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乐的家庭是一个怪异的组合。至少当时我们小孩子是这么认为的。爷爷是驼子，本来个子就很高，从腰部折弯，就像一个大号的长弓，颤巍巍地在村里移动。奶奶是瞎子，又很矮，比围墙边的扫把树高不了多少，脸像风吹干的一个瘪果子，哪里都没肉，眼珠子几乎不见，隐藏在纵横的皱纹里。二公既是哑巴，又是鸭子脚——脚趾像鸭掌一样粘在一起，但不影响他走路和干活，家里挑水担柴的活都是他干，就是嘴里呜噜呜噜让人听不明白。他是美乐奶奶的二哥。

美乐刚来这个家里的时候，养母还活着，但肺疾已让她骨瘦如柴。有会比喻的人说，这家人就像一个死水塘子，几个东倒西歪的人，枯树桩子一样站在水塘边，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电闪雷击。村里人还说，也许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派一个福星来拯救这个家。

美乐的到来，像一棵萌发着新绿的小柳，让这个死水塘子绽放了些许春意。

只不过美乐来的时候四岁，柳芽还在冬天到春天的路上，头发枯黄，脸呈菜色，但眼睛晶亮，见人就弯成月牙，而且嘴巴甜，让她叫谁就叫谁，村里的婶子、娘娘们，即使手里捏个红薯都要掰给她一半。二公不会说但是个捉鱼摸虾的好手，每天都会去村外的小沟小河抓鱼，一段时间美乐脸上就飞了红蝴蝶。据说美乐来自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里人赶个街都要牵着骡子走两天。她原来的名字叫小七，家里的女孩子蚂蚱一样黑麻麻一串，母亲为了孩子们有一口饭吃，每天在陡坡上种苞谷洋芋苦荞。所以有亲戚说保山坝子的沈村有一家人想认养一个孩子，母亲尽管舍不得，还是让亲戚把小七领走了。

小七来到沈村，爷爷给她改了个名。他认为这个家本来就有太多的不幸，起个喜庆的名字给她的今后讨个吉利——美乐，美好喜乐。

我年少时看见美乐的时候，只是模糊地觉得这个名字与村里的菊花、菊芹、阿兰等等有很大不同，长大一些后，才意识到是美乐爷爷的经历与村里的老人有本质的不同。

美乐爷爷是安徽合肥人，一九四二年来到保山，驻飞机场，是地勤。他是中国远征军老兵，姓高，村里人都叫他老高。

那他是怎么来到沈村的，又怎么娶了美乐奶奶呢？我父亲说这比种庄稼复杂多了，要讲清楚就会扯得很远。

2

在周边村寨，我们村的玉聋子一家被视为异类，异类之势延续了两代。玉聋子先天耳朵背，别人吼叫着跟他讲话，他才偶尔听见几句，但悖论的是，他却能在县衙门打更，赚一家人的口粮钱，想必铜锣敲几下报几更是没错的，否则他也干不下去。只是音律的长短、好听不好听只有靠大家见谅了。大概也因为这样，对于玉聋子这个称呼，他也不反对。

玉聋子与老婆生了两个哑巴，大哑巴是女孩，在村里的青华寺做徒弟，不问家，不问俗。二哑巴就是美乐的二公。二哑巴下面是美乐的奶奶，叫水莲。水莲还有个妹妹，叫并莲，算是比较正常的姑娘，没有像姐姐水莲那样，说话看人都要鸭子摆脑壳似的左右摇晃，嫁得也比较好，进城当了一个小卖铺的老板娘。

水莲从小眼睛就半睁半闭，没长饱满的眼珠豆粒一样镶在眼眶里，她说是可以看见东西的，但别人看不到她的眼珠转动，所以都叫她瞎水莲。但不管她长得怎么不好，还是招了个上门女婿，叫顾宽，两人生了女儿叫木兴，也就是美乐的养母。

