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探索 | 与黄河相关的典籍文献分期论述（下）

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东京留守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的西边人为决堤，致使黄河东流，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经鲁西南的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流入泗水，由泗入淮。此后的40 余年，黄河河势极不稳定，“或决或塞，迁徙无定”（《金史·河渠志》）。到了元代，黄河决溢十分频繁。从元至元九年（1272 年）河决新乡算起，到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的90 多年间，决溢六七十次，决口地点达二三百处。随着决溢次数增多，治河工程随即增加，治黄专著也日渐丰富。除前文提到的《重订河防通议》外，潘昂霄的《河源记》、王喜的《治河图略》、欧阳玄的《河防记》等都是重要著作。其中，王喜的《治河图略》以图为经，以文为纬，探讨了黄河河道变迁的原因，提出了疏治黄河的方略，对元代治河影响较大。贾鲁的疏塞并举之法或源自王喜之说，也为后世黄河变迁和治理方略的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

明清时期，由于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加剧，灾害大大超过前代，河道变迁十分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明代276 年间，黄河决口、改道450余次，平均7个月1次，其中大改道有7次。从清初到黄河铜瓦厢改道的200 年间，黄河决口、改道竟多达360 余次，平均半年1 次。黄河的决、溢、徙频次都超过了前代历史纪录。因此，从朝廷大员到平民百姓，对黄河河患的防治都给予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大量有关治河的著述，编撰形式灵活，记载内容丰富，治河理论务实，从而使黄河治理的技术总结和理论升华达到历史时期的巅峰。

元末长期战乱，导致黄淮流域经济社会残破。明初由于人力、财力拮据，明洪武年间未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治理。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由于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明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须借助运河输往北京，因此保证运河畅通便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黄河治理则成为附属之物。既要防止黄河冲毁和淤塞运河，又希望挟带泥沙的黄河补充运河之水，还要保证凤阳皇陵和泗州祖陵免遭威胁，因此明代黄河治理这一课题难度极大。万历年间，支大纶曾感慨河之难治：“其在今日，则资其利而又畏其害，利不可弃则害不可蠲也，其难则十百于汉矣。河自汴而合淮，故决在汴。汴幸无决，而东危汶、泗，北危清、济，间又决而危丰、沛矣。即幸旦夕无恙，而又虞其绝北而厄吾漕。幸漕利矣，而合淮会泗，激而横溢淮、凤、泗以侵祖陵。纵之则陵危，决之而运道危。愈积愈高，则徐、邳之生民危。顾不甚难哉!”（《支华平先生集》卷22《分黄道淮议》）由于治河、治运、治淮和护陵交织一起，错综复杂，明王朝在治河方面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此背景下，出现大量的治河著述则在情理之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黄克缵的《古今疏治黄河全书》、车玺的《治河总考》、吴山的《治河通考》、刘天和的《问水集》、万恭的《治水筌蹄》、潘季驯的《河防一览》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全书共14 卷，约28 万字，是潘季驯多年治河经验和理论总结。该书系统阐述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理念，并提出了一整套加强堤防修护的制度和措施，对后世影响巨大。

清朝建立后，仍定都北京，每年所需漕粮仰给江南，因此治河和保运扭结的问题依然存在。明末清初战乱不断，朝廷无暇顾及黄河治理和河防事务，黄河决溢频繁，仅康熙朝前16 年间决口竟达67 次，黄、淮交敝，漕运梗阻。清康熙十六年（1677 年），靳辅出任河道总督。其上任之初，即连上8道奏疏，史称“治河八疏”。经过数年治理，黄、淮故道次第修复，漕运大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圣祖南巡查勘河工时，称赞靳辅治河功绩，并面谕他“俟河道告成之日，纂述治河书，以垂永久”。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靳辅完成《治河奏绩书》进献。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山东巡抚崔应阶将靳书增删改订，称作《靳文襄公治河方略》，共10 卷，约12 万字。除靳辅原著及崔应阶增补各图外，还附载了张霭生追述的、与靳辅密切合作的治河专家陈潢的《河防述言》和《河防摘要》。靳书着重阐述了清前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决口泛滥和治理经过，对黄、淮、运干支水系、泉源和湖泊做了翔实考证，对修坝、抢险、镶埽、堵塞支河等做了具体介绍，并对历代治河“名论”加以评述，是继《河防一览》后的又一部重要治河著作，对清代的治河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俞调元曾评价道：“凡防守之要、修筑之法、古人之成见，悉具于此。自明潘司空《河防一览》外，未有能逮者也。”除《治河方略》外，朱之锡的《河防疏略》、张鹏翮的《治河全书》、嵇曾筠的《防河奏议》、张希良的《河防志》、白钟山的《豫东宣防录》、陈法的《河干问答》等，均是重要的治河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