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丽

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直被疾病折磨，身心俱疲。作为一个作家，当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榻上，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而写作？其实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多次，也在创作谈里多次说起过，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能和这一次相比，那几乎是刻骨铭心地追问。我在想，如果我现在离开人世，那么此生将近有一半的时间我是与文学待在一起的；即使不能说我是为生命而写作，但完全可以说，我是用生命来写作的。那么，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当你用生命去写作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追问你为什么而写作了。

我清晰记得二十六年前的那一天，因为某种牵引驱动，我来到了鲁迅文学院作家培训班旁听了一节课。当我如此近距离地贴近专业文学人谈文学的时候，长期蛰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突然之间再次被唤醒了——其实从本质而言，文学表达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愿望。但只有当你遭遇主观努力和客观现实劈面相逢的时候，你才会认真地打量那种强烈的、渴望倾诉的欲望。那种欲望是一种生命的色，也是千百年来暗流涌动的文化密码。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诗和远方只是学生时代的梦想，会随着青春的飘失而终结。也可以说就是从那一天起，彻底撬开了我尘封多年却始终存在着的深深的愿望。从此，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和轨迹，让我沿着文学的大河顺流而下，再也没有回头。

重启的写作，还是让我非常惶恐。虽然心里的很多想法变成了文字，但我并不知道该怎样给那些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文字定位。这就是文学吗？虽然如名家所言，文学即人学，不过是物理人情。可这“物理”和“人情”，我是通过哪种技术把它变成文学的？说实话，从写作技术的角度而言，我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初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我糊里糊涂地进入创作，继而崭露头角被老师们发现，从纯粹的行政机关改变为从事文学有关的工作，但我从未真正懂得“文学”这门学问。高中时期我曾经在一家省级刊物发表过一篇小说，大学期间也陆续写过一些诗歌和散文，几乎全是关于爱情的。但那时候我既不懂写作，也不懂爱情。可是那些作品就像种下的一棵棵种子，十年之后在被我忽视里长成一棵大树。曾经被我认为写作中断的不幸，又是后来被我认识到的庆幸的十多年。学生时代结束之后我就进入了体制内，那种冗长疲沓、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乏善可陈，而且我从事的工作和文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我并未与文学隔绝，一方面，我没有停止过阅读和思考；另外一方面，当你多年之后专业从事写作的时候，才知道任何经历都不会被浪费。就像当年，当我充满激情和憧憬进入专业作家队伍的时候，虽然并不能讲明白什么是文学，但我知道我要追求和珍视的是什么。

很多评论家习惯把我的作品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我的生活质量》《我的生存质量》为代表的所谓“官场小说”，对此我非常抵触。第二是以《挂职笔记》为代表的反映基层干部工作和生活的作品，包括《人民政府爱人民》《第四十圈》《刘万福案件》和《老革命周春江》等二十多部作品。其次是反映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中国独有的社会矛盾方面的小说，包括《北去的河》《城外的小秋》《明惠的圣诞》以及《马兰花的等待》等作品。

从创作的类型而言，我觉得这样的划分也不无道理。但如果再细分，可能会更多一些。比如我开始是写情感小说的，而且自我感觉还相当不错。比如最早的作品《明慧的圣诞》《迷离》《碎花地毯》和《寂寞的汤丹》等等，一些评论家非常肯定这部分作品的。评论家们认为，我的这些作品“内敛、悲悯、阳光。”这样的评价我喜欢，也比较认可。其实不管写什么样的作品，最后的人物能突破自己，找到合适的归宿，这是我的写作目标，也就是所谓的“阳光”吧！人得给自己出路，也得给别人出路，我觉得这是作家的道德要求，要能够在荆棘遍地之处发现花朵。当然，现在再让我写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写不出来了，这很像初学书法或者绘画的人，当他懵懵懂懂进入的时候，往往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和禁忌，写出或画出特别有拙趣、特别天真烂漫的作品。而一旦懂得各种技法，反而畏首畏尾，写不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了。

说实话我是真正写过“官场小说”的，而且也是因为官场小说而崭露头角。让我进入专业作家队伍的，就是所谓的官场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开始我对这部小说的定性很是抵触，我写的只是一个官场人物而非官场，但出版社有发行考量，后来就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了。我写的官场不是一个“场”，因为成长的过程让我自幼很熟悉它，它只是我们庸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间世。当然所谓的官场，有权谋，有内斗，也有算计。但我们生活中的哪个场没有这些呢？教育、卫生，甚至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学。每一个场都是人，有像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有私欲，也有担当。组织起这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并让它有序运行，靠的也是这个“场”里的各级官员和公务人员。所以，尽量客观公正地还原他们的生活，也是我曾经的努力方向。至于成功与否也没过多想过，只是这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再版多次，二十多年来一直长销，从畅销书变成了常销书。

