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遗作:陕县记忆

编者按
这是二月河生前未发表的作品的节选。与二月河的《密云不雨》相比较,作家虽然回忆的是同一个时期的童年岁月,但叙述的关注点和详略却有不同,文字的表现上也各有千秋。作家不同文本的比较与研究虽然是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如果能同时看到一个艺术品的不同侧面,也是一种审美享受。
陕县与栾川很不同。陕县有黄河,自城边擦过,栾川只有山没有河。陕县的河处在中条山南端,北岸是山西平陆县,南岸则是邙山。低矮的邙山和高险的中条山夹着这条黄河。从西向东三个渡口,都叫太阳渡,西太阳渡是陕县黄河的上游,从西向东缓缓流来,在陕县南关西边向北直折,就到了中太阳渡。中太阳渡虽说叫渡,但我每天在远处玩,从未见从中太阳渡过河的, 只见过冬天时分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从中太阳渡踩水过河,老船工说“水性绝好”,怎么好法,他没说我也没问。只是那时初冬天气相当冷,只穿了个裤衩, 头上顶着鞋子,脖子上架着棉衣——就这样过了河。中太阳渡水缓无船渡是 我心中的印象。从太阳渡向北直走约一公里,黄河遇到中条山挡道,在这里 一个急转,又是九十度一个急弯向东,奔泻向东这部分,叫“大太阳渡”。 黄河水被中条山碰撞之后,流势似乎急了一些,但这里是路口,又有滩头什 么的,自然成了渡口——渡口是什么地方?似乎同学们没人问过,我也一样 不知道。过了几十年,我过了耳顺之年才明晓下头叫作“五星镇”,是三门峡的前身。
三门峡市现在是牛了,可是在当年就这么一个情况:是陕县的一个镇。 它为什么叫三门峡呢?原来大禹治水时,劈山凿河放黄河入海,劈出两座巨峰插在水中,也叫作“中流砥柱”。两座峰将河水中间分道变成了三股黄水 从“门中”穿过,分出“人门”“神门”“鬼门”三个流域。渡船从这里过, 必走“人门”,弃“神门”“鬼门”而不入,就是三门峡的初貌了。从这里沿途,北边是中条山,高峻挺拔,南边是邙山,平缓坚实把河道夹得窄窄的。 黄河从中门激切穿流,沿河看去一路都是狂浪滔天波涛东去,河水涌出的排浪, 一组又一组,向岸边堆涌,加上闷吼的河啸,挺然向东,和郑州一带宽敞处观阅黄河完全不是一个感受。
陕县和栾川都是小县,都没有电。别说路灯,连宾馆、饭店、家庭居舍一概没电,一到天黑栾川是满城的风吼,陕县满城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声音:黄河啸声。现在哪里听得到,我不知道。但陕县通县就是这一个音,翻着巨浪的大河把它的声音也留在了陕县。
从县城南北的主街到黄河岸边的城墙边,看到的树种不多。好像只有“绒花树”和白杨。县城也有大片的麦田,麦田的田埂上可看到并不稠密但十分高大挺拔的白杨,“绒花”低矮,白杨高大,这是陕县的特色。我们上学的路边麦田还天天都能看到白杨,一排直挺钻天白杨,不枝不蔓,挺在陕县的风地里微啸。而走进内街到处都是“绒花”,尤其是刚下过雨,“绒花树” 低得几乎贴在地面上,需要用手捧着开路才能顺利走下去。陕县还是文化名城, 引人注目的“分陕石”就在陕县。
这其实是一根石柱——细长色黑,立地挺天,是先民分陕的文化标志。 《史记》里似乎就有它的名字,分陕石向东就是河南,向西自然就是陕西了。 陕县旧人说话和陕人一样夹着河南口味又纯是陕西语气,城里人、乡里人似 都是这样的。那时的陕县和洛阳好像不是一回事,洛阳有个洛阳军分区,陕县有个陕县军分区,后来与洛阳军分区合并一处仍叫洛阳军分区。父亲随着过去,当了洛阳军分区的政工科长,我们举家迁挪洛阳,就是这么个缘由。
