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学术｜百家争鸣：东汉以后的安流局面
谭其骧先生在1962年写了著名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一文。过去学界许多人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安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王景治河”: 选择一条相对低洼、距海较近、行水畅通的河道,加上科学合理的建设措施,完成了一个工程性的解决方案。但是谭先生的文章不仅着眼于黄河下游河道的治理,更关注了黄河水土流失和黄河上下游治理之间的关系。后者在过去并不太受关注,谭先生此处展现了他的学术视野,这和辛老也有相通之处,尤其是他们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把握。谭先生还通过上中游农牧产业结构的变化观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害问题。基于水流位置、产业结构、民族关系来讨论黄河安流问题,将他那个时代的认知推进了一步,对纯粹以“工程措施治理黄河”予以了冲击。
我们现在讨论“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农牧变换’的规模、范围到底有多大”,过去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还不具备完全解答的能力和条件。比如,秦汉时期整个西北地区尤其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区开发规模有多大,会否对大自然造成扰动?这种扰动是否有危害,甚至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范围?过去我们讲到刀耕火种、伐薪烧炭、宫室建筑,就觉得一定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但其实用木石金属工具而非现代机器砍伐,森林自然增长量甚至会大于(或等于)人工砍伐量。由于自然增长量的修复补充,即便人类生产生活存在扰动,或许也不足以对生态环境造成根本性影响。
再看谭先生所讲“由农变牧”或者“由牧变农”过程的烈度,是否足以造成黄河携带泥沙量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汉代人口多时达到近6 000万,东汉初比较低的情况也只有两三千万。古时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有限的农牧负载量对自然产生的扰动,到底能不能导致黄河泥沙量的变化?谭先生这个观点打破了旧识,但随着更多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得以运用,回头思考当时黄河的实际是否如谭先生所想,值得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1997年,我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尹湾简牍宿麦面积资料的农史透视》的文章。《文物》杂志在1996年第8、10期先后刊文介绍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村汉墓出土文物,其中六号墓出土了部分简牍,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尤其木牍“集簿”上记载了宿麦种植面积。在此之前,大家对汉代及其前后全国小麦的种植数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作为从事农史研究的人,第一次看到2 000年前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数字,这在汉史资料中迄今仅见。我肯定不愿放弃分析解读的机会,和几位研究生研读后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中国文物报》。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邹逸麟先生的关注,并推荐给所里当时在读的研究生阅读讨论。邹先生说:“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是从小麦种植的整体描述、宏观分析的基础上来讨论的。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对黄河中下游小麦种植面积的情况进行一点定量分析。一个小麦的种植面积,人家能说出这么多话来,这种定量分析的认识与研究路径值得学习与借鉴。”
我们的春小麦叫“旋麦”,冬小麦叫“宿麦”。小麦是从西亚传入的,具体引进过程有很多解读。一般认为它从欧亚草原直接传到东北,然后下到山东,又从东往西走,与间断传入的相汇于河南地区。农业民族大多把小麦当粮食作物,而在游牧民族那里它既是粮食作物,又是牧草,尤其是一种反季节牧草。游牧民族在一个宿营地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向周围撒一些麦的籽粒,到冬季所有植物都干枯了,可供牛羊食用。到第二年收获的时候,如果收成好,就作粮食收回来;如果歉收就不收割了,直接给牛羊连同麦草籽粒一并吃掉。由于我们通常只把麦类当成粮食作物,所以研究它最初东向传播的路线时只注意到农业民族与部落间的一站一站式的断续传播,但传播速度比较缓慢。而游牧民族在欧亚草原把麦类当粮食兼牧草的传播是加速度的,比间断式传播要快得多。
在对尹湾简牍的人口数量、小麦种植面积做了比对与计算后,我们发现当时东海郡人均种植小麦大概5.2亩,户均小麦种植面积近28亩。西汉后期全国户均土地不过六七十亩,从东海郡人口密度及经济发展情况推断,其户均土地大概也不超出这一数字。每户约以半数耕地种植冬小麦,则其规模与面积皆相当可观。考虑秋类作物的多样性构成,宿麦面积似已跃居五谷之首。这超出了以往对秦汉小麦发展水平的基本评估,令人大为惊异。东海郡古属徐州,作物种植以粟、黍为主,但“集簿”却略粟黍不计而独计宿麦种植面积及其增减,小麦种植面积作为地方政府必须掌握的政绩考核资料,反映了西汉王朝及东海郡对宿麦的重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宿麦视为“栽培条件要求较高”的作物。言及战国秦汉的麦作发展,较多研究关注其与铁器牛耕、农田水利、耕作栽培技术、粮食加工手段的联系与发展,而低估了自然环境因素和宿麦生理特点在初期麦作推广中的重要作用。尹湾所在的东海郡早期农业开发程度较差,按理不会列入秦汉主要麦作发展区,但是尹湾简牍所反映的情况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所以对中国早期麦作发展的研究亟须反思。
因为这一数字,我们开始研究为何如《淮南子·修务训》上会记载“东方宜麦”,即黄河中下游适合种植宿麦(冬麦)。这在与黄河泛滥联系起来后问题迎刃而解。东海郡地处黄淮之间,低洼沮洳之地易罹水患,黄、淮伏秋大汛更易造成洪涝灾害。此时适值秋粮生长、收获季节,一旦遇灾,秋作往往荡然无存,造成粮荒,影响国计民生。但宿麦播种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收获期在次年6月上中旬,基本能避开河汛水患。利用其晚秋、早春生长保证收获,便可以弥补秋禾歉收和水灾损毁,增加粮食产量。接绝继乏、防灾救灾或是关东早期麦作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所谓“东方宜麦”,大概可综合以上因素得出结论。
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敏感度是判定是否会构成灾害的重要依据。我们称“灾”是基于主观的判断,如果它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与伤害,就不认为它是灾害。黄河泛滥多在夏秋之间,就农业而言主要是威胁了秋粮的生长收获,与夏粮无涉。同样的洪水对秋粮是灾难,对夏粮则刚好在小麦种植之前、收获之后的那一段空闲。利用这一段在麦闲田里补充一些“水”和“土”,反倒提升了土壤的“墒情”与“肥力”。河南、山东百姓因为农作物播种结构变化,对黄河洪水由害怕转变为期待。我的这篇文章也由此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黄河下游农作结构的秋麦之变,使人们对黄河泛滥的敏感度降低了。
梳理黄河“安流”研究的学术进程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个人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黄河安流的关注点放在了工程措施方面,确实卓有成效;而关注上下游农牧关系变化,开阔了黄河治理与研究的视野;提出黄河中下游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夏秋变化,则降低了人们对黄河灾害的敏感度。
（本文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教授在复旦大学作的学术报告“黄河与中华农业文明”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