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诗坛，考据之风与性情主张的激烈碰撞，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一方面，乾嘉学派的兴起推动诗歌创作与研究走向学术化，诗人与学者身份的重叠使考据方法渗透到诗学领域；另一方面，以袁枚“性灵说”为代表的性情派高举情感旗帜，强调诗歌应回归个人真实体验。这场持续数百年的争论，不仅深刻影响了明清诗歌的创作风格，更引发了古典诗学的重大革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张力的文化现象。
 
一、学术化转向：考据之风对诗坛的渗透
 
明清诗坛的学术化转向，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高压政策，文人转向故纸堆寻求安身立命之所，考据学由此兴盛。乾嘉学派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古籍进行校勘、训诂和考证，这种风气逐渐蔓延至诗坛。学者型诗人如王念孙、段玉裁，将考据方法引入诗歌创作与研究，主张诗歌应“无一字无来历”。他们在作品中频繁引用典故，对字词的出处、音韵的规范进行细致考究，甚至以考据文章的逻辑构建诗歌结构。
 
朱彝尊编纂《明诗综》时，通过大量文献考证梳理明代诗歌发展脉络，其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以学为诗”的特点，如《鸳鸯湖棹歌》在描绘江南风物时，融入大量地方史志考据，使诗歌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这种学术化转向，虽增强了诗歌的文化厚重感，但也导致部分作品沦为堆砌典故的“学问诗”，削弱了诗歌的抒情性与感染力。
 
二、性情派的抗争：对诗歌本真的坚守
 
面对诗坛日益严重的学术化倾向，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情派诗人发起激烈抗争。袁枚提出“性灵说”，主张“诗者，人之性情也”，强调诗歌应摆脱考据与格律的束缚，真实反映个人的情感、个性与生活体验。他在《遣兴》中写道：“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以生动比喻阐述诗歌创作应注重自然流露，而非刻意雕琢。
 
赵翼的《论诗五首》更以“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为宣言，批判盲目崇古与考据僵化，倡导诗歌创新。此外，黄景仁的“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以细腻笔触捕捉市井生活中的孤独瞬间，将个人情感置于诗歌核心；郑板桥的《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以竹喻民，将个人关怀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均是性情派诗歌的典型代表。
 
三、争论中的诗学革新：传统诗学的突破与重构
 
考据与性情之争，促使明清诗坛在碰撞中实现诗学革新。一方面，考据学为诗歌研究注入科学精神，推动了诗学理论的系统化与精细化。沈德潜的“格调说”虽强调诗歌应遵循传统格律，但也借鉴考据方法，通过梳理历代诗歌体例，建立起诗歌创作的规范体系；翁方纲的“肌理说”更将考据学中的“肌理”概念引入诗学，主张诗歌应兼具义理与文理，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另一方面，性情派的抗争则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使日常生活、个人情感成为重要题材。袁枚的《所见》以简洁白描勾勒牧童捕蝉的童趣，打破传统诗歌“雅正”的审美局限；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爱情抒怀，以直白语言直击人心，展现出性情诗歌的独特魅力。这场争论还催生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新的创作手法，推动古典诗歌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四、余韵与启示：诗学观念的现代回响
 
明清时期考据与性情之争的余韵，至今仍影响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考据学强调的严谨治学态度，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借鉴；而性情派倡导的“真情实感”，则与当代文学追求个性表达的理念不谋而合。这场争论揭示了文学创作中理性与感性、传承与创新的永恒矛盾，也提醒后世：优秀的诗歌既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也离不开鲜活的情感内核。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重新审视这场诗坛论争，有助于我们在传统与现代、学术与艺术之间找到平衡，为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明清诗坛的考据与性情之争，不仅是一段文学历史的精彩注脚，更是一座照亮未来文学道路的精神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