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读一首好诗

人生总是这样，想多了都是问题，想开了全是答案。

公元1079年，苏东坡因一封《湖州谢上表》被御史台轮番弹劾，并查找了他过往的诗文，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

或许很多人都觉得苏东坡冤枉，成了新旧两党相争的“背锅侠”，但实际上，苏东坡无论是在谢表中，还是过往的诗文里，言辞不可不谓激进。

比如他在这封谢表中，就写道：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

所谓的“谢表”，就是秩满转官后按照惯例向皇帝所呈的感恩状，按照套路，首先要感谢皇帝的栽培，再表表忠心，告诉皇帝，自己一定会好好干，不负皇恩浩荡。

可苏东坡不，在谢表中他不但指责宋神宗不识人，还跟神宗叫板，说自己老了，适应不了当下潮流，更干不了湖州知州这么大的官，宁愿回杭州任个闲职，过清净日子，谓“牧养小民”。

他口中的“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就是暗指王安石变法。因此，苏东坡面对御史台的指证，亦是供认不讳。

当时苏东坡才43岁，自恃才高，傲气凌人，当初他任凤翔府签判时，仗着自己身挂京职，就曾和太守陈希亮对着干，还借《凌虚台记》骂过陈希亮，只不过陈希亮为官正直，竟然将此文一字不改刻于碑上。

后来入了朝，王安石正在推行熙宁变法，苏辙因反对革新而遭贬，于是苏东坡也跟着反对，这让王安石大吃一惊。原本，王安石和苏东坡惺惺相惜的文友，他以为苏东坡该是个明事理，有大局观的人。

因此，王安石指使御史谢景温在神宗面前谈论苏东坡的过失，迫于压力，苏东坡只好自请出朝，任杭州通判。

之后，苏东坡临危受命，知密州治蝗宰，知徐州治水患，政绩斐然，所以改知湖州时，他就有了底气，再次借谢表抨击新政。

事实上，此时的王安石已经罢相，归隐半山园了。

神宗是个锐意进取的皇帝，想要建立不朽功业，成千古一帝，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宋神宗想要改变逐渐下滑的国力，力图盛世中兴。如果神宗不允，王安石自然是无法革新的。

苏东坡和保守派就没看明白这一点，反王安石就是反神宗，所以神宗怒了，想要借这件事杀了苏东坡，以儆效尤。

有趣的是，“乌台诗案”爆发103天后，救苏东坡的人，反而是远在江宁的王安石。宰相肚子能撑船，这话一点不假，相形之下，苏东坡就显得有点小肚鸡肠了。

幸好，这一劫令苏东坡彻底清醒，黄州四年的贬谪，让他想明白了许多事，此后的苏东坡才是“千古第一词帝”，之前的苏轼，不过是一个北宋官员。

黄州四年，日子并不好过，身为谪官，敕令不得签署公文，既没有官舍可住，亦没有俸禄可拿，衣食堪忧。

幸好他的追随者太学生马梦得上疏，为他在城东要了一块山地，后又得老乡巢谷帮助，在江边盖了雪堂，这才算解决了温饱问题。

到黄州的第三年，苏东坡先是写下了《定风波》：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又写下了“一词两赋”，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这个时候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豁达、通透，随遇而安，戒掉了一身傲气，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知。

公元1084年，苏东坡接到调令，平迁汝州，虽然没有复官，但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为此他也很开心。

没想到，赴任途中，行至金陵时，苏东坡与朝云所生的小儿子苏遁却因中暑不幸夭折，这令苏东坡悲痛不已。

因此苏东坡上表，请求暂居常州，并有了归隐之心。

得朝廷恩准后，苏东坡决定四处散散心，时苏辙在筠州为官，兄弟俩数年未见，他打算去看看子由，再续“夜雨对床”之情。

途经九江时，苏东坡与好友参寥同游庐山，至西林寺时，主持恳请苏东坡题诗，因此苏东坡作《观潮》一首：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诗意浅显易懂，大概可解为：

庐山的烟雨和钱塘的潮，若此生不能得见，必定会悔恨异常。可如今亲眼见了，发现庐山的烟雨只是庐山的烟雨，钱塘江的潮水就是钱塘江的潮水，并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