顾宽是本村人，祖上几代都是佃农，属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年吃不上几顿饱饭的人家，入赘娶瞎水莲，也是糠箩箩跳进了糠箩箩，捡不出一粒白米。那一年，天大旱，租种的田连租子都交不够，他母亲生了病无钱买药，女儿木兴每天饿得嗷嗷叫，就决定去当卖兵。买他的是村里朵姓的人家。

那个时候，抓壮丁实行三抽一，或者五抽二，不愿去的可以筹钱让别人代替，价格基本保持在七八十块大洋，代替者就叫卖兵。人人都知道那是花钱买别人的命，所以买者想方设法筹钱，付款都会很爽快。这次顾宽与发小顾良都做了卖兵，打算结伴而行。

只是看似顺利的事总有意外发生，卖命的钱也有人盯着的。顾宽的钱还没揣热乎，驻扎在村里的三个外省人——连长老李，带着随从老蔡、老王截住他去赌钱，一晚上就把他的钱赢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道理顾宽是懂的，尽管这钱财一晚上就竹篮打水，他不得不揣着不敢发泄的愤怒跟着带兵的出发。一路他都能听见自己的愤怒在肚里像石头一样翻滚，这愤怒找不到出口，把心戳得血淋淋地疼。去到贵州一个叫安南的地方，已经过了好几天。在一个黑云吞没月光的夜晚，他拖着顾良欲逃跑，结果，人生地不熟，两人被抓了回去。命运这东西真是诡谲，同是一个藤上的两个葫芦，他被枪毙，顾良却只是陪了一个意思。后来顾良所在部队在解放前夕投诚，顾良还参加了抗美援朝。顾宽当逃兵被枪毙的消息传回沈村时，专给村里人看风水算卦象的真瞎子林师傅说，苦命人就是苦命人，卖命的钱竹篮打水一场空，命也就跟着从竹篮漏走了。村里人也附和说名字里有“宽”，路也没走宽啊。

后来老高来了。瞎水莲的丈夫变成了老高。

老高前半生是站着的，一米八几的身体与他的长枪一样直。后半生身体被折成弓，再也没直起来。

从安徽到保山，老高一直守飞机场，滇西抗战胜利后，部队要开赴东北，他不愿去，就在机场边的水碓村安了家。期间因为某种变故，他离开了水碓村。

在村人的印象里，对顾宽的死，瞎水莲似乎无所谓悲，也无所谓痛，依旧摇摆着脑壳，半睁着眼睛去河边洗衣洗菜。老高刚好来到了沈村，居无定所，两餐无着，村人就撮合着老高进了瞎水莲的家。

接着就来了“三反五反”。老高因为曾经的特殊身份，被送去劳改了很多年。多年以后老高释放回来，玉聋子早已作古，家里做主的是已经长大的木兴。木兴似乎浑身长刺，用刻薄的语言作外衣，抵御所有外来的友善或不友善。

老高的回归，在木兴看来是个累赘。她态度强硬，直接喊老高滚，似乎老高在她小时候给予她的种种慈爱已随风而逝，并没有留下丁点记忆。牢狱生活似乎也抽去了老高年轻时的硬骨。黄昏之际，他捡了根绳子去生产队的碓房前打算了此残生。绳子都结了套，解救他的人却来了。生产队的老林路过，碰上了一脚卡在鬼门关的老高，挺可怜他，就拉着他去找生产队长，队长又拉着他去瞎水莲家，劈头盖脸骂了木兴一顿，也承诺会分给老高一份口粮，木兴才同意接受老高。

民间有句俗话说，女人是菜籽命，撒在肥地就长得肥，撒在瘦地就长得瘦。木兴生长的这块地，确实没有给她提供多少生长的养分。她从来就面黄肌瘦，扁的脸，扁的身材，说话也扁着嘴，一副刻薄的样子。我父亲说村里不管是年轻妇女，还是年纪大的大妈婶子似乎都不喜欢她。