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写作的过程也是摸索的过程，突破自己的过程，无所谓对错，也无法更改。作家也是工匠，会有路径依赖。但有自觉意识的作家都会自我反省，求变求新。我写情感小说的时候，更多的是追求唯美，个人情感浓郁，以自我感受为中心。这类作品写了一阵子，自己都感觉过于雷同，后来我是主动放弃那种写作，试图去写周围我所熟悉的机关官员。再后来，受省委组织案委派到基层挂职锻炼，我在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汝南县任职县委常委副县长两年。刚开始对基层还有些抵触，觉得基层干部粗鲁，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但是真正沉下去之后，发现基层干部才是真正的精英。只有你亲历基层繁重的工作和基层干部的压力，才能发现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压力，都在基层，基层干部才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个我下面还要说到。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底层民众的生存无奈和尊严的缺失，这些都让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让我真正思考所谓“生活”的意义，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烦恼之外，有着如此广大和深刻的烦恼。这些经历真正改造了我，也锻造了我，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了一系列挂职小说，社会影响还是蛮大的。在这些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是《老革命周春江》和《北去的河》，《人民政府爱人民》那里边的一些小情绪，至今还影响着我，有浪漫，也有无尽的悲凉。

也有很多评论家习惯把我归类为女性写作，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相当不以为然。对于性别问题，中国人最讲究，也最不讲究。日常生活中“男女授受不亲”，讲究到没有法度；而在真正应该讲究性别的时候，男女界限却是十分模糊的。就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言，中国是醒悟较晚的国家，甚至现在还没成为普遍的公众意识。其实说到底，性别意识无非是个人权利的延伸，与整体社会环境有关。作家也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作家的性别意识，应该没有那么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无可否认，性别与家庭、社会等不同因素，对作家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我之所以对性别问题不甚敏感，可能与我的出身有关。我父母都是地方领导干部，我过早地融入了社会，对性别问题说是不敏感，倒不如说看淡了，或者是习以为常了。倒是踏入作家队伍之后，因为总是有人说来说去，才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问题”。但是说实话，我写作时更容易有角色替代的能力，写男性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就是个男性，写女性的时候亦然。

但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所谓社会的进步，或者文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也就是从身份社会发展到契约社会。在身份社会中，人的性别意识相对比较模糊，最多把你归类为工农商学兵中的一员就完了。但在契约社会中，由于每个人所担承的社会角色不同，性别意识就必须凸显出来。这是人类权利意识的觉醒，其本质是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人发现了自己，从而找到自己，其中的性别观念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觉得这个运动，在我国并没有真正发育，至少是发育得还不太成熟，只是文学对这一块比较敏感。晚近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作家和时代的思考都是与性别问题息息相关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因素还算是比较大的。但就我所知，大部分作家不愿意正面讨论性别观以及性别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可能与社会环境有关，比性别问题大的事情太多了，遮盖了性别问题。

但就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中性写作这个观点，毕竟“中性写作”有着更广泛的意义。一个作家对于写作对象的直陈式描述或客观反映，从而避开主观意志的内涵性投射，也是中性写作。但中性写作不能等同于无性别写作，中性写作是有性别写作，一个作家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应该展现不同的性别，他或她的性别应该对应于所描述的对象和文学现场。

因为创作了不同类型的小说，也使我写创作谈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不管是从时间跨度还是社会矛盾的跨度，差别还是非常之大的。

就最近几部作品而言，虽然集中反映的都是家族故事，但我还是愿意把它们放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展开，这是我们这个国族、这个时代所独具的特色。有人说这种矛盾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户籍制度的原因造成的。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完全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城乡之间的对立既是现实中的，也是思想观念里的。就“居者有其屋”这个观念而言，难道不是土地阻碍了国人迁移的脚步吗？当然，在我开始写作城乡主题时，也是城乡矛盾最为集中的时候，因为征地、拆迁、计划生育和提留而造成的社会矛盾非常突出，所以作为在基层锻炼的一个写作者，很容易把城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对立关系，从《明惠的圣诞》《城外的小秋》到《北去的河》，莫不如此。但在其后的写作中，我有了更多的反思：难道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反动吗？城市是毁了农村还是拯救了它？有了这些反思之后，我更多地把城乡关系看成是一种相辅相成或者是一种自然的延续关系，比如我写的父母系列，如《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还有《金枝》，都反映了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引起反响，是因为我戳中了人类的痛点，引发共情。