父亲在陕县军分区做什么工作,我没有一点印象。我只记得母亲是在行署当一个什么秘书。但是很快地,母亲就调到陕县公安局当副局长,我即随母亲进了公安局大院。

二月河与父母及妹妹们(二月河夫人生前提供)
这是很大的一个院子,靠在陕县的最北端,依着北城墙而立,东西方向宽,东方是公安局机关大院,靠中间似是空地,向北直到了北城门,城门门洞外面土墙封了,南头是房门和窗户。卧在窗台上看,其实这个城门洞已改建成了审讯室,空地西侧是一溜平房和墙,靠角一扇小门通着陕县监狱。监狱就是个大院子,关的轻刑犯人,男女都有,还有井,引水洗漱渠。女监坐落在西南,监狱院最北端是个舞台——别小看了这舞台,上头经常演戏,《武家坡》《寒窑》《梁山伯与祝英台》《小寡妇上坟》,诸如此类的戏, 甚至外边戏院早已不演多年搁置的戏,犯人们都会演。文武场子搭配严密, 男女演员凑齐,几乎天天有戏,一点也不像监狱。我过监狱院到西边城边去 玩,那里有一座马王庙,一大片淆乱,长的都是扫帚苗、黄蒿、野猪菜、灰条菜。我的记忆里,那里的黄蒿可以长到二层楼高。其实这是保守的说法。 黄蒿、灰条菜真的能长到十米以上,下面蓬蓬松松,中间密密紧合,别说狐鬼, 就是大象牛羊进去也会顷刻间泯灭无踪。在这一大片蓬蒿南边是几处坑落院 子。这院子怎么弄的?这原本是一块平平整整的黄土地,划出一个方块来, 或三五丈,或七八丈一条边,沿边向下把土切割出来,有两层楼深的地坑就“切” 出来了。而后在地坑边的土壁上开洞挖窑,和陕西、山西见到的窑洞毫无二致。 据老年人说这种窑耐住,二三百年的老院子还有不少,只是窑洞里有点潮, 不及普通住宅干爽。
公安局大院有三四处这样的坑院,都在监狱院西,都是关犯人用的。我在小说里写到了阿桂的故事就是说的这种院子。从 1954 年我离开陕县之后,直到六十多岁我见到陕县地坑院也还有,不过多数已不做民居而是作为文物和遗产保存了。从地坑院向南,大约是行署大院、地委大院还 有军分区。北边外是绝壁城墙,十几丈高吧,偏西一点还有一座荒废了的马 王庙,早已僧俗、神祇诸物湮灭,只有几十口棺材是存着的旧物,从来也没人光顾过。 这一带是公安局子弟小伙伴们的乐园和天堂。第一,院子在公安局圈禁 之内很安全,也没有狼、毒物侵害;第二,外人进不来;第三,家离这里不远; 第四,里边草树丛生,蒿艾丰蕤,好捉迷藏;第五,孩子们在这里玩既不会 受什么伤害,也不会跑出去祸害邻居。在围墙边一声高喊,大致上就都能听到。 因而我们常常光顾这里,天不管地不管,一玩就是半天。季节对了还能摘到 酸枣、柿子、桑葚、刺梨之类解个馋。
从这处院子出来就是犯人居住院。男犯人在北端,女犯人在南端,中间 戏台上几乎天天演戏。都是男犯人上场,女犯人没有唱戏的,我常听男犯人在戏台上一边唱戏一边打诨:
梁山伯唱:“梁山伯与祝英台。”[(小声)——日你老娘! ]
祝英台:“山上草桥来结拜。”[(小声)——肯定你妹子想我了。]
梁山伯:“只知你是男子汉。”[(小声)——放你姐的屁。]
祝英台:“哪知我是女扮男。”[(小声)——是男是女你妈知道。]
…… 这么着乱糟糟的插科打诨加台词演着玩。不过能来演戏的多数是轻刑犯人,住在地坑院牢里、戴着脚镣的重刑犯是不能在这里唱戏听戏的。轻刑犯也不是整天唱戏,他们每天有工作——糊火柴盒子,一包一包,大包小包装在箱子里往远处运。公安则是监工,公安也看戏,也偶尔和他们搭讪几句, 显得气氛很轻松。我每次从这里过那院(杂草院)去玩,也在那里听几句戏。 犯人们都知道我是“马局长的儿子”,对我也是很礼貌客气的。这里的氛围 和东边的公安局机关大院几乎一样,看上去很轻松,甚至因为多了个戏台显得很活跃、有点欢乐的样子。 但这个氛围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很快,“镇反”运动开始了。轻刑犯 中也有一些是村乡里的流氓恶霸、国民党部队里的下层军官和兵士、大土匪。 通过肃反,大规模的枪决犯人活动便开始了。重刑犯那边几乎是天天有人赴刑场,轻刑犯这边天天有人被砸上脚镣送往西边。被枪毙的犯人临刑前要把脚镣砸开。因此公安大院天天都能听到砸脚镣声,可以看到一串两三个三五个被押送出院“执行去了”。监狱的戏是不再演了,也不通行了,西边院子也就没人再去了。

