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1885—1957年），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牧师。1932—1936年在齐鲁大学担任考古学教授，1936—1943年担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明义士一生钟爱中国的出土文物，在陶器、玉器、青铜器和甲骨收藏方面颇有成就，堪称西方甲骨收藏第一人，据说他曾经收藏有5万余片甲骨。明义士在57岁时以《商戈》为题申请到了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他在青铜器收藏和研究方面的成就。当然，在这些成就中，他在推动中西文明交流，尤其是将中国甲骨学传入西方方面贡献最大。明义士的甲骨学著述极为丰富，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至少有20种，其中已经出版的至少有13种。明义士的甲骨学著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著录前贤甲骨藏品。1935年，明义士完成《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后以单行本形式由国学研究所出版，同年又发表于《齐鲁大学季刊》第6期和第7期（一说该书完成于1934年。但笔者根据书中序言和出版时间，判定为完成于1935年）。当年春天，明义士在齐鲁大学考文楼完成了该书的序言。在序言里，明义士陈述了自己对这批甲骨的保存和墨拓等情形，也说明了柏根所藏甲骨的原委。
柏根，美国人，1883年来华，1904年任潍县广文学校校长。1904—1908年间，他与库寿龄、方法敛等在潍县收购甲骨。明义士著录的柏根氏藏品，后来收藏在济南南关广智院。1933年，明义士前往广智院参观时，见到细小的红蜘蛛蛀蚀了粘附甲骨的面糊（原先甲骨以面糊粘附于涂墨的厚纸上）。因担心蜘蛛会危及甲骨，在征得同意后，明义士进行了一系列处理：先是取下甲骨片，将其浸入西洋白漆皮（bleached shellac，漂白虫胶）中，随后“片之折者重为整理接合，并携往北平，觅工拓墨，稍加类次，惟诸片磁面，不无损毁，致令拓本不甚晰。乃就拓本之后，附以摹写，并为释文一卷于后”。由此可见，明义士所做的是除虫、缀合、墨拓、摹写、释读等工作，这对于柏根的甲骨无疑有再造之功。
明义士对于柏根氏甲骨文字的考释有颇多创获。明义士认为，卜辞自下而上为序是一个通例，尤其是无甲子的契辞必然遵守。《周易》的体例有可能源自商代卜辞，而不一定形成于周代。并且他还对“卜”字的来源、观兆的方法做了推测：甲取龟腹甲，骨用兽肩胛骨。卜前，先于甲骨背面契做椭圆小穴，其穴外博内狭，狭处成一直线，近磁面几不容发。临卜之时，以火灼于穴旁，因灼，磁面乃现纵横圻文之兆，古人所谓灼龟观兆即其事。而烧灼之后的裂纹像“卜”，此乃“卜”字的由来。明义士对于卜辞的考释，大多数结论是正确的，但他把宾、壳、争等贞人名认为是非人名，“乃表示龟卜一部分事类之专门名词”。又把“帚姘”之“帚”释为“归”，不够妥当。
明义士在著录此前甲骨学者收藏的同时，也对国内外甲骨收藏的情况予以梳理，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识为后人了解甲骨的流布提供了线索。他在《甲骨研究》中搜集整理了1899年甲骨之发现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近三十年间甲骨的出土与收藏者的记述，这部作品在董作宾、胡厚宣于1937年编著《甲骨年表》时多有引用。
擅长甲骨辨伪与缀合。在潍县古董商的推动下，甲骨由最初一斤几钱的价格迅速飙升到一个字2.5两白银，以致无良的古董商频频出售假货。明义士在甲骨购藏的过程中就曾多次受骗，但也因此增加了不少见识，通过悉心考究，最终成为甲骨辨伪的高手。据他自己说，他见过当时甲骨作伪高手蓝保光的伪刻成百上千件。因此，即便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辞》一书收录的2369片甲骨中只有1片赝品，也被他辨别出来了。所以，明义士被人称赞道：“他眼光的敏锐，是难于比拟的。”
明义士在《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中就提到“片之折者重为整理接合”，估计在他摹写、墨拓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缀合整理等工作。明义士最让人称道的缀合工作是“大邑商”的合璧工作。他将散见于罗振玉、金璋、林泰辅等著录文献中的六块甲骨缀合为一块大的甲骨，这不能不让人赞叹明义士高超的缀合技术背后的深厚学养。
以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甲骨。明义士在《殷墟卜辞后编》序言中指出，1924年安阳小屯人发现的一坑甲骨，卜辞内容主要是关乎畋猎、游行以及祭祀之事。而关乎祭祀的一部分，按照时代的先后，又区分为甲屉和丙屉。其中甲屉和丙屉按时代先后，又各分为七。甲屉五“字形为大”，“予曾以长时间，疑此大字诸兽骨，或属于盘庚、小辛及小乙之时代”；而甲屉六，“与甲屉五同时，并不在祖庚时代以前，且无祖甲时王宾字体之特点。其字形大而粗草”。丙屉二，“祖甲称武丁为父丁，孝己为兄己，祖庚为兄庚。此时代之字体，变为小而细整，尤以王宾等字，特用一种横笔”。可以说，这里明义士就是采用“字形”和“书体”的办法来为甲骨进行断代的。这属于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根据李学勤考证，这篇序言作于1928年。国内最早提出以“字形”和“字体”作为断代的标准，始于董作宾，提出时间是1933年。明义士比中国学者早5年注意到字体大小和字形变化在甲骨断代中的某些提示作用，并将其运用于甲骨释读的实践中，令人钦佩。
大胆质疑，屡有创见。罗振玉与王国维一直认为，商代的王“羊甲”即《史记·殷本纪》中的“阳甲”。而明义士通过对比甲骨卜辞与《史记》，对罗、王的观点提出质疑，他根据甲骨文例，指出名甲商王的次序是自下而上，因此“羊甲”实际上是“沃甲”，解决了《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遗留问题。这一进展的取得与明义士熟悉甲骨文例有关，更与他懂得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对关系很大。
通过不同文献的比对，明义士还对甲骨卜辞中的“人方”所指的地望做出了判断。他通过将《左传·僖公十五年》中的“己卯晦震夷伯之庙”与头骨刻辞“……且乙伐……人方白（伯）……”进行比对，发现“人方”应该是在今山东境内。后来这个问题一直被学界争论，有的主张范围或许大于山东，且有可能范围不断变化。此外，明义士认为，《周易》体例与商代卜辞类似，都是六段，而且都是由下而上，由此推测周易爻辞就是由商代卜辞衍变而来。这种大胆的观点受到学界的好评，被认为“实具卓见”。我们认为，明义士上述成就的取得，在于他重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与他接触的中国学者采用的二重证据法对他的影响有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域外汉字教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3BYY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