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古诗，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身着长衫的文人墨客，在亭台楼阁间吟诗作对的场景，仿佛古诗只是文人阶层的专属雅趣。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便会发现，古诗从诞生之初，便是多元阶层共同参与的文化结晶。它既是文人抒发抱负的载体，也是普通百姓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的工具，更是跨越阶层的精神纽带。古诗的生命力，恰恰源自其“上达庙堂，下至民间”的包容性。
 
一、民间沃土：古诗诞生的原始摇篮
 
古诗的源头，深深扎根于民间土壤。中国诗歌的开山之作《诗经》，收录的305篇作品中，半数以上来自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由百姓口口相传，记录着农耕、婚恋、劳作等日常生活：“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描绘先民顺应时节的农事活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质朴的语言咏唱爱情的美好。这些诗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以真实的情感打动人心，成为中国诗歌的源头活水。
 
乐府诗的兴起，更是将民间诗歌推向高峰。汉代乐府机构采集民间歌谣，如《孔雀东南飞》讲述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木兰诗》歌颂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奇，这些作品以叙事见长，语言通俗易懂，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与价值观。它们的存在证明，古诗从来不是文人的“专利”，而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文人传承：从民间到雅化的艺术升华
 
文人阶层对古诗的贡献，在于对诗歌形式与内涵的深化。从屈原在楚辞中融入个人遭际与家国情怀，到唐宋诗人将诗歌格律推向极致，文人在吸收民间诗歌养分的同时，赋予其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借鉴乐府诗的叙事手法，却以文人的视角与笔触，深刻反映安史之乱中百姓的苦难，将民间疾苦升华为历史的悲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让诗歌回归关注现实的传统。
 
文人的创作虽然带有精英化的特征，但并未脱离民间的根基。许多诗人主动向民间学习，如刘禹锡汲取巴楚民歌的精髓，创作《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俚语入诗，既保留了民歌的清新活泼，又增添了文人的含蓄韵味。这种雅俗交融的创作，让古诗的内涵更加丰富。
 
三、全民参与：古诗在市井中的蓬勃生长
 
在古代，诗歌并非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渗透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节日庆典时，人们吟唱“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送别亲友时，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表达情谊；就连孩童启蒙，也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开始。诗歌作为一种全民性的文化活动，在酒楼茶肆、街头巷尾广泛传播。
 
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与市民文化的兴起，诗歌进一步走向平民化。词作为“诗余”，更成为市井百姓喜爱的文学形式。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说明其作品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元代散曲、明清民歌，同样展现了普通百姓对诗歌的热爱与创造力。这些作品或许没有文人诗歌的精致，但以其鲜活的生命力，丰富了古诗的内涵。
 
四、现代启示：古诗的全民性从未消逝
 
时至今日，古诗依然是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从孩童牙牙学语时背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到《中国诗词大会》中选手与观众的热情参与；从网络上“改编古诗”的趣味创作，到普通人用诗句记录生活感悟，古诗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与现代人对话。它不再局限于某个阶层，而是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基因。
 
古诗从来不是文人的专属，而是跨越阶层、贯穿古今的文化纽带。它诞生于民间的沃土，经文人的雕琢而升华，最终回归到全民的精神世界中。这种全民性的特质，让古诗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它既是阳春白雪，也是下里巴人；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当下的共鸣。当我们重新认识古诗的包容性，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它为何能成为中华文明最璀璨的明珠。 #2025新星计划1期#  #河南人中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