地坑院(摄于2024年)
这样监狱也还有越狱的。他们怎么个越法,我不知道,但母亲就是管这事的。每跑一个犯人都要向她报告:“局长,今天又跑了两个,是从北坡跑下去了。”“坡工控制了吗?”“控制了。”“还有那几户种花生的农民, 他们要过河肯定要走花生地。”“局长放心,我们看住了那里。”常常有这种事,我和妹妹也都习惯了。有一次,一个逃犯昏头昏脑地跑到我家一个废 地窖里,在地窖口还留了一个大大的脚印。母亲立刻带枪上膛和公安叔叔包围了地窖口,喊了半天没人应声,母亲接了上去:“喂!我是马局长!我告诉你这个窖子不深,五分钟之后我们下去搜,下去之前先扔三颗手榴弹,要 是有种你就挺着。”她话音刚落,逃犯已举着手弯腰钻上了通道:“我投降, 我投降。我现在就出来!”
我们家其实离公安局只有二百米,从南向北一条街,都是种的“绒花树”。 街东都是民居,街西便是军分区大院,临街也是“绒花树”。军分区好像从 前是关帝庙,院里只有几排房屋,到最南端东南墙角就是那块分陕石——分陕石原来的位置就是在这里,栽在军分区东南角,比墙高一点。分陕石北是 一块“关公试刀石”,说是关羽在这儿磨了刀,要试一试刀锋,一刀劈向石头, 石头像豆腐一样齐齐地被劈开,纹路自然,毫无矫饰。父亲就带我去看那块 石头,我问:“劈下来的残石块呢?”父亲一笑说:“它飞到黄河北边去了。”翻过军分区南墙又是一条街,这里是陕县内城。内城也有城墙门楼,门楼向 南一条路就到陕县火车站。内城门楼口还有两个鬼卒兵勇模样的雕塑对面拱 手而立,所以我怀疑军分区其实原来是座城隍庙,这东西摆在城隍庙似乎更合适。
陕县的环境情况能忆起的都写在这里了。这个城市和栾川的规模差不多, 也没有电,很疏朗开阔,开会时在内城东北大操场,开群众大会也架机枪, 甚至还有榴弹炮,但气氛不像栾川那样紧张严肃,总的情况和栾川有几分相似。

蛤蟆塔(摄于2024年)
也有完全不同的一面:我在陕县上小学了。现在每天晚上看电视《天气预报》还能见到陕县的宝轮寺塔,我们小学就在塔北不到一百米处。宝轮寺塔是我近年才知道的,是它的官名。我小时候当地人都叫它蛤蟆塔,高高的 一座塔,四周全被炸平了,一大片地方全是碎砖烂瓦。学校是个“完小”, 院子很大,中间还有一块操场,环操场一圈房屋是教室,我就在这里上学六年。 班主任是个女同志,名字叫牛转娣。在我的印象里牛老师总是很精干很聪明也很漂亮。在教师队伍里,她是最年轻的一个,同学们也都喜欢她,说坐直就坐直,说立正就立正,很听话。她和别的女老师一块儿赛跑,无论在前在后,全班男女同学齐声为她喝彩:“牛老师!跑得好!加油!”喊得嗓子都哑了,手也拍红了。我是班级年纪最小的学生,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亲我爱我,不愿意她为我不高兴,可惜的是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好学生,喜欢逃学。
在陕县的记忆,几乎可以说就是我逃学的记录。
功课应不难,语文和算术。算术从一年级开始学加减乘除到六年级毕业, 相当于现今学生两年的课程。语文呢,那时叫国语。第一课“开学了”,第 二课“我们上学”,第三课“学校里有老师和同学”,第四课“还有教室、 桌椅、板凳……”,这一课又一课下来就是如来佛也觉得受不了,太慢了! 几个同学下学前一阵耳语,趁机逃学就发生了。
