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孙阳《生活隐瞒了什么》

刘 浩

（西北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陕西籍作家孙阳出生于1991年，这一年陕西文坛有两件绕不开的大事，一是曾创作出“英雄史诗”《保卫延安》的韩城作家杜鹏程溘然逝世；另一件事是路遥《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仿佛在历史的图景上缀成了一则无声的寓言，从十七年来赓续的陕派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期焕发了强劲的生命力，两代作家就这样完成了历史的接力。新一代的作家曾掀起陕军东征的浪潮，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文坛。

厚植于前辈所开拓的文化疆域和创作经验的土壤中，一代新的文学火种已润物无声地萌发，弋舟、范墩子、王洁、宋鸿雁等都有了不菲的成绩，而青年作家孙阳最新的长篇小说《生活隐瞒了什么》也在这片异彩纷呈中再添一抹光彩。迄今为止，孙阳的小说创作历程并不漫长，作品数量还不尽丰富，孙阳的短篇小说、散文散见于《延河》《美文》等期刊，在不多的短篇小说中已显示出他的创作才华，如《金牌设计师》《星期六改变命运》《翡翠手镯》已显现出完整的叙事能力、深度的哲思和对复杂人性的展现。散文创作相比更加丰富，从散文的创作中已窥见作家收放自如的语言功底和清新优美的文辞。

一、流淌的弦音：叙述主体的多维

在刚刚发生疫情不久后，小说中已逾三十的“我”试图放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角色，在与“深渊”的对视中重新回归生命的起点，小说的开头即从“我”奇异的出生场景中开始写起，回顾和重新思考了“我”的成长经历，以及益庄里各类人的生死沉浮，在跨越三代人不同的命运书写中，孙阳在跨世纪的历史浅滩处发掘了乡土世界蕴含的根性特征和一代人的精神困境。

梦的自觉是“我”回忆时的重要线索，梦还是“我”回看过去时的一种保护机制，旧有痛苦与当下经验在这种机制中甚至出现了认知障碍，使得我有时候会怀疑一些人事的存在：李美芝究竟存在过没有？母亲讲述父亲的故事似真似假；“我”不分不清祖母无数离奇的故事和梦境；弟弟赵家琦的死亡在回忆中幻化为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他拽进去……“我”的梦境与现实彼此交融，历史的碎片不断在闪现的记忆中重组，在“我”的意识中，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了，魂灵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肆意流淌和跳跃的，仿佛置身于白日梦中，“我”的声音和话语是复调的，借书中“我”对祖母讲故事的思考——不是祖母在讲故事，而是故事在复述本身。“我”之外的这代人也在借“我”之躯壳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和命运，也就是孙阳在创作谈中提到的“我常在他们中间看到我自己，似乎他们是我的多个分身，而我是他们统一的个体”。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我”不仅是个体的我，更是一代人的成长话语和青春姿态，它融入了孙阳更高层次的思考。孙阳提到自己在创作中着力处理地是“语言、人物和结构”的关系，他在小说中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对“我”之言说做了相当精妙地处理，使童心观察、记忆回溯和理性审视达到了一种平衡，无论在结构还是内容都做到了自然而妥帖。作者特有的叙事才华，能驾驭住对故事节奏的把控，并达到超乎其年龄的纯熟度。

那个神奇的、抽象的、不确定的、若隐若现却不知从何处幻化出来的“他”从出生起如梦魇一般紧紧地缠绕在“我”的身边，每当厄运降临，“我”便感知到了“他”的存在。“我”生来“六指三眼”的异相被益庄人视为一种不吉的征兆，被看作一个坏种。“我”的弟弟失足跌入矿洞、“我”父亲的发疯和死亡都被视为因“我”而起，遂遭益庄人的厌恶，甚至还有来自父母的鄙弃。只有“我”的好伙伴石未树、瓜燕儿真心陪伴，共同成长。“我”的祖母总是在“我”受挫时抚慰着幼小的心灵，并向“我”讲述民间的奇闻异录，也起到了对童年的“我”于世界认知的最初启蒙，也造就了“我”观察世界的奇特视角。