到了婚嫁的年龄，木兴草草地与村里同样找不到老婆的“老青猴”结了婚。“老青猴”这个名字，当然是村里人看着他的相貌起的。只是令大家叹息的是，才一个月，“老青猴”就卷了一床铺盖，想跟着来招工修铁路的去外地。走的时候，木兴扯着他的铺盖骂，挨刀的、天杀的、喂豹子的，或者比这更难听的都有，“老青猴”缩着脑袋不说话，活脱脱一只低眉顺眼的瘦猴子，任由木兴把两件仅有的打着补丁的上衣、同样打着补丁的被子扔在地上，转身就走了。看热闹的婶子阿娘们交流各自的看法，说他的眼里没有一丝舍不得，毕竟是新婚呀。

后来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几年后“老青猴”穿着很整齐地回来办了离婚，这场一个月的婚姻就如没发生过。

我年少时接触了美乐，后来在思考美乐的人生与她养母的人生差异时，心里出现的是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一条清澈流淌，一条浑浊停滞，水质的澄澈与否完全决定了生命的亮度。

木兴与继父老高、二大大哑巴、半瞎的母亲水莲，磕磕绊绊，被时间的河流缓慢推向衰老与疾病的河床。

美乐从偏僻的小山村来到这里，与老高的身体从笔直到弯弓有一定的关系。

在某一个疯狂的晚上，老高还是因为曾经那个特殊的身份，被捆绑双臂跪在地上，一个上面来的工作队长老王，一脚踩在老高腰上，只听“咔嚓”一声，他姿势很难看地趴在地上，疼痛袭遍全身，再然后感觉力气转着圈儿抽离身体。伤好后尽管断裂处不再疼痛，但抬头看天，抬头看树都成了一种奢望。他只能弯腰看地。他更加沉默寡言。

木兴已近中年，身体日渐消瘦，还不停咳嗽，咳的时候，就像秋风抖落的树叶。老高看在眼里，对木兴说，你要有个后，老了要有人陪伴。木兴第一次温顺地点了头。

但是木兴并没有等到老的时候。美乐才长到七岁，木兴就离世了。据说死于肺病。

3

老高自从腰断了，生产队就安排他去放牛，队里唯一的一头牛。他在前面牵牛，老牛慢腾腾跟在后面，牛需要去犁田的时候，他就坐在田埂看牛发呆。美乐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牛的旁边，有时是老高牵牛，美乐牵老高，这种画面，让村里一些女人生出恻隐之心，即使家里的孩子少吃一嘴，也要捏个饭团塞给美乐。美乐毕竟是小孩子，对骑牛背充满了向往，无奈老高完不成这个高难度动作，过路的婶子就会把她抱上去，怕她摔下来，还接过老高的绳子护她一段。

都说孩子是天使，可以融化一切坚冰。想起美乐，我就想起泰戈尔说的：“我的孩子，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使他们愉悦而沉默。我的孩子，让他们望着你的脸，因此能够知道一切事务的意义；让他们爱你，因此使他们也能相爱。”美乐首先改变的是养母木兴。也许，有美乐的日子，是木兴一生最像女人的时刻。她的脸上有了母性的温柔之光，脸似乎增加了些弧度，没那么扁渣渣，声调不再是歇斯底里，隔壁的三婶子每晚黄昏看到的是木兴在院子里为美乐洗脸洗脚。只是这样的母性对于木兴来说太过短暂。

爷爷、二公、奶奶，一个不能直立，一个不能说话，一个不能清晰地看见尘世，他们构成一个不断走向衰老和寂寞的难题，这个难题要留给一个七岁的女孩去破解。

在一间稻草作顶的泥坯房里，美乐像大人一样烧火做饭。灶台高，够不着，脚底下踩个凳子，手里翻滚着锅铲搅动米粒。我在灶门口帮她烧火，只听“噗”的一声，再“噗”的一声，折成两截的火苗倒下身去，再爬起来，倒下身去，再爬起来，原来是铁锅漏了个缝。这个缝炒菜时更为明显，莲花白倒进锅，透过裂缝就可以看见一簇火焰想要蹿上来察看人间的气息。

