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里做牛马太久了，被各种束缚裹挟着，内心无比渴望自由，向阳花海。
然而，自由是什么呢？清醒的人说：自由是相对的。向往自由的人会说：自由就是自由，不顾一切，不计后果。
我常常站在三十八层写字楼的玻璃窗前，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那些钢筋水泥的森林，将天空切割成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像极了我们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生活。楼下的马路上，行人如蚁，车辆如梭，各自奔向既定的目的地。我们被装在一个个方形的格子里——方形的办公室，方形的公寓，方形的汽车，方形的手机屏幕。连我们的思想，也被无形的力量挤压成了方形。
午休时分，我常溜达到公司后门的小巷。那里有一堵残破的砖墙，裂缝中竟生出一株不知名的小花，紫色的，单薄得可怜。我每每驻足观看，心想这花何以能在此处存活？它不嫌这空气污浊么？不惧这水泥坚硬么？后来我才明白，花哪里懂得什么嫌与不嫌，惧与不惧，它只是要活，便活了；要开，便开了。这便是花的自由罢。
办公室里的小张上个月辞职了，说是要去西藏。众人皆笑他痴，房贷未清，婚期在即，如何能走？小张只道："若不走，我便要死了。"这话听来矫情，我却懂得。人有时确实会被一种无形的死所困，不是肉体的死，而是灵魂的枯萎。小张走时，只背了一个登山包，连辞呈都是用手机发的。我送他到电梯口，他忽然说："你知道吗？西藏有一种花，只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开放，一生只开一次。"电梯门关上的刹那，我看见他眼中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彩，那是我在城市里许久未见的东西。
我的阳台上养了几盆多肉植物，肥厚的叶片排列得整整齐齐。朋友见了都夸我会养花，我却暗自羞愧。这些植物本可以长得张牙舞爪，恣意妄为，却被我修剪得如此规整，活像一群穿着制服的小职员。它们何尝有过选择？阳光从哪个方向来，水何时浇，甚至往哪边长，都由我一手操控。这哪里是养花，分明是制造花的囚徒。
前日路过一家花店，见店主正在处理一批新到的向日葵。那花盘足有碗口大，金黄得刺眼。我问："这花能活多久？"店主头也不抬："放水里，一个礼拜吧。"我不甘心："若种在地里呢？"店主这才抬头看我，像看一个怪人："现在谁还种地啊？都是买来插着看的。"我默然。原来在我们眼中，连花也只需绽放一瞬便够了，长久反倒成了奢侈。
黄昏时分，我常做一种幻想：假如我能变成一阵风，便可掠过这城市的万千楼顶，去看真正的花海。那里没有打卡机，没有KPI，没有每月准时的账单。花开花落，只随四季更迭；风来风去，全凭一时兴起。但幻想终归是幻想，第二天闹钟一响，我仍是那个准时出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周先生，西装革履，表情得体。
有时我想，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活在矛盾中——心灵向往着无边的花海，身体却被困在方寸的格子间。我们读着"采菊东篱下"的诗句，手里却攥着房贷计算器；我们向往"行到水穷处"的洒脱，脚下却踩着打卡机的红线。这种撕裂感，恐怕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病症。
或许，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心向何方。即使身在钢筋水泥之中，心若向着花海，便不算完全被困。
在心里为自己种下一片花海吧！就当给自己留一份生命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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