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那天，妹妹兴芳在家人微信群发一张母亲在省农科院园艺分院花圃中的彩照，母亲穿着红花的半袖衣衫，带一顶白色软帽，肩斜挎着一个小包，人在花丛中，笑容灿烂。这是她老人家留下的为数极少的珍贵照片。母亲是2012年腊月过小年离世的，已经13年了，仿佛母亲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有9口人。祖父母、父母加上我们5个孩子。我爷爷是农村老派人，是家里掌柜的。对后辈管得严，家里人多事多，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把女人当男人用，把孩子当大人使，用母亲的话说，"不把老娘们当人"。母亲曾多次跟我们几个孩子抱怨说，她年青时得过一次严重的肺结核，老百姓叫"痨病"。那时人懂得病不多，有病不看大夫，苦熬硬挺着。眼见母亲病情加重，咳嗽不停，都咳血了，瘦得皮包骨头，大姨听信儿后把我母亲接过去住了几个月，请中医治疗好了。
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懂事，亲身感受到母亲的辛劳。我们家是个超大家庭，5个孩子，加上爷爷奶奶9口人。当时口粮不多，父母领着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一起去弄"小开荒"，手上都磨出了血泡，种些土豆、豆角、茄子、黄瓜和角瓜，自给自足。秋天收获季节就更忙更累了，肩挑人扛，从山坡上倒腾到家。
我们家条件一般，还要为爷爷开"小灶"、吃"小锅"。其实就是吃个饺子，或烙个饼，擀个面条、疙瘩汤等，那时大米白面很少，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几顿细粮。家里只有爸爸和2个孩子吃商品粮，每月几斤大米白面，都特供给爷爷吃。爷爷常吃饺子，不管母亲干活多累，到家哪怕是半夜了，母亲也得马上剁陷和面，稍慢一点，爷爷就会发脾气甚至大发雷霆。母亲大气儿不敢出，再累也得干。父亲对母亲倒是很好，俩人很少吵架。爷爷去世后，令我们无法想到的是一年后，正值壮年的父亲身患原发性肝癌突然离世，这是无法想象无法预料的。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顿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当时母亲43岁，领5个孩子过日子。她没有工作，我退伍刚刚回来，在林场当工人，每月36元工资，其他兄妹都在读书，全靠国家每人每月18元的抚恤金生活。我们哭干了眼泪，日子还得过下去。
时光荏苒，岁月无痕。我们兄妹在母亲日渐变老的白发中逐渐长大，相继结婚成了自己的小家。我到县城工作后想接母亲过来住，但她不愿意去。母亲在老家住惯了，老了也闲不住，帮子女看孩子，农忙时帮着做饭看家。我搬到省城时母亲快70岁了，多次接母亲来住，当时住的顶楼，有8层，还没有电梯，母亲上下楼很费劲儿。白天不愿出去转悠，谁也不认识，没人陪她聊天，经常倒头大睡。实在不愿意在城里住。后来二妹兴芳把母亲接到她家去。兴芳和妹夫志明对母亲十分孝顺，母亲自已有个房间，兴芳找几个老太太和母亲一块打麻将，跳广场舞，吃住玩都合母亲的心意，母亲在兴芳家就长期住了下来。原以为母亲身体不错，兴芳每年都给她体检，都还正常。我只是担心她心脏，每每送药并叮嘱多加注意。兴芳平时总说母亲身体挺好。我打算等自已退休，领母亲天南地北去转转，可人生无常，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好在母亲尚在健康之时，她在兴芳家享受了幸福的时光，兴芳和志明领母亲去过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坐飞机、轮船，去过广州和桂林，还到过一些大城市，游历名胜古迹。这些本是我一个长子应该做的。我发自肺腑的感谢兴芳、志明，使我减轻了一些人生的遗憾。
母亲的童年和少年是不幸的，中年吃尽了苦，到了晚年好日子才刚开头，省里为母亲这一代老人办成了"五、七工"，享受职工退休待遇，看病有城镇职工医疗。几个孩子家全都住上了楼房，生活条件都改善了。我和兴芳家都搬到有电梯的房子，可是母亲却没等到这一天。原来母亲患的是一种叫脑胶质瘤的恶性肿瘤，半身不好使，由于神经压迫，不能说话，母亲不识字，看她欲言又止，喃喃自语，甚至哇哇大叫的痛苦情形，儿女们心如刀绞。开始我们以为母亲是脑梗和脑血栓，在大庆治了半月未见好转。大夫是有经验的，她说老太太不像脑血栓。转龙南医院找到二妹夫的同学，一位全省有名的专家，做了加强CT，结果是脑胶质瘤，几乎无法治癒。全家人研究，反复征求专家意见，如果作开颅手术，病灶就会像割菲菜一样再长出来，建议保守治疗。大家都同意，需我拍板。权衡比较利弊，无奈同意了。我也常常对此追悔反思，总是在扪心拷问自己，如果冒险为母亲做开颅手术会怎样呢？完全治好是不可能的，但母亲的生命也许会再延长一些时日？可是要做开颅手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苦痛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极有可能白挨刀，我们陷入无限的纠结痛苦中。
母亲已离开我们十三年，所谓"后悔药"是没有的。我仍常常会为此感到愧疚，难以自抑，灵魂深处感到痛楚和不安，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