孩童的视角恰好为这一切美妙的想象赋予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历史书写不再是简单的事实堆砌。“我”的幻觉、梦境、似是而非的记忆已然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更不必谈“我”与益庄的隔阂，在城里上学时和同学的疏离，走入婚姻殿堂时与教授家庭的种种隔膜，在进入工作后发现人际关系的复杂。“我”永远游离在中心之外，是边缘者——但也跨越了以下的文学谱系，从跨世纪的多余人（奥涅金）、工业时代的异化者（格里高利）、精神世界的边缘人（莫尔索）、近代中国的零余者（郁达夫笔下的W君、Y君）、伦理世界的城外人（方鸿渐）、民族史志中的消亡者（阿来笔下土司的傻儿子）——来到了当下。一定程度上，当下生活的复杂经验、身份指认和自我确证的困境是空前的，导致小说中的“我”在最后“放弃了一切角色，无论是在群聊中还是在世界里”。“我”放逐了在现实世界的可能性。

小说的重点是当边缘人走向中心后，如何为现在讲述过去的经验？青年虽然被视为未来的希望，但青春与朝气也会看作是一种不成熟的体现，因而青年一代在时代和社会中并不占据主导的位置，同样还是公共层面的边缘人。而三十岁恰好是一个由青年走向中年的阶段，正是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渡段和转型期，古人云：三十而立。从青年到中年最大的变化是伦理责任的复归，中年不复青年的那种轻装上阵，所面对的、顾虑的、思考的更多了，更为直接的问题是如何对下一代青年进行教育？是根据自身的真实体验尽情鼓励个性探索，还是加入伦理劝诫与规训导向？这在小说中也体现为“我”和叔父赵顾晚的女儿小彤之间的隔膜，和我对她的无力感。小说中的“我”难能可贵的保留了曾被边缘化的记忆和想象，更令人感动地是还发掘了同“我”一样被边缘化和压抑的那些弱势群体的历史记忆：“我”的祖母、李兰芝、小蒿草的娘、王九斤、石未东等等……在打开旧的记忆时，不可避免地会走入灵魂的困境，这也导致了这代人面对生活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并非是无法介入生活和处理工作，而是已有的精神经验无法接轨现实生活，面对这样的难题，孙阳并没有指出一个正面的答案，但在小说结尾处提供了一种面对困境的态度：“做一个勇敢的人”——用勇气来面对人生。结尾“我”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去聆听“她与儿子”的私语，去做一个“旷日持久的梦”并非是同小说开头的简单呼应，是“我”乃至这代人要对历史进行回溯和赋形，从而达到作家弋舟所评论到的“于无地彷徨中能望向光，能身在现代之中从现代性之善”。为生活寓意，寻找厚土大地之上生之为生的元意义，灵魂的袒露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本质上，这不仅仅是孙阳这代人要面对的问题，是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死亡的诗学：草根哲学的突围

孙阳笔下的益庄世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乡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以及当代作家中韩少功的“鸡头寨”、王安忆的“小鲍庄”、毕飞宇的“王家庄”和苏童的“枫杨树故乡”，这种具有原生态感和批判尺度的现代乡土叙事源于鲁迅的“鲁镇”。不同于诗意乡土的想象与建构，作家笔下往往是劣根、愚昧、滞后、麻木、笨重、迷信的底层集体无意识世界。如果把益庄视为庄里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那舞台上的关键词就是“热闹”。这种热闹，并不是特指有喜庆或者关涉全庄人共同利益的大事带来的正向意义的场景。恰相反，每次能引发集体热闹的事件一定是指向第三者的不幸、闲言碎语、流言蜚语，这些事件的指涉是非自我的，怀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集合的人们充斥的是一种看客心态，他人的不幸在益庄的舞台上被戏剧化了，一切不关己的事件在狂欢化的过程中加码塑形，成为供消遣的谈资。从神秘白衣女子的死亡、王九斤遭刀伤后裸身趴地、刮彩票成风、赵顾早死于火灾、玉梅被骡子踩后丈夫王八斤呼救无人理睬、秦家三儿子因推诿照顾致使母亲死于雪天……围观者们标志动作和神情是——“指指点点，嬉笑玩闹地猜测和点评”；标志的话语是——“真他娘的热闹啊”，唯一区别在于“事件不同，热闹对象自然不同”。对热闹的追逐还催生了益庄的一种特殊“职业”——“演说家”，专在广场上添油加醋地将或捕风捉影或确有其事的谈资笑料完整而前因后果式地讲述出来，吕万才即这样的一位演说家，通过对王八斤兄弟俩隐秘往事的演说，在益庄占据了一段时日的风云人物，并据此招收不少徒弟，专授这种“讲述热闹”的本事，他们日复一日要做的即是“将益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热闹’再加工，重新以一种新的样貌问世”。吕万才的优异的演说能力，使得他代替故事本身成为了“热闹”的主角，但同质为热闹后，一旦被新的热闹占据，吕万才也会被看客迅速遗忘和抛弃，吕万才正是在落入被遗忘的孤独落寞之际时选择自尽，以期来倔强地对抗冷漠的世俗，讽刺的是，他的死也迅速成为了新的热闹。

