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降，《诗序》的时代与作者问题便聚讼纷纭，大致分为五类：春秋晚期孔子作、战国初期子夏作、西汉毛公作、东汉卫宏作、非一时一人之作。学术界一般认为，《诗序》非一时一人之作。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材料，兹对此再略作新探。

《诗序》产生于孔子之前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以及《芮良夫毖》都保存类似《毛诗序》的“序”文，这些“序”应是先秦古“诗序”的遗存，可以分为“大序”和“小序”。《耆夜》开篇有“序”云：“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这段序言虽与《毛诗大序》的阐释角度有所差异，但其总括诗歌创作目的和背景的风格，与《毛诗大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应属于先秦诗之“大序”的遗存。

《耆夜》不仅保存了先秦诗之“大序”，还保存了“小序”。如“王舍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诗前“小序”既交代了诗歌作者，还说明了诗歌的性质及创作动因。《毛诗小序》书写体例与此相近，如《鸱鸮序》云：“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可见，《耆夜》的诗前“小序”与《毛诗小序》在书写体例上一脉相承。

清华简《芮良夫毖》开篇之“序”，亦可分为“大序”“小序”，其风格亦类似于《毛诗序》。“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卹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尽管《芮良夫毖》的“大序”仅是对一首诗创作背景的概括，而非似《毛诗大序》对“诗三百”篇的概述，但它是单篇流传，流传时代应在“诗三百”还未完成结集之前，作序者只能为单篇中所含的一首或几首诗作总序而概括全篇。可以说，《芮良夫毖》开篇之言“周邦至不宁”与《毛诗大序》相似，都起到了总括的作用，都属于“大序”；而“芮良夫乃作毖再终”一语，应为“小序”。

此外，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所载周公与成王之诗的篇首亦各有类似“小序”之语，标示了诗篇的作者、性质及创作动因。

清华简“诗”类文献所见诗前之“序”，皆是先秦古“诗序”的遗存。这些文献中，《芮良夫毖》所载之事的时间最晚，属于西周晚期。而《耆夜》所载之事的时间最早，属于西周初年。因而，要考察《诗序》的最早渊源，应先考订《耆夜》的成书年代。

关于《耆夜》的成书年代，有学者认为其史料应有较早来源，但简文已非周初文献的原貌，而是经过了后世学者的重新整理或改写，《耆夜》文本可能经历了数个阶段的演变。《耆夜》在文本结构、句式、语词等方面与西周中晚期的文献存在许多共通之处，有学者据此推断《耆夜》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如若此说不诬，据《耆夜》的成书时代而言，《诗序》的最早年代可追溯至西周中晚期。质言之，《耆夜》中的“序”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序》雏形，其产生时代应当在孔子之前。

《诗序》为西周国史初创

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明代郝敬在《毛诗原解》中说：“古人有诗即有题，或国史标注，或掌故记识，曾经圣人删正，决非苟作。”《毛诗大序》亦有阐发，所谓“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盖皆隐喻与“国史标注”有关。清华简《耆夜》《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上博简《孔子诗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郝氏之说。

从清华简“诗”类文献所见“序”来看，这些序文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叙述历史背景、记录作者作年，这种书写体例应是国史所为。此外，《耆夜》载饮至礼现场有史官“作策逸”，而《耆夜》很可能就是“作策逸”记录的。这些都说明《耆夜》所见“诗序”应是国史所标注。《周公之琴舞》的应用场合应是嗣王大典，极可能是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典，在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大都是史官在现场记录，所录之史料便包含典礼祭祀之诗，而诗前之“序”自然也是国史所作。《芮良夫毖》的书写体例与《周书》中的诸多篇章相似，学者或认为《芮良夫毖》属于《尚书》类文献。实际上，《芮良夫毖》兼具“诗”类和“书”类文献的双重特征，既属于“诗”也蕴含“史”，是“诗史合流”的文本，应当出自国史之手。依此而论，《芮良夫毖》篇首的“序”也应出自国史。清华简“诗”类文献所见“诗序”在较大程度上彰显了“国史标注”的可信性。

上博简《孔子诗论》表明，孔子对国史所作《诗序》作了“删正”。无论《孔子诗论》的作者是孔子还是子夏，其内容都与孔子密切关联。在《孔子诗论》中，总共出现了六次“孔子曰”，“孔子曰”之后的话语都是孔子论诗的原话。《孔子诗论》的作者引用孔子原话，作为其说《诗》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孔子的话语明显与《毛诗序》同出一源，这说明孔子对《诗序》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其实，《孔子诗论》亦应当有其渊源和祖本，这便是西周国史所“标注”之序。

孔子并非拘泥于国史“标注”之序。譬如，《耆夜》与《孔子诗论》都遗存了《蟋蟀》诗的“小序”。《耆夜》载：“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孔子诗论》载：“孔子曰：《蟋蟀》知难。”从两者的阐释角度来看，很难发现其承继关系。实际上，这正是孔子“删正”的结果。“知难”的背景是“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不难想象，“征伐耆”应是十分艰难的，《蟋蟀》的主旨告诫人们“知难”，而国史标注的创作背景以及周公作诗的目的也正暗含了“知难”之义。但孔子略过了《蟋蟀》的创作背景及作者，开宗明义直言主旨——“知难”，这说明孔子不仅对国史标注之“序”作了“删正”，而且对其作了“创造性转化”。

清华简“诗”类文献所见“诗序”，很可能是学术史上所说的“国史标注”之《诗序》，是目前所见《毛诗序》的最早祖本，其基本书写原则大多为《孔子诗论》所赓续。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诗论》的基本阐释取向大多被《毛诗序》所绍续。但事实上，《孔子诗论》并不见“美”“刺”之说， 这表明《毛诗序》在承续前贤理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造。

《诗序》诚非一时一人所作，最初应是西周国史所创，其形式便是“国史标注”，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国史对《诗序》的初创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春秋晚期，孔子在“国史标注”的基础上对《诗序》作了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儒家对《诗序》书写的基本原则；迨至西汉时期，毛亨、毛苌进一步对《诗序》作了改造与加工。

（作者系鲁东大学人文学院东北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