简单的饭食做好，美乐的爷爷和二公就回来吃晚饭了。我赶紧离开。村里的女孩们，与美乐在一起玩的有好几个，但都不会到她家里来，都怕她家里的人。但我没有什么障碍，我与美乐差不多大，就想她都不怕，我怕什么呢？

老高还是放牛，那唯一的一头牛。其实那头牛已经很老了，走路跟老高一样摇摇晃晃，虽比不上壮士暮年，但其步也哀。春耕的时候队里也并不指望牛能犁田，全靠壮劳力挥锄头硬挖，即使这样大家也没有怨言，老高每天能够享受七个工分的待遇。那时一个壮劳力一天是十个工分，折人民币大概七角钱。一年累加，就意味着队里分粮食的时候，美乐家同样可以分到谷子、蚕豆、洋芋、红薯等。

美乐的哑巴二公，则被队里分配去给公房守大门。大门里面当然还有二门，住的是仓库保管员。在我们眼里，公房是队里三百多户人家的财富中心。稻谷、麦子、油菜籽、菜油、干蚕豆，收割季节装满了无数间房子。这些房子里盛放粮食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每家人的饭碗里有没有饭吃。哑巴的作用就是外围巡逻，防偷防盗。别看他不会说话，对走近的陌生人，他甩着一只脚，呜噜呜噜走上去撵，别人都挺憷他的。哑巴每天也能得到七个工分。

长大了我才明白，队里这样的安排充满了善意，是美乐成长的物质基础。同时我还认为给了老高和哑巴一份尊严。本来，他们是完全可以享受“五保户”待遇的。但“五保户”被视为吃闲饭，很受人歧视。为此我对这位生产队长充满敬意。

美乐的家很拥挤，一间草房隔成三格，爷爷一格，她与奶奶一格，厨房兼粮食杂物一格。家务比如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全靠美乐完成。唯一不能完成的是挑水，这要靠她二公。我们村所有人家的水缸要在天亮前挑满。一旦鸭子醒了下水找鱼吃，水就搅混了；上游的人开始洗衣洗物件，当天的水也就不能喝了。

我偶尔放学后在美乐家院子里写作业，老高就会坐在我们旁边喝水，很奇怪，他坐着又不觉得他背驮了。我记得他手里那个大瓷缸子，冒着热气，绿色的漆面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与老高一样风烛残年。可老高爱不释手。他的安徽话我真心听不懂，但他看美乐的目光轻柔如烟。按年龄推算那时他应该是六十多，却有七八十岁的沧桑，确实像池塘边那棵枯树桩。

这时是早夏，院子里唯一一棵树——清脆李，青绿的果子还躲藏在酸涩中，我们已馋得没法，手里写着，眼睛却不停地瞟那李子。老高大概看在眼里，起身弯着腰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传出一缕缕烧干蚕豆的香味，我和美乐一下站起来冲进厨房，“嘭”的一声，再“嘭”的一声，一阵灶灰扬起，蚕豆炸开了，我们抓起筷子就去灰里扒，皮焦里香的豆子，让我们觉得扬起的灰都是香的。炸裂声完全停止了，我们已扒了一小碗。端着继续坐在院子里，嘴里嘎嘣嘎嘣，老高的表情是无限的满足。