逃学到哪里去?黄河岸边体育场,羊角山。 到黄河边,主要是洗澡。我们从来不到中太阳渡,那里几乎没有河岸, 水深流急,船都不从那里行驶;也不到上太阳渡去玩,因为那边水流太急, 滩面也太小。我们大致都是在城北公安局大院靠着的北城墙外,墙外是土悬崖, 城下到河边有一里地的滩地,种的几乎都是花生,平坦的沙滩岸显得宽阔易行。光脚在沙滩上跺腿,一会儿沙滩上就会出现软软的圆圈,再跺一会儿就会渗出水来汪成潭,但一般跺圆了就行了,像是走在弹簧床上,一弹一动的, 很好玩。挨身就是黄河,河岸也比较平缓,跺出一身汗浸进黄河里沁凉透心。 周围是黄水、白浪、帆船、船工,也不容易出什么事故。这么一玩是一晌。 小心地这么玩半天回到家中,母亲也不说什么,走到我跟前把我的裤腿往上一提,手背在腿上轻挠一下立马就会有一溜白印出来,不用问,这是在黄河里洗澡了。得,母亲也不说什么,等我安生吃完饭,提起来便打,打的还是 屁股,一边打一边责问:“还去(黄河洗澡)不去了?还去不去了?”我在下边大哭大叫:“不再去了!”就这样在陕县不知挨了多少打。 黄河危险。家长亲人和朋友说的多了,也亲眼见过被河淹死的人白亮亮 挺在沙滩上,心里还是有几分畏惧的。我们逃学有时会逃到体育场。体育场那儿有个大舞台,平时没人,舞台上可以遮风挡雨,台下还有两个半人深的半月形水池,上下可玩,又是上下学的道路,在体育场听到学校放学钟声, 不言声背起书包就都回家了。有时有雨雪,体育场更好,狂乱飞舞的雪花笼罩了整个体育场,远近的房屋、街道和体育场混成一片雪白。整个体育场在纷纷下落的雪中显得忽高忽低,那样不平稳。在体育场舞台上向下观眺,远方近处全是白茫茫的。在雪花中,一切似乎在跳跃,又似乎没动。一片混茫 景色,看起来也是看不够的。
羊角山上羊角亭

(摄于2024年)
还有一个去处,也是可以去玩的,那就是羊角山。
羊角山,顾名思义, 它的形状就像一只挺起的羊角,高高地矗立到半天中去,山势最高处是一座小庙。四合院形的小庙下山一条路,从山上下来到西边的太阳渡是城市的一 条东西线。我家租的房子就在羊角山下的东西大道上,面北坐南,与山挨得 很近。庙上有个高高胖胖的老和尚待人很客气,庙院里的梨啊,柿子啊,枣啊, 他常取来用盘子端给我们,让我们随意吃。他客气温存,庙里的花草虽多, 我们似乎心照不宣,谁也不去祸害它。羊角山小庙周围几乎出门就是悬崖, 庙院墙西下边就是上太阳渡和中太阳渡的交叉口,穿行的人和船都不多。但庙院极高,站在庙院往西看是东流的黄河,往北眺是东去的下太阳渡,两湾河水两个急转,湍急而且汹涌,浪涛如雪向两岸疾推。我们对这里感兴趣主 要是庙周围的万丈悬崖上长满了密密的酸枣树,酸枣有点像蒜瓣子,又脆又甜, 寻常街上买的枣是比不上它的味道的。在悬崖上的树间爬行,若是一个不小心摔下羊角山,啥都不说了,能摔成柿饼!家长和叔叔们有时候会找到这里, 见我正在爬山摘枣,他们会屏住呼吸静观,怕一声喊叫吓到我,我会摔下山去。 直到我落地平安了,他们才会上前揪住我回家挨打……不管怎样逃学心里痛 快,挨打也痛快,挨批也痛快。我想不起有什么东西令人不快。 我逃到五六天时,忽然有一天,看见牛老师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从我 们身边走过,直往公安大街去,心里知道逃学这一次已告结束。因为老师要 家访了。家访等于挨揍,这是一个规律。妈妈是个只讲“是什么”不说“为什么”的人,说揍就揍,揍完该亲还亲,该爱还爱,黑着脸半晌不理人,脸 色缓下来说:“你去把外头的窗帘撑一下。”吩咐事情就是难关已经过去了。 牛老师的家访多半是因为我逃学。几天在学校里见不到我,她就大致知道我 在做什么。每次家访,她还是嘱咐妈妈几句:“孩子还小,越不上学越觉得 逃学回学校不好看,老师家长都不能体罚学生,更不能打学生,解放是班里 最小的孩子。”然后妈妈就亲自送我到学校里,恢复正常的学生生活。这次逃学的事也就拉倒。
