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诗坛的浩瀚星空中，桐城诗派以其独特的审美范式与诗学主张独树一帜。作为桐城派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诗派继承并发展了“义法”理论，将古文创作的严谨规范融入诗歌领域，推崇雅正、醇和的诗风，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与文学性统一。从方苞、刘大櫆到姚鼐，桐城诗派的代表人物以理论为基石，以创作实践为路径，逐步构建起极具影响力的审美范式，为明清古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义法为基：桐城诗派的理论建构
 
桐城诗派的审美范式，建立在“义法”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方苞提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强调诗歌内容需言之有物，结构布局应条理清晰。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古文创作，也被桐城派诗人延伸至诗歌领域。刘大櫆进一步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层层递进关系，认为诗歌的神韵需通过精妙的音节与字句来呈现。
 
姚鼐集前人之大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将思想深度、学术严谨性与文学美感熔于一炉。在《惜抱轩诗集》中，姚鼐的诗歌创作严格遵循这一理论，如《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既以考据之笔描绘泰山日出的地理背景，又融入义理思考，借自然之景抒发对天地人生的感悟，同时以优美的辞章展现诗歌的艺术魅力，成为桐城诗派理论实践的典范。
 
二、雅正醇和：桐城诗派的审美追求
 
桐城诗派将“雅正”作为核心审美标准，主张诗歌应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摒弃俚俗、艳丽的风格。他们推崇“醇正”的诗风，追求诗歌情感表达的含蓄内敛与意境营造的中正平和。方苞的诗歌多以咏史、述怀为主，如《过商丘》“落日荒台驻马蹄，一城风树乱乌啼”，通过苍凉的意象与沉郁的笔触，表达对历史兴衰的感慨，情感真挚却不张扬，尽显雅正之风。
 
桐城派诗人注重诗歌的道德教化功能，认为诗歌应“文以载道”，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刘大櫆的《樵髯传》以诗歌体传记的形式，歌颂隐士的高洁品格，借人物事迹弘扬传统美德。这种将文学审美与道德教化相结合的创作理念，使桐城诗派的作品既具有艺术感染力，又承载着社会责任。
 
三、宗唐承宋：桐城诗派的师法路径
 
在诗歌取法对象上，桐城诗派主张兼学唐宋之长。他们推崇唐诗的气象雄浑与宋诗的理趣深远，力求在创作中融合二者精髓。姚鼐在《今体诗钞序目》中，对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唐宋诗人的作品均有细致评点，汲取各大家的创作之长。其诗歌《金陵晓发》“湖海茫茫晓未分，风烟漠漠棹还闻”，既有唐诗的壮阔意境，又蕴含宋诗的细腻理思，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桐城派诗人在师法古人的同时，也注重创新。他们反对盲目模仿，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个人特色。如姚莹作为桐城派后期代表，其诗歌《塞外书感》“黄沙白草路漫漫，匹马东归万里寒”，在借鉴唐宋边塞诗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个人塞外生活的真实体验，赋予诗歌新的内涵与生命力。
 
四、文人群体：桐城诗派的传承与影响
 
桐城诗派的发展离不开其庞大的文人群体。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核心，桐城派吸引了众多文人追随，形成了严密的传承体系。他们通过讲学、书信往来、诗文唱和等方式，传播桐城派的诗学主张。姚鼐主讲钟山、梅花等书院期间，培养了众多弟子，如管同、梅曾亮等，这些弟子继承并发展了桐城诗派的理论与创作风格，使桐城诗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桐城诗派的审美范式对明清诗坛乃至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强调的“义法”理论与雅正诗风，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规范与标准；兼学唐宋的取法路径，拓宽了诗歌创作的视野。在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桐城诗派的一些理念仍为文人所借鉴，成为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重要桥梁。
 
桐城诗派在明清古诗发展历程中，以“义法”为理论根基，以“雅正”为审美追求，通过宗唐承宋的师法路径与文人群体的传承发展，构建起独特的审美范式。他们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探索，不仅丰富了古典诗歌的内涵，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