如果止于此，这种批判的尺度还不足以支撑小说达到的深度，孙阳的思考也并未止于单向的批判，“益庄”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还掺杂着丰富的民间立场和精神寄寓。

离开益庄是几代人心有戚戚焉的切肤之痛，从“我”祖母春秀这代开始，其未婚夫撂下婚约独自离开益庄，多年以后成为大学教授而荣归故里；“我”的父亲因有诗才而曾试图冲击去首都但惨遭诈骗而失落归来；“我”的童年玩伴石未树的二叔考取名牌大学却因摆脱不了农民地位、心理和性格而落魄返乡；叔父赵顾晚开始了向城市潮流进军——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厌恶劳动，在城里找婚恋对象甚至创业等等，但最后依然回归乡土，并带领家乡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这个曾向往城市文化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身土的本分农民，这也间接默认了乡土伦理道德。而到了“我”这一代，已经完全具备了离开乡土的条件和基础，“我”这代在小时候天然崇拜的就是赵顾早青年时期那种非主流的文化，也多次和小伙伴共同流露出“什么时候才能离开益庄？”的发问和期待。在受教育中完成了新的身份塑形，但尽管考取大学，在城市就业，娶到大学教授的女儿并受到工作和住房的安排——这表明与故土的物质关联彻底得到脱离并被城市文化“收编”，然而精神的血脉成为了一条无形的脐带，使“我”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这样的生活之中，由此也衍生出了种种痛苦和对现实的无力感。

益庄几代人的宿命仿若令人窒息的大网，在这片土地上凑出了一曲曲生死悲歌。益庄的人相信命数，相信命运对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操控权，一切发生的切肤之痛和无妄之灾都是必然降临在生命之中的。但民间有着这样强的韧性，对命运和苦难的态度体现出来特有的草根哲学的态度，一方面，将死亡并不视为避之不及的事情，而是以更超然的哲学解读——桂荣奶奶以“平静”“坦然”“淡淡的笑”面对弥留之际的祖母，一定程度上，“死亡是公平的，比活着公平”；另一方面，体现出对生存的顽强自觉——“人活着，比啥都重要，命要是没了，还图个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孙阳的写作格局并不低，在批判的同时永远不做超然物外的人，而是坚定的民间立场和价值，使他发掘了命运与苦难桎梏下的人性之美：“我”的祖母春秀独身一人且终生未嫁，却毫无私心地将毫无血缘关系的父亲和二叔抚养长大，桂荣奶奶虽然自己也要养育三个孩子却依然坚持帮助春秀一家。李美芝在陷入困境之时得到了陌生人丽姐的理解和帮助，哑巴石未东饱受折磨却依然对弟弟以天使般的照顾和关怀……孙阳并不刻意渲染和夸大人性的光辉，在平静的叙述中予读者以长久的触动与感动。

三、跳动的音符：诗意畅想的激活

阅读孙阳的小说，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音乐作品（包括诗歌）在其笔下大量出现，流行歌曲与流行符号成为了独属于90后新生代历史记忆的资源——beyond乐队、齐秦、周杰伦、阿杜、刀郎、李健……通过诗和音乐，可以与那部分感性的历史记忆相遇，重新打开了通向小说中“我”的成长之路。

音乐首先是益庄中“我”和小伙伴以及青年成长的启蒙者。稍长一些的赵顾晚和范江鸿较早接受了九十年代流行曲，特别是影响一代人的崔健，作为国内的摇滚教父，崔健被青年人视为标举自身和张扬个性的偶像符号，它迎合了青年人对秩序藩篱与束缚的破坏冲动，迎合了对自我神话的浪漫想象，隐含了赵顾晚这一代欲意打破农民与大地的依附关系而另寻出路的心理需求，而毛阿敏的《渴望》、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齐秦《外面的世界》恰如其分地将这种心理以感性的方式抒发出来，一些歌手乐队例如beyond，自身的励志故事与音乐气质融为一体，更能引发青年的认同与追慕，而幼小的“我”与同伴小树正是被这种氛围感染，萌生出对赵顾晚生活、行为模式的认可和向往。也在最初容纳了对益庄以外世界的好奇之心。而当青年醒悟，当赵顾晚扔掉吉他，决定放弃明星梦以其他更实际的方式去追求生存时，意识到真实世界的巨大不确定性和生存所需的基本保障时，同吉他的疏远行为也预示着音乐在被否定中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二次启蒙。