陕县还有一种吓人的东西:狼。这种东西至今想起来还令我心悸。隔一段时间,见的人都说要闹狼了,大家都会变得小心,连大声说话的都少了。这个县和栾川虽然都是山区县,但是栾川没听人说过闹狼。实际上,我在陕 县从来没见过大狼,也不曾偶遇过狼。记得一次晚上放学,在军分区门口西南侧有人在那里刨了一个一人来深的大坑,里面放着五六只小狗一样的狼崽 子。人们围在那儿议论,有人说杀了算了,有人说放了好,不然要激怒老狼。 结果是杀了。又一次大规模令人惊心的闹狼事件因此发生了。我从学校往家走,得向北折,宽阔的体育场穿过去就是军分区。闹狼起来,上学要有伴, 下学要排队。上学有老师远接,家长远送。下学要有班干部负责护送全体到家。 倒也没什么事,只是风声谣言太多了,说是谁家孩子被狼叼走了,肚子都咬开了;某某家老爷子路上碰到狼被咬破了腿肚子。学生中、满城人嘴里一句话: “小心狼。”家家户户天不黑就关门闭户,晚上就算忘了拿尿盆也不敢出去取。这在今天的陕县不可思议,但在六十多年前是个确确实实的社会问题呢! 牛老师有时家访,也因城里有闹狼的事。现在回想,当时我也有过独自一个人穿行体育场去上学的事,有时还会很后怕。对陕县,我的回忆比栾川清晰了一些。现在回想陕县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雨。陕县的雨和栾川的风一样记录在我心中。
每当天闷热,我们几个公安局的小伙伴就结伴走出局大门,在“绒花树” 中穿行,听到东边南边远远地传来一阵沉沉的雷声,那就是大雨就要降临了。 没有人回去找雨伞,就这样在树丛中向南再向东穿过体育场,从东南角出来 就看到蛤蟆塔——那就是学校了。噼里啪啦的雨点开始落到树丛里,落在脸颊、脖子、背上,只觉得燥热的躯干一点一点地清凉了。渐渐地,雨越来越大, 所有的树都弯伏下来——扫地一样的低伏。天上飞着绛红的云,压得低低的, 似乎只有两三层楼高,大地都被笼得幽暗,丝丝绒花在寒雨中瑟瑟发抖,有时会受了惊似的一阵惊颤。这样的天气,倘走在阴暗的树丛中,听着天上的闷雷,时而稠密时而喘息,时而又像被呛到一样强烈地咳嗽着,周围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房舍像被黄昏的幽深掩在黑暗里在树枝间蹿跳。我们打着 赤脚踩在细碎的沙土湿地上,冰冷冰凉,从脚底透心向上,浑身上下早湿透了, 风吹过来扫过来更是令人不住地打寒噤。这几年陕县小学路就这样走过来了。 我从(一九)五七年离开陕县到洛阳才十一岁,到六十七岁时才回陕县 一次,回去是讲学。陕县电视台请我去讲课,讲完课,我随口说了句:“陕县这地方我并不完全陌生,我在这里度过童年上过学,我的老师名叫牛转娣, 不知现在还健在不……”我自己也不大在意,不料,“草间说话,隔墙有耳”, 听课的友人居然认识牛老师,我们师生又恢复了联系。她依旧活着,而且很健康,性格很坦率,随意从容的样子,和我过去记得的刚烈而强势是不完全对得上的。三十年前,我与一个陕县朋友邂逅,当时及之后,留给我的印象是“牛老师不在了,被斗死了”。现在又坐在一处,她看上去从容温馨,毫无从前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对我如同我小时候一样亲切温存。她已经八十多岁了,眼睛比我还好用,节假日还会打来电话,编一些日用工艺品就寄过来给我的家人用。我真的感受到了老师爱护学生的这种终生不失不忘的沉甸甸的情怀。 牛老师是我小学时记得的唯一的老师。她爱同学,同学们都爱她,终生不变。在以后的岁月里还有别的老师走近我吗?有呢,但或者真的不在了或者失去联系了,没有承继下来。
(本文选自《二月河文存》,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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