻子信息牌，上面印有两张相似的儿童照片，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您能讲讲孩子被拐的信息吗？”

看到直播镜头，这位母亲情绪激动地讲述着孩子被拐的痛苦：“我的孩子叫张佳元、张开元。我就这两个孩子，都被人贩子拐走了……”

眼看受访者情绪越说越激动，后方编辑在群里紧急提醒：“记者注意，情绪已经有点崩溃，别再问了。”我们接到信号，感谢采访对象后，结束了采访。

紧接着，我们把镜头对准了一位正在冷静分析二审宣判形势的寻子家长。

他戴着一副眼镜，身穿印有“寻儿杜后琪”字样的卫衣，支起手机支架，正在边直播边接受媒体采访。

“这起案件和前几天宣判的余华英案，被告的作案手法非常相似，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我找准时机，递上话筒，受访者接住“话茬”。

“这几起案件确实非常相似，都是人贩子通过同龄的小孩引诱孩子去到某个地方，从而拐走孩子的。”他表示，公安机关有望根据相似作案手法侦破更多拐卖儿童案件，同时，他也对着镜头克制地表达了“寻儿杜后琪”的信息。  

寻子家长的现场采访，梳理案件发展的口播，现场空镜慢直播加上前一天专访视频的双屏直播……不知不觉中，直播已经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但万众期待的“结果”还未出现。

（三）

“出来了，出来了！”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几十名媒体记者和寻子家长乌泱泱一群涌向法庭出口。

与此同时，我的手机里也开始铺天盖地地向我推送消息：10月30日，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在山东聊城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结果出来了，案子终于尘埃落定，但大家的心情似乎并没有轻松起来。

拥挤的人潮里，我被挤到外围，掌镜记者见状“接”过直播任务，一手举机器，一手举话筒，保障直播顺畅进行。我也抓住时机举起相机，踮起脚尖，快速拍摄现场图片并回传。

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住走出法庭的郭刚堂，争先恐后地提问：“二审宣判结果与一审有什么不同？”“您对宣判结果满意吗？”“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面对蜂拥而上的媒体，郭刚堂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不判他死刑，我不接受。”“不会放弃搜集线索，直到人贩子被判死刑。”

正如开庭前一天，郭刚堂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的那句话：“明天宣判，有些事可以画句号了，有些事还需要继续在路上。”

这场“仗”似乎到了尾声，但我清楚地知道，还有无数场“仗”要打。

作为新闻记者，我能做什么？我反复问自己。我想答案应该是：用文字的力量击破重重迷雾，呼唤破晓的光。

郭刚堂在法院门口接受媒体采访。中国新闻社 王采怡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