基于城乡对比和理性的思考，最终我认为城市带给乡村或者说现代文明给乡村带来更多的不是负面影响，而是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城市淹没或者代替农村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有负面影响，那也是因为城市化或者现代化不够彻底、不够深入所造成的。我曾经在一篇《到城市去》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城市除了给我们提供生活和交流的便利，也帮助我们迅速成长。那些我们素昧平生的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在给我们运输蔬菜和鱼肉，睁开眼睛就给我们播报新闻，把最新鲜的牛奶放在我们门口的奶箱里。我们乘坐着各种车辆，穿过一个又一个街区，在预料的时间内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所有忙碌的背后，是信息和财富的涌流，是一年比一年进步的繁荣。借助别人的经验，我们的眼界打开了，我们的人生边界不断拓展。城市就像一个温暖的家园，把我们每个人都收留在她宽大的怀抱里。”

所以说到底，中国的城乡关系虽然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但是又有一种天然的融合。这有制度本身造成的隔离，也有文化所孕育的融合。几千年来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和崇拜，小亚细亚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决定了我们的城乡关系的复杂程度。没有田园牧歌，但也没有“羊吃人”。农民从田野走入城市之后的犹疑、彷徨和焦虑，最后会被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所抚慰。在很多方面，我的作品表现出了类似的乐观，而《金枝》全本可以说是一个极致。

除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和融合，我更看重的是挂职系列小说，那可以说是我的价值观和写作观的重铸。也许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挂职小说也是城乡小说的一部分，但更特殊，甚至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和城乡小说的一个融合——有的出版商也会做这样的宣传。

其实严格说起来，自出生起我父母虽然在县里工作，也算是基层干部。只是在我真正理解这种生活之前，就远远地离开家乡进入省城。等我挂职真正沉到基层的时候，基层的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候才真正理解了所谓“吃皇粮的人”的无奈和困窘，那些底层干部的工作困难程度，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几乎是举步维艰。他们才是真正的民工，而且是长工，拿着很少的一点工资，管理几万人的一个乡级政府，一年的办公经费微乎其微，还要维护着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所谓“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几乎所有的指示、目标、任务，都要从这个细小的针眼里穿过。这就是底层，这个底层跟上层确实很隔。我们往往用俯视的眼光看他们，好像他们是异类。因为面对基层百姓的工作主要由他们担承，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基层干部天天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老百姓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在小说《人民政府爱人民》和《挂职笔记》里试图展现这种困境，但也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一切口。那些更为深刻、宏大或根本的问题，要么我看不到，要么无力表达出来。

当然，并不是说基层干部很苦，他们就很圣洁。底层社会确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甚至有几千年来都未改变的问题，我因此写出像《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里所写到的。这才是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那些看似天使的人，可能转眼之间就会变成恶棍。这些不合理，并不是制度造成的，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它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具有普遍性。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不简简单单是好坏和善恶的问题了。“复杂中国”不是妄言，底层的情况确实是真够复杂的。把这些东西细细梳理清楚，是非常有用处的，不管是社会治理还是制度建设、文化建设，都有用。民国和上世纪末期，曾经有很多知识分子试图做这个工作，但都无功而返。中国乡土社会的改变，确实需要假以时日。这次，我戳中的是社会的痛点，因此获得诸多关注。

至于对父母和家族历史的描写，我觉得是我的命，也是我的病；是蜜糖，也是毒药。因为家族写作所带来的后期问题正在显现。大约即使朝夕相处的家人，也很难理解我对家族历史刨根问底的剖析，何况会涉及很多人心中隐秘的疼痛和伤疤。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往更深处走，毕竟我觉得与父亲的关系是我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我试图去理解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更是如此。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人类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这个私密领域，父亲都代表着权威。但父亲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而因为这种缺失，让我们爱恨交加，也加速了我们对父亲的反叛；因为对父亲的反叛，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反叛，是个人生命的成长。

城乡、家族、母系在社会生活中的担当，古老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神……《金枝》全本发行后引发了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一些高校博士生们也作为课题写出许多论文和研究文章。在黄河岸边生长的作家，我要挖掘的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或许因为年龄的增长，也许因为越来越感受到中国老龄化到来的严峻，我转而去关注那群孤独者们，我发表在《十月》的《九重葛》再次引起广泛共情，这也许是我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作为一个作家，写作中的转型应该是常态，毕竟客观世界对主观世界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主动地深入细致地去融入或者拥抱这种转型，效果应该是不一样的，至少这种经验于我如此。一个作家一生中可能有很多次转型，这与年龄、阅历、社会环境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我的转型而言，谈不上有多成功，但也并不令人沮丧。我很念旧，也喜欢拥抱更新鲜的事物。尤其是从事这么多年写作之后，我更习惯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一股脑地端给我的读者。

（作者单位：河南省作家协会。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