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九皋山
近年来，学界乃至学界之外都在争说西南联大，认为那是中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个奇迹，圣迹，也是中国人文教育精神的峰巅。我始终不解，在那个烽火连天，血肉横飞，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教育设施无比简陋的时代，怎么会有如此昂扬的学术精神，如此优良的教学成效，如此高贵的文人情操！我也始终遗憾，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沉潜于文化人心灵深处的那些宝贵的东西，日本鬼子打不垮，四人帮灭不掉的东西，如今却被一种叫做“钱”的怪物彻底击溃了。
翻一翻河南大学建校90周年时编印的校史，我发觉，从1937年入冬日寇逼近开封，河南大学南迁，至1945年冬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返回开封，这八年的辗转播迁，河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处于同一精神的阵线中，河南大学也就是河南的“西南联大”，尤其是自1939年夏天到1944年春天在豫西嵩县山区这段岁月，应是河大百年校史中悲壮而辉煌的一页。
位于嵩县潭头镇的河南大学校部旧址
前辈学长栾星先生《潭头旧事》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抗战八年中河南大学在潭头五年。可以说这五年是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也是学校离开开封后教学最正规及成效最好的时期。仅在潭头的理学院、农学院、文学院，一时汇聚的学界翘楚或饱学之士就有嵇文甫、张邃青、朱芳圃、杨震华、陈梓北、王毅斋、熊伯履、赫象吾、李俊甫、黄屹瞻、樊映川、王鸣岐，其中还有当时已是中年教学骨干的张长弓、任访秋。当时的学风相当开放、民主，大多教授具有学术良心，皆能根据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与多元性客观地传授知识，决不曲学阿世以荣身。国民党右派“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喊叫，在学术讲台上绝无一席之地。
潭头位于深山区，周围群山静穆，南边伊河蜿蜒，落日的余晖映出灿烂的晚霞，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这里颇给人以“世外桃源”之感。河大流亡八年，在此就停留了五年，在时局艰难、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得此安静环境读书求学，实属不易。河大师生都很勤奋，当时物资紧张，每个教师每晚只有一两生桐油做灯油，不少人都要工作到桐油燃尽、油灯自灭，才摸黑就寝，被称为“熬干灯教授”。任访秋也是其中一员，在潭头的几年，成为他学术上收获颇丰的时期，出版了《子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两部书，成为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
栾星学长说：潭头，是他潜心读书的最好时期。苏金伞先生在《梦圆潭头河大》一文中也曾追忆了这时期的生活，他虽然是体育教师，心思仍放在写诗上。潭头，是他一生中诗歌创作最兴旺的时期之一，许多诗歌发表在大后方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重要刊物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潭头镇位于豫西万山丛中，是伊河的发源地，当时位于嵩县西陲，如今已划归栾川县。至于河大南迁时潭头镇的地理形胜、风俗民情以及河大在潭头的院系布局、生活学习的情景，栾星先生的文章中都有生动、细致的描写：这是一块小小的山中盆地，天分外的蓝，树分外的绿，水分外的清，空气分外的新鲜，民风分外的淳朴，简直就是一座战乱中的世外桃源。直到1944年1月，日寇占据嵩县进犯潭头，河大被迫搬往淅川，五年的桃源生活才告结束。
我在河大读书的时候，对于河大的这段校史一无所知，但冥冥之中似乎有只神灵之手终于还是将我的生命与这个山中小镇牵连起来。
那是1968年的秋末，在中央强力干预下，河南大学文化革命中的两派斗争落下帷幕，一辆蒙着帆布篷的大卡车里蜷缩着七八个打派仗打败了的群众组织领袖，当时的称呼是“坏头头”，此时正被押往豫西嵩县潭头镇的河大实验农场。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时年22岁半。那时工宣队已经遵照“最高指示”进驻学校，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司机兼管教是汽车班高大壮实的黄师傅，上车之前就曾厉声发话：你们听好了，谁要是故意捣蛋，我就把你们扔下车去！话说的虽然严厉，车过洛阳龙门时，黄师傅还是有意停下车来，让我们观赏了这座唐代石窟文化遗存的瑰宝。