转眼到了立夏，小麦金黄一片，队里开始收割，一直延续到小满，公房的大小仓库已是满满当当，连老鼠都找不到缝隙进去。为了犒劳各家馋了一个冬春的肠胃，生产队会在一个打麦活动即将收场的夜晚举行一个盛大的夜宴——吃米线，那也是所有男女老少期待已久的盛会。队里会在白天就杀好一头早已喂肥的黑毛猪，从城里买来十几筲箕米线，我们小孩子早就候在麦屑飞扬的打麦场。十多台打麦机开足马力，上百人分工合作，往机子里喂麦穗、挑麦秆、扬壳、扒麦粒，硕大的场子人声鼎沸，像极了不分敌我的战场。但这份盛大的喧嚣，还是拦不住远处炒猪肉臊子的香味，那等待了一年的人间美味的香气一阵一阵冲进人群。但我爹说其实那个时候打麦子的人最想听到的不是“吃米线了”，而是有人吼一声“停电了——”那就可以赶紧钻进麦秆堆里睡几分钟——连续半个月，白天割麦，晚上熬夜打麦，瞌睡虫已在他们体内传宗接代，疯狂繁衍。当然我们这些没经历过高强度劳动的小孩子是不理解的，只是奇怪他们为什么首先想的不是吃米线。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轰隆轰隆响的打麦机一秒钟内停歇，生产队的记分员开始念户主的名字，小孩子就端着各自的盆子欢天喜地地接着，然后一家人蹲成一个圈。那场面真壮观啊，半夜三更，繁星闪烁，我那些亲爱的乡亲，一群被美食激荡的人，乘着凉爽的夜风，嘴和胃在快乐着，狼吞虎咽，最后汤都不剩一口。那样的乡村图景，绝对是每个人心里存留的最美好的画面。

但我马上从口腹之欲的欢场里生出些愧疚来，我忘记了美乐。她正在人群中向我招手。我跑过去，她提着一只小铁皮桶，里面是热气腾腾的米线。她约我陪她送米线回去给爷爷奶奶。这当然不能拒绝。我们走出人群，美乐二公打着手电筒迎面走来。我想他可能早就候着了。

我们队的公房远离村庄，距离最近的一家人大概都有一千米。黑咕隆咚的夜，蟋蟀和青蛙的鸣叫此起彼伏，哑巴的脚步格外有节奏，左重右轻，左重右轻。他呜噜呜噜着，美乐答应着把小桶递给他，与我牵着手往家里走。我真佩服美乐，既能听懂老高的外省话，又能听懂哑巴的哑语。不管平时小孩子们怎么怕哑巴，不愿意走近他的身旁，但此刻，深更半夜在远离人声的村野，哑巴这个异类却让我莫名地心安。

关于哑巴的哑，我问过父亲，是先天的，腿的瘸却是后天的意外。我父亲说哑巴年轻时候很能干，十五六岁就在城里聂老板家的织布厂当学徒，聂老板是全城唯一一个购买机器织布的人，那台铁机器在哑巴手里哐哐响着，比手工织布快了很多，花色也好看，一下把手工作坊比下去了。哑巴于是很受老板器重，一直干到三十多岁。但有一天那台机器一个关键的零件断裂，几百斤重的铁疙瘩砸在哑巴脚上，右脚五个指头齐扎扎断了。哑巴的残疾又加了一项。

我与哑巴的近距离接触，这是唯一的一次。当然平时没少听美乐讲述哑巴对她的种种疼爱。村里的人也许永远不会知晓美乐与三个身体有缺陷的亲人的生活细节，或者说根本没有闲暇和精力更多关注，他们的身体要被泥土和烈日翻晒，以保证一日三餐不会从季节里漏掉。农民的脚步总是要被季节撵着往前走，命运也藏在一直往前走的季节里。

一位诗人说过，二十四节气是灵魂的时刻表，一切肉身降生其中。这不，夏收之后，麦粒归仓，各家分得了该分的粮食，磨了面，做了面条，备好半年的口粮。紧接着进入立夏、小满，嫩绿的秧苗插进了田里，再经过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等节气，中秋前后，稻子完成了时间与天地之间的承诺，金黄一片。又到收割的时候了。

但是哑巴，却在收割的热闹中意外离世。据说是大家回家做晌午饭时，他被打谷机电死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滇西农村已广泛使用带电的打谷机，具体他怎么触碰到电，已不得而知，总之到歇了晌的村民回到田里，哑巴已在打谷机上缩成一团。村里那天破例停工半天，似乎在用静默送哑巴上路。

