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遗彩｜甘肃出土的其他有关度量衡文物

 中国的计量制度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计量称之为“度量衡”，是对长度、体积、重量计量的统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度量衡制度有所演变和发展。

度量衡的名称，始于《虞书》“同律度量衡”。作为衡量物质的基本标准，度量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科技进步以及文化交流等紧密相连。《礼记正义》记载夏禹：“身为度，称以出。”以人体建立度量衡标准。《大戴礼记·主言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可见，最初的度量衡工具和标准，大多是基于自然界中的物体或人体的部分等。然而，这种基于人体的度量方法缺乏精确性和统一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对标准化度量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度量衡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用于测量物体长度、容量和重量的各类器具。具体来说，“度”指的是用于测量长度的工具，如尺子；“量”则是用于计算容积的器皿，例如量杯；“衡”则专注于测量物体的重量，如天平。这些工具和器皿共同构成了度量衡的完整体系。

甘肃秦安大地湾F901房屋遗址出土了一组比较特殊的陶器，主要有条形盘、四把深腹罐、漏斗形器盖、带把斜口器。条形盘，素面，器口两端内敛，经测算容积约为264.3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口大底小，口沿下有对称的四个圆柱状把手，测算容积约为26082.1立方厘米；两件带把斜口器，形似簸箕，造型与当地农民现在用来挖面取粮的一种木制“抄子”相似，也被称为“陶抄”。研究认为，这套特殊的陶器应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量器，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量器。可见，度量衡制度在仰韶文化晚期，已在黄河流域出现。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量器则展示了黄河流域古代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计量工具的创新和应用，为我们了解早期农业社会中的粮食存储、分配以及经济管理方式提供了实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经济发展，推行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政策，实现了度量衡的全国统一。为统一度量衡，秦朝建立了度量衡单位的法律制度，　制造、颁发法定的度量衡标准器。秦始皇与秦二世相继向全国颁发了诏书，这篇诏书有的被凿刻于权、量（权即砝码，量即升、斗）上，有的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还有的则是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地使用，这就是“秦诏版”。秦始皇诏版作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政策的重要传播媒介，不仅承载着法律文件的正式性，还兼具公告公示与警示基层官员及民众的双重功能，确保政令的有效传达与实施。

甘肃秦安上袁家村秦墓出土的秦两诏铜权，高7厘米，底径5.2厘米。权体为空心钟形。器表铸成多道觚棱，觚棱之间的平面上阴刻诏文。字体为小篆，内容为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和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书。

始皇诏七行四十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二世元年诏九行六十字：“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此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铜诏铁权，高19厘米，底径25厘米，重31.6千克。权为馒头状，上部有鼻形提梁。提梁一侧镶嵌铜诏版，上阴刻篆书40字，共6行，内容为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诏书。铁权底部有因重量不足而加填的金属，为校验重量误差而采取的增减措施。

庆阳市镇原县博物馆收藏有1件秦始皇诏版，诏版为长方形，高10.8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150克。其上以秦篆阴刻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诏书，5行40字。

这些秦权和诏版的发现，反映了秦朝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便税收征管、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实施情况。

两汉之交，王莽为了巩固政权，托古改制，命刘歆系统考订前代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改革成果经总结、归纳、整理成审度、嘉量、权衡的专著，产生了第一部关于度量衡的专著《汉书·律历志》。并制作了一批标准器，被后世奉为圭臬。

 兰州市榆中县博物馆藏有一件新莽铜环权，此权为扁平形圆环，直径5厘米，孔径2.3厘米，厚2.3厘米，重242克，表面阴刻铭文“律□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通过对比以往出土的新莽铜环权的自重铭刻及其实际测量重量所得的一斤单位标准，经初步推测这是目前唯一一件铭文保存较为完整、清晰明确标示为一斤的新莽铜环权。

1982年庆阳市合水县定乡西庄村出土一件新莽诏版。诏版紫铜质地，长27.5厘米，宽25.3厘米，厚约0.7厘米。正面阴刻篆字9行，每行9字，共81字。该诏版记载了王莽托古定制、建立新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政府对社会秩序和经济管理的重视，以及王莽试图通过恢复古代的制度来展现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