那时的龙门正值秋雨绵绵，一片萧索，更无游人，灰蒙蒙的天底下，一条窄窄的小路向南蜿蜒而去，路的一侧便是川流不息的伊水，该是从潭头的那边流过来的吧。山崖石壁上的佛祖、菩萨、罗汉也全都湿漉漉，脸颊上像是挂着一串串泪珠。但我还是被奉先寺的大卢舍那佛的庄严法相震撼了，将近1300年的岁月过去，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宫殿楼馆、繁华胜境，都已云烟散尽，唯独这精神化的石像还屹立天地间。没有被对立派打垮的昂扬“斗争意志”，面对风雨中的龙门石像，反而立时委顿下来。
当年伊水西岸的洛阳龙门石窟
由于停课闹革命，河大的实验农场业已人去室空。我们一行吃住就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据说这个院子就是当年河南大学校部所在地。天晴时到大田掰玉米棒，下雨时在屋里搓玉米粒，地里的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收成不好，我们也就没有多少活可干，倒是比在学校接受批判斗争轻松多了。没活干的时候，躺在田垄上看白云悠悠，坐在地头看青山重重，一行雁过，几声嘹唳，“战士”变“隐士”，“红卫兵”几乎要变成“陶靖节”了。
此时距当年河大师生为日寇所驱逃出潭头镇，已过去23年。
栾星学长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潭头镇并不大。除东门外市集满是店铺外，寨内仅十字形四条大街及几条小巷，有饭店，理发店，照相馆等。我也曾与同伴到镇上逛过，记忆中的景象似乎还不如栾学长文章中描写的“繁华”，只在一个小店里买到一包硬似木板的饼干。
有趣的倒是到“汤池”洗温泉澡。
2019年秋天，我曾和王先霈教授到九江市星子县探访陶渊明故居，顺便到那里的温泉浴场“消费”过，那气派，那阵势既似豪华宾馆，又似苏州园林，几乎令人望而却步。温泉是一个个精心建制的池子，雕栏玉砌，形制不一，分“盐浴”、“姜浴”、“中药浴”、“牛奶浴”……占地约数十亩。不过据知情人讲，那热水并非天然，而是锅炉里烧热的。
潭头汤池的温泉绝对天然。从我们住的院子出来，顺着一条乡间土路东行三四里地，在一片树丛后现出一座经年的老屋，屋内一座水池，长宽不足一丈，池内水汽濛濛，一股硫磺气息扑面而来。房子很旧，或许还是当年河南大学的遗产。诗人苏金伞曾回忆说：“离潭头镇七八里地有个温泉，每星期日，必是相偕去洗澡。温泉设有澡堂，师生跳在一起，完全打破了师生的界线。”作家栾星当时还是学生，回忆起这个“汤池”，更富浪漫色彩：距石门村（文学院所在地）不远的伊水对岸，有村子名汤池，那里的温泉从石隙涌出，常年水温在65度到75度之间。河大在其旁修建了一男一女两座浴室，号称“河大池”。
潭头乡石门村的“河大池”
诗人回忆说：泉水昼夜自行更替，凡河大人皆可择时到哪里，或尽兴泡个热水澡，或匆忙淋个温水浴。女同学也都乐此不疲，喜三五成群，结伴往返。“出水芙蓉”分外可爱，“争观玉环沐浴回”，也就成为石门村少男们的一件赏心悦目事。
这时的我，早没了种种文人雅士的浪漫心情，身体泡在热腾腾的泉水里，从屋顶的窗洞可以望见透过树影洒来的天光，池内溢出的泉水汩汩地向一条石涧流去，几声啁啾鸟叫，越发显得清幽，静谧。这温热、洁净、流动的泉水，似乎一下子洗去自1966年春天以来淤积在心底的亢奋，狂躁，惊惧，困顿，创痛，还有耻辱。现在想来，那或许是因为一个人暂时走脱文明社会的羁绊，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体会到，只有回归到自然之中，才可能慰藉人间争斗留下的心灵创伤，自古以来，屈原、嵇康、陶潜、王维、李白、苏轼、陆游……莫不如此。
时隔57年，在此书完稿之际，冥冥中似有神助，我竟又来到魂牵梦绕的伏牛山中潭头镇，得以凭吊流逝的光景。图为作者与友人青青（左1）周建秋（左2）张平（左4） 在历尽沧桑的“河大池”前。
这一行人等，被遣送到万山丛中的潭头镇来，本意是要施以劳动改造的惩罚，不料却成为一次向着自由天地的放飞。一直留在我记忆中的，是那次距潭头镇数十里远的九皋山之游。
文革结束后，被平反的“坏头头”们在母校合影留念
史书记载，伊川与嵩县交界处有闻名天下的九皋山，为古都洛阳之南的天然屏障，号称拥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奇，这话无疑有些夸张，那时，除了黄河边上的邙山土岭，我还从没有登过什么山，无法去比较。甚至山上有什么古迹，有什么传说，也都无心关注。但以前读《诗经》，总还记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且，中文系有一位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先生吴鹤九教授，虽然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翁，不知何故也被赶到牛棚里，我与他曾共度一段“棚友”生涯。老先生在河大中文系执教二十三年，也仅仅发表过几篇古代文学方向的文章，不像现在中文系的教授，未到不惑之年便已著作等身！即使在牛棚里，吴鹤九老先生也总显得十二分的沉静、淡定，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定时定点演练经他自己改造加工过的“五禽戏”，确有“闲云野鹤”的先贤古风，由此，我也更加记住了这座“九皋山”。
