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他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副刊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大宅,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他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十七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他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他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肯,所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远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他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大陆,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罗孚说她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 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金庸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他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11岁。他们相恋时,他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仁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金庸与朱玫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也正是《明报》草创之际,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他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 金庸与子女査传侠、查传诗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查社长、查太”。《华人夜报》创刊,她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一日,金庸又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为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
▲金庸与林乐怡
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甚少出现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林乐怡最喜欢《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
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
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
老同事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1998年11月8日,她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六十三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竟然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金庸与林乐怡
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
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的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阿May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阿May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她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阿May性格爽朗,毫无心机。
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他说林乐怡最喜欢他的作品《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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