第四章《精神与诗意》中，“我”的父亲赵顾早的“诗人转型”和“诗人之死”则以更具戏剧化的张力呈现，“诗人”这个颇具象征性的符号既是标举身份“高贵”以体现不俗于乡下人的泥土气息，也可以成为为个性辩护的浪漫诉求。赵顾早学生时期就能写诗、说快板，并发表了不少诗歌作品，得到县领导的认可和赏识，这本是赵顾早能够离开原生阶层的最佳途径，但在一次诗歌会的被诈骗经历后心灰意冷，决口不提诗歌，而是去下矿拉煤，回到普通农民工的生活轨迹（当然诗才也给予了赵顾早身份和地位的实质提升，即成为煤矿的宣传员）。这种在现实的异化中自觉放逐诗意，代之以肉体式的沉重惩罚的行为也预示着这代人的命运与结局，一旦因心爱的二儿子赵家琦之死致使失去了生命全部意义后，便激发了曾经对诗意人生的向往。曾被放逐的诗意复归生活，如同野兽一样占据赵顾早的身体与思维时，就出现了精神与肉体的再度合体，也生成了种种令庄里人不解的行为——

对肉体劳动的蔑视（再也不去耕地和工作），对生活的无底线忍让（对妻子受委屈的事情置之不理），对诗意生活的浪漫追求（即借此和同样有浪漫追求的寡妇李美芝出轨），对生死的极端参透（导致漠视伦理情感），在面对石中发搭把手埋掉小东的恳求时，从自然机理中生发出“草木鸟虫皆有命数，自然规律使然，大可不必为手中的流沙惋惜……”的命题，同时用笑容来面对石中发家的丧事。诗意超然的种子落实到生存伦理的现实大地中必然会青黄不接，石中发和村里的大人小孩认为赵顾早是彻底“疯了”“傻了”，并沦为笑柄式的存在。

如果说寻求诗意生活的觉悟使赵顾早意识到过去生活的梳理，进而要重新寻证自我的价值，而脱口吟诵道“麦苗和土地不懂我的惆怅/我已与现实和解了三十年……生活是一首交响曲/如今我要尽情挥舞手中的指挥棒”；那么进入诗意生活后必然要承受诗意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这也让赵顾早潜在地与民间对命运无常的体悟会意，在他多日闭关修炼后吟诵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将领/在这令人恍惚的世界里体悟诗意”，仿佛冥冥之中预判了诗人的死亡命运——在一次闭关修炼诗艺时候葬命于烟头燃起的火灾。在乡土世界中，诗意不可能常久栖居在大地上，诗与大地始终是脱离的，如果要寻求“诗”的生活和境界，只能离开益庄为象征的乡土世界。诗人之死正构成这样一幅寓言的图景。

诗与歌本质上是抒情的，所以在叙事为主的小说中拓宽了想象的空间，于自足的文本世界中生发出一个异世界，如果说小说的叙事连缀着情节发展的逻辑，那么诗与歌在其中的作用像是逻辑链条上的留白，它既调整节奏和增加艺术效果，也起着象征、暗示、隐喻、讽喻的隐作用，重新给读者飨以多重的意蕴，中国古典小说间或穿引诗词曲赋，就赋予作品一种苍凉的美学品格，无论诗歌还是音乐凝固了当下的审美体验并与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拉开距离，使其天然具有一种历史感。当人们再次阅读这些作品，并借用声音媒介重新打开被文字尘封的乐符，将留诸纸面的视觉符号重新转换为听觉的体验时，便激活了阅读的“在场性”。

这一代作家，行进中待以汲取的文学资源更加丰富，思考的起点也更高。孙阳在创作谈中坦言“我真切地感受到，我跟这个时代有关系，关于生活的一切，都有它独特的美学特征”，所以我们在孙阳的文学世界里看到了曾被边缘化的人们和游离的弱势群体重新回到了“我”的视野中，文学仿佛再一次成为巴尔扎克所谓的与民族秘史勾连的产物，但区别的是，它已经没有了史诗写作的冲动和放弃了那种为历史代言立法的自觉。孙阳作为小说家，做到的只是借这支笔，让更多在时代中沉浮的人说出自己的话，换言之，是益庄世界的人们在书写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隐瞒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