没有什么游人，当年也根本没有“旅游开发”一说，起码在嵩县没有此说，山上自然也没有任何旅游设施，除了山坳里偶尔会看到三五农家，山石，溪水，树木，空气，一切还都是“原生态”。那次登山，似乎并未登上顶峰，而是在半山腰的一个农家院子停了下来，向原主人讨瓢水喝。篱笆门里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村妇，有着山里人的清瘦劲健，慌忙把我们让进院子里，堂屋隐约传来老人的咳嗽声。这位大嫂就要给我们烧水，我们等不及，说冷水即可。大嫂说秋凉了，再喝冷水不好，就让儿子去给我们摘柿子。这时，我们才看到屋后一棵虬曲高大的柿子树上仍挂满小红灯笼似的柿子。儿子约六七岁，像猴子似的蹭蹭几下便上了树，不一会儿便拎了一提篮柿子下来。山里一早一晚霜冻早，这经了霜的柿子，晶莹透亮，凉甜似蜜，远胜过都市的冰激凌。我们付钱，大嫂坚决不收，说过路人吃个柿子，都是自家种的，收什么钱，下次再来！面对山里人的谦和、厚道、质朴，再想想近年来校园里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恶斗，真想留在这深山老林，住下不走了。
来之前，我对河大在潭头镇的这段历史本一无所知；来之后，方从留守人员那里听到一些旧事，尤其是日寇在1944年春天攻占潭头时制造的血案，师生中有十多人被屠杀，二十多人被俘失踪。其中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的夫人吴芝惠女士被日寇刺刀捅死，文学院一男一女两位学生被串在一根铁丝上投进井里，法律系的几位师生死于日军的扫射之下。潭头的土地上竟还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悲剧，那是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精英与全副武装的入侵者的抗争。
1967年，文革中的开封也曾经历一场腥风血雨。江青亲自向河南的造反组织下达了所谓“文攻武斗”的号令，武斗迅速升级，一段时间里八朝古都竟枪炮声不绝于耳。武斗中数以百计的无辜群众死于非命，河大校园里还专辟出一块绿地，做了一派群众组织“死难烈士”的陵园。其中深深埋下的不只是死去的民众，还有民众之间久久不能消弭的仇恨。人类历史上毕竟免不了流血牺牲，像潭头镇那场事关民族大义的较量。但也有太多的无谓牺牲，成为政治机器、权力斗争中枉死的冤魂。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没有到过潭头镇、九皋山，但山中的那位农家大嫂与那一树红透的柿子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
李白曾写有歌咏九皋山的诗篇，诗中有句：“我家仙翁爱清真，欲卧鸣皋绝世尘”，四十多年过去，眼看老境渐至，才渐渐悟出李白咏九皋的诗意。那年下山返回时，我在路边捡到一块石头，是钟乳石，虽小如拳头，倒也沟壑纵横，奇峰独秀，一座微型的九皋山。这块石头至今还作为书房“清供”，奉于我苏州家中的案头。
作者简介
鲁枢元，1946年出生于开封市。人文学者，长期从事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先后任教于郑州大学、海南大学、苏州大学；现为黄河科技学院特聘教授、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河南大学讲座教授、生态文化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系中国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的参与者，中国生态文艺学及精神生态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创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MAB）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1988年被国家命名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柯布共同福祉奖”（John Cobb Common Good Award）等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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