美乐见到哑巴的时候，村里年长的男人已为他换好衣服，停放在公房那间门房里。美乐很伤心，哭得撕心裂肺，但村里的女人们拉着她不让她进去，只陪着她流泪。女人们悄悄议论，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亲人的两次死亡，且不说美乐与养母木兴及二公哑巴之间的感情有多深，一个小姑娘，仅是面对冰冷的死亡现场，就够可怜了。

美乐确实是哭进去了，养母死时她已初谙事世，明白死意味着彻底消失，明白那张简陋的木床永远只剩她一个孤独的身影面对黑暗。

此刻面对哑巴的死亡，十岁的美乐抖动着身体嚎啕大哭，不停叫二公，二公……

我与美乐是很好，但那时我不敢上前，只敢在人堆后悄悄站着。在场的人都满面哀戚，“同情”这个词我认为此时并不是贬义。

美乐的爷爷奶奶是不具备操办后事能力的，队里用集体的钱为哑巴置办了棺木，一众男劳力自愿把哑巴抬上山。一个孤独的灵魂开始去往另一个世界，他一生开不了口，别人窥见他的窗口，是美乐脸上的喜怒哀乐。

4

美乐的童年与村里所有女孩都不同。虽然其他女孩都要学会做饭、找猪草，但谁的肩上都没有扛着爷爷奶奶的生死大旗。哑巴死后，早晨挑水的事必须她来完成了，为此她要比原来至少早起半小时。磕磕碰碰挑满缸，上学的时间就到了。她的成绩不好不坏，老师也没有特别要求她。但是她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如何耕种田地。

我们小学还没毕业，一九八二年春节前夕，包产到户在中国的广大农村风吹浪破，我们村家家如沐春风，只有美乐爷爷愁眉苦脸。按全劳力十成、半劳力六成（一成算0.07亩）的标准，老高、瞎水莲、美乐三个人分得1.26亩水田。老高捏着土地承包合同蹲在墙角默默抽烟，皱纹根须般无限生长，头上的白发大风过后般强劲倒伏。在等待衰老的过程中，很多老人可以在晒太阳中安详度过，但老高不可以，他没有中间的力量可以过渡到美乐；还有瞎水莲，如今吃饭都要把碗递到她手上。

生产队长老林看在眼里，召开了生产队最后一次社员大会。他说，老高家的困难大家都看得到的，乡里乡亲，我们也不能不管，我提议今后从村头轮着来，五户轮一轮，春耕夏收算一轮，夏种秋收算一轮，帮衬着老高家种田收粮，不愿意的也可以跳过，下一户接上。我亲爱的乡亲们，尽管平时会有斤斤计较，有贪财好小，有喋喋不休，但这时都没有推脱，接下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

此后，每到农忙时候，五户人就会相互约好，分工合作。当年的春耕，有负责育秧的、负责耕田的，小满栽秧，一天就完成了。收麦子也是，一天工夫，五户人的主要劳动力就把麦子收割完毕，并打好麦粒挑到美乐家，美乐与老高只需花几天时间翻晒晾干即可。大家干活那天，美乐会烧两壶开水送到田里，至于午饭和晚饭，大家知道美乐家的条件，各自回家去吃。

两年之后，我们小学毕业。按考试成绩，美乐是可以到七公里外的乡中学上初中的，但要住校。因为要照顾爷爷奶奶，她选择了村里的附设初中。

曾经在考试前的好几个夜晚，我在她家小院里与她讨论去哪里读的问题，端午节后的夜晚，天空的月牙儿带着又一个周期的新鲜挂在美乐家李子树上。李子已经成熟，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挑最大最粉的吃，咀嚼中，酸甜的汁水、清脆的声音愉悦着我们胃里的馋虫。

