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大量经论移译，中国佛教学者在参与译经、学习经典的同时，撰著了大量佛教经论注疏，呈现了佛教中国化发展的新面貌。其中，佛教经典注疏的“义疏”体形式于此时出现，并迅速发展成为经典注疏的主流，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值得瞩目的现象。学术界对于义疏的起源和特点、儒家和佛教两家义疏之间的关系等已有较多研究，但对佛教义疏更为细致的分疏演变仍有些许待发之覆。
敦煌遗书中保存着大量的南北朝佛教经典疏释文献，其复杂的形态有助于理解“义疏”体发展的真实面貌。大乘《大般涅槃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其“佛性”思想构成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底色，该经的注疏也体现出中国传统解经学的发展方向。以南北朝敦煌遗书中《大般涅槃经》的注疏文献为例，恰可以看到古代“义疏”体著作发展初期的复杂面向。
南北朝敦煌《涅槃经》注疏的三种类型
迄今为止，已知南北朝敦煌《大般涅槃经》注疏文献有50余件，总计20余万字，涉及《涅槃经》中除“大众所问品”“现病品”之外的所有品目，体量较大，其具体内容则涵括经序、随文疏释与教理论义等，内容丰富，是对南北朝藏内佛教文献的有力补充。
这些注疏可缀合为25件互相独立的《大般涅槃经》疏释文献，其中附带尾题、标明文献题名的只有3件，即《大正藏》No. 2764B（日本山本悌二郎藏敦煌写本）“《大涅槃经义记》卷第四”（抄写于539年）、杏雨430号“道咏写《大涅槃义记》”（抄写于504年）和伯2313号等17件写本缀合而成的《大般涅槃经义记》。它们都标名为“义记”，“义疏”体在历史记载中有不同名目，而“义记”可以说是佛教义疏中最常见的一种名目。若就“义记”这一文体来看，可将南北朝敦煌《大般涅槃经》注疏文献分为三类。
第一类，无论是否有原题，都属于“义记”类著作，该类文献占据多数。最初，“义疏”与“义记”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没有区别，这点首先可以从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得到确证。如不同记载中，智藏的各种注疏，或称义疏，或称义记，未有一定之规。从注释风格来看，义疏与义记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如道生《妙法莲华经疏》与伯2313号等缀合而成的《大般涅槃经义记》、净影慧远《大般涅槃经义记》的注疏方式相同，都是划分章段、明经大义。
第二类，是书道047号之“昙奣写《〈涅槃经序〉等》（拟）”，抄写于北周570年。该文献由四部分内容构成，第四部分的品题是“义记”，主要抄略佛教名相。
第三类，是伯2908号和伯3291号，均抄写于6世纪上半叶，或与佛教讲经论义相关。伯2908号是以《涅槃经》为思想背景，在阐释重要义理后又以往复问答方式呈现，出现了“答家”一词，或是由当时讲经中论义活动整理而成。论义中竖立义端时，并非一定受限于当时所讲之经。伯3291号首先通过对“长寿品”（上部残缺）中偈颂的注释，相应说明各品的主旨；其后，分为“十地王”和“佛性”两部分，属于专门的义理阐释。该文献应该也是佛教讲经活动的产物，前面为讲经的主体内容，后面则是附属于讲经活动的论义记录。
南北朝敦煌《涅槃经》注疏与“义记”的丰富内涵
南北朝敦煌《涅槃经》注疏的第二类与第三类文献，虽然相差数十年，但关系密切。第三类文献出现独立的义理性专题论述，第二类文献在“义记”的名目下抄略佛教名相，极有可能第二类文献就是未展开或待展开的第三类文献，它们应该放在佛教“义疏”这一文体的延长线上来平等看待。
牟润孙先生在《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中总结说，义疏缘出于讲经，后笔录成书；儒释两家义疏有两点类似之处，一是分章段、二是有问答。比照前述文献可知，第一类文献主要体现了划分章段、明经大义的特点，在形式上没有问答；第三类文献则充满了往复问答，在形式上体现出讲经论义现场的活跃景象。这种差异或许体现出南北朝佛教“义疏”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如道生《妙法莲华经疏》（432）——现存最早的佛教经疏，是其多年讲经而编集形成的注疏，但其中并没有问答的形式，同于本文中第一类文献。而自光宅法云之《法华经义记》（508），至净影慧远之《大般涅槃经义记》（553—578）、吉藏之《法华义疏》（589—597）等，皆有问答环节，与本文第三类文献颇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牟润孙所谓义疏体有问答一点，恐怕难以成立，因为即使在佛教义疏内部，问答都不是一个共同点。问答是在佛教义疏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至于它出现的原因，或许在于佛教讲经活动中“问者”的佛学水平提高，其角色逐渐重要，中国佛教学者的思考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一类和第二类文献共享“义记”的名目，第二类与第三类文献则具有义理名相的共通之处。这种进路正好疏通了以上三类文献之间的差异和变化，即原本同属于“义记”名目下的佛教注疏注重划分章段、主要阐明佛经大义、在讲经活动中逐渐注重阐发义理性的专题，进而导致义疏与义记分辙并进的局面。
这点也可以从以下两份文献看出。南齐萧子良曾编撰了一部《杂义记》，惜已散佚。如今《敦煌秘笈》中杏雨271号题名《义记》，据考证该文献成书于南齐483—489年，记载着31名僧人关于法身义、涅槃义、三宝义、一乘义、十地义、四等义、四摄义、净土义、金刚心义、六通义、二谛义、四谛义、三乘同观义等的往复问答，呈现了建康周边的佛教论义活动。虽然这两者未必是同一个文献，但它们产生的时间相近，且都题名“义记”，其内容和性质必然有相通之处。另外，上博3317号《法华经文外义》抄写于北朝545年，据考证，此文献应当源于南朝，流传到了北方。其中保存着不同层次的内题，有的与《法华经》直接相关，如“若二若三者”“烧舍宅者”“五百由旬险难道者”，有的则发散开来，讨论因缘、净土、二依、十地等义理性专题。这篇文献与伯2908号、伯3291号性质相似，都是以某部经典为中心，进而延展为更广泛的专题讨论。
由此而言，与“疏”相比，“义记”更注重义理性专题概念。这种独立发展的倾向直接导向后来的“义章”体著作。“义章”的性质是佛教义理纲要，类似于体系化的佛教百科全书。伯2908号、伯3291号中的“佛性”“四依”等专题概念，上博3317号之《法华经文外义》中的“净土”等义理诠释，更像“章”的著作形式，与净影慧远的《大乘义章》、沙门基的《大乘法苑义林章》等文本中的义理条目一脉贯通。“义记”与“义疏”的分立，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对移译中土的佛教经论的精勤研思，在问答交流中擘肌分理，钩深致远；“义记”进而发展为“义章”，则表明在大量的义理概念辨析的基础上，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佛教思想的整全性梳理及体系化理解。
南北朝敦煌《涅槃经》注疏的历史意义
新的著述体裁反映新的学术动向，佛教经论“义疏”体的出现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佛教经论“义疏”体的出现，与佛教讲经活动密切相关，这是为全面深入地理解佛教思想而产生的历史现象。中国佛教学者的这种思考面向，经过大量的积累，最终发展为佛教中“义章”类的教理纲要书，体现了南北朝佛教思想朝向系统性展开的进路，为隋唐佛教宗派中体大思精的教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