她家茅草房的窗子，是用草纸糊的，透出昏黄的光晕，我知道她爷爷老高，正在看那永远看不完的《七侠五义》《水浒》。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场景很静谧，当然那时不会形容，现在回想起来，那感觉与乔叶在《宝水》里的一段话特别相似：“发现没有灯也并不黑，因除了厨房的光，还有天光。天光貌似遥远，其实却不只是在天上。但凡落到人间，就是亲密无间。它的亮是暗色调的，厚实的，就那么一点点地浸染进来。”那时我就分外贪图那种黑中透着微亮的静谧，我觉得我与这种气色是融为一体的，于是一坐就很久。后来我想，美乐的无数个夜晚就是在这样的天光下度过的吗？我也在想其实是与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高努力用自己微弱的光，抵御着生活的哀伤给美乐造成的伤害，温暖着她的童年，也才能把这天光圈在一个简陋的小院里，让美乐在四季的轮转中不知不觉地成长。

5

上初中后我周末才能回家，与美乐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就少了。但我还是时常牵挂她，回家的时候尽可能去见她。小兴奋淹没着我们在一起的有限时间，我给美乐讲同桌的故事:上星期天晚上归校的时候，同桌前脚才进教室，后脚她妈妈就追来翻她的书包，甚至顾不上抹一下黏住头发的汗水，颤抖着手抽出一只旧鞋，手伸进鞋肚子，掏出一卷红的绿的钞票，然后慌张的表情才松弛下来，撸一把她女儿的头发，骂道，冒失鬼，拿鞋也不告诉我一声，害我还要摸黑回去，下星期早些回来啊。同桌整个过程似乎没反应过来，看着那只被遗弃在课桌上的白色回力鞋发呆。那鞋确实很旧，说是白色，其实已经泛黄，鞋面丝丝缕缕，像被冷秋杀过的菊花。我看着同桌残破的表情，知道她是怕同学笑话，就安慰她，没事呀，我妈也在鞋里放过钱的，你问问同学，有哪家还塞过墙缝里、藏进米缸里？传说还有拿老鼠皮缝钱包的。哈哈，大家都笑了。晚自习正式开始。

她给我讲的则是同学上课似乎都漫不经心，老师喊破嗓子，仍有同学在下面讲小话，有一次数学老师的木尺都在黑板上敲断了，才吓到了同学。我问为什么呢？但开口就知道问得太傻，农村的现实就是大家都觉得读完初中也是回家种田，那么用功干什么呢？我有点不甘心地问美乐，那你呢？我？美乐的眼睛有点躲闪，我是想好好读的，但是，后面的事谁说得清呢？

这样有一次没一次地见着，转眼就到了寒假。放假的当晚，美乐就来找我了。我想她绝对是有事的。果然她说明天就要进城去亲戚家了，她的姨奶奶中风睡在床上了，让她去帮忙照顾。我想起那个姨奶奶就是丙莲，瞎水莲的妹妹，几兄妹中唯一正常的那个女子。我问美乐，你去了，你的爷爷奶奶呢？她说，我会抽空回来照顾的。然后她补了一句，姨奶奶家会给一百块钱，够爷爷奶奶用一段时间了。

然后那个假期，我几乎就没见到美乐。有时候感觉她像一个风筝，离我越来越远；又觉得作为一个风筝，那根连接风筝的线似乎在她手里，似乎又不在她手里，究竟在哪里呢，那时的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想清楚。

大年三十的下午，她回来了，背着姨奶奶家准备的各种食物，回来陪爷爷奶奶过年。晚饭后，我见到了她。那时，我似乎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见到她，我已经没有主动权了，我还在原地，她却已经换了场地，空间上的距离已经形成，偏偏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去找她，毕竟她也是在别人家里。说了一些彼此的境况，她匆匆离去。那个年龄段特有的敏感像小蚂蚁一样时不时咬我一下，我有一种预感，这种匆匆见一面的机会也许慢慢地会更少了。我为这种预感感到伤心，一种隐隐的担忧像一粒豌豆芽那样慢慢冒了出来。

寒假结束，春季开学后，周末回家得到的消息是美乐上学还是在上的，只是周末就要进城了。我猜想美乐应该还是想念我的，就像我想念她一样。但见不见，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我。她小小的肩膀扛着亲人的衣食，她得迎着生活指引的方向往前走，我对她任何的苛求都是过分的。作为她最好的朋友，对她最好的支持，就是在她需要我的时候，能站在她的面前。

说给谁都不会相信，此后的两年，我们仅仅是在寒暑假她回来照看爷爷奶奶的短暂时间见了几面。

初中毕业，我正做着升学的准备事宜，突然有一天晚上美乐来找我，说后天要订婚了，希望我能去。我吃惊地看着她，问，你不读书了？她拉着我的手，与我一起坐下，说，我家的情况摆着，爷爷奶奶的身体摇摇晃晃，我一个人真的管不过来了，城里的亲戚介绍了阿勇，比我大五岁，我见了几次很老实的，在姨奶奶家什么活都抢着干。她的脸在灯光下是柔和的，卷曲的头发有几缕散在前额上，有一种特别的妩媚。她其实是很漂亮的，弯月一样的眼睛比我家的灯光亮，似乎没有不情愿的意思。那你会很快结婚吗？我忍不住问。不会的，至少到十八岁的，已经说好了，阿勇来家里照顾爷爷奶奶，种田地，我还在亲戚家帮忙。见她把面临的难题都安排好了，我不能多说什么了，只有祝福她。

三年瞬间过去了，在外面读书的日子里，我听母亲说先是美乐的奶奶瞎水莲去世了，不久后姨奶奶丙莲也去世了，美乐于是回到了家里。爷爷老高几乎不能走路了，那个大号的弯弓已呈摧枯拉朽之势。

之后,我忙于把自己埋在书堆里，不断接受各种考试，不停地在假期为自己挣学费，也时不时收到母亲传来的消息：美乐举办婚礼了，美乐生孩子了，老高去另一个世界了……

很多年我都没有收到美乐亲自给我的消息，到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的时候，我却没有她的电话号码。我的记忆里还是我们少时的样子，甚至我怀疑这是我有意形成的惰性，我不想更新大脑记忆的硬盘，不想修改新程序，不敢面对乍一见面的新变化。

前几年，我们村拆迁了，母亲说美乐与阿勇成了钉子户，他们的房子——阿勇来了以后盖的新房子，在他们出去卖地里种的菜时，挖掘机五分钟就把他们几十年的努力铲平了。到他们赶回家，房子已是一堆瓦砾，连被子都没拿出来一床。

被掀了房子的美乐，不知道怎样了。据说她心里有气，拒不接受位于十七楼的安置房。

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几个朋友约去城南的一条街吃饭。我住城北，对城南的饭馆不熟悉。停好车，跟着朋友往街巷里走。

突然，一个“美乐小厨”的牌子扎进我的眼睛，再看店面，木质窗子，窗下几盆菊花带着青春的香气——那是才绽开的花瓣，是龙陵人特喜欢蒸鸡蛋吃的小黄菊。美乐？我小时候的好朋友美乐吗？

我冲进店，毛躁的手脚差点撞到一个端汤的小姑娘，她的惊叫吓到了旁边吃米线的客人，他们纷纷侧目看我，我嘴里说着抱歉抱歉，眼睛却往厨房扫——厨房里的人，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想见的人——她出来了，戴着口罩，但仅凭额前那缕卷发，还有那弯月样的眼睛，我就确定，她是美乐！我摘下口罩，跨过去抱着她，她手里的一把菊花撒落在地，也抱住了我。我们哭了，又笑了。

很久，我们才松开。美乐招呼我们吃菊花米线。另外还有白酒鸡蛋、白酒汤圆、荞面糕、玉米饼、小卷粉等精致的小吃，都出自美乐之手。

这一晚，她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说。时隔几十年，我们的话都在彼此的一眼里。李修文在《山河袈裟》里说，借我一双翅膀，我也飞不进一朵豌豆花的花蕾。但我想说，走得进走不进都不重要，只要那朵花还在开着，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