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的当下，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科发展相互碰撞、交融，推动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并在全球学术舞台上赢得应有的话语权，始终是学科发展进程中亟待深入探索与回答的核心命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杭生先生的博士后杨发祥所著《理论自觉的先声：郑杭生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一书，细致入微地梳理了郑杭生先生丰富而深邃的学术遗产，深刻揭示了其理论体系如何以 “中国经验” 为深厚根基、以“理论自觉”为核心驱力，推动中国社会学日益从国际学术的边缘地带迈向中心位置，成为世界学术舞台上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理论自觉的先声：郑杭生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杨发祥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理论自觉：
打破边陲思维的思想革命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之初，学科基础薄弱、理论资源匮乏。大量西方社会学理论被引入，成为解释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在此研究模式下，中国社会逐渐沦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面对本土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缺乏基于本土实际的原创性解释。
郑杭生先生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现在出现了一代对‘中学’知之甚少、处在文化断层边缘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往往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精华用来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还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子上。要改变这种多年潜移默化养成的理论失觉和理论自卑的定势，不是很容易的。”他提出的“理论自觉”概念，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沉闷局面，是对中国社会学长期依赖西方理论范式的深刻反思与有力回应。“理论自觉”的核心在于“自知之明”与“批判性创新”。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要注重对本土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深入挖掘中国悠久历史与丰富实践中的理论宝藏，将其巧妙地融入社会学理论构建之中。
这一理念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但郑杭生先生将其进一步聚焦于社会学学科理论构建的自主性上。他提出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十六字方针，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引。这一方针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紧密贴合中国社会现实，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优势，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社会学的优秀成果，最终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从而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走出一条自主发展道路。
综观其学术生涯，郑杭生先生无疑是践行“理论自觉”的典范。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社会运行论”开始，他便踏上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征程。此后，他又陆续构建了“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学科本土论”与“实践结构论”等宏观社会学理论，这五大理论体系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运行论”以“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核心命题，突破了西方社会学对“秩序与冲突”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既回应了西方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又为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在解释中国“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时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成为国际学界理解“中国奇迹”的关键范式。
“学科本土论”明确了中国社会学的方向，强调中国社会学应深深扎根于本土，紧密围绕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展开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一理论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实践结构论”则强调社会结构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被塑造和重构。这一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促使学者更加关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行动和互动过程，避免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脱节。
在萨义德“东方主义”批判的语境下，非西方社会往往被简化为“他者”，其经验被视为对西方理论的验证或偏离。郑杭生先生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打破了这种单向度的知识输出模式。这种理论自觉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更是对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革新，为全球社会学界重新理解现代性提供了新范式，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兴起”。
范式创新：
从“中国经验”到全球议题的突破
中国经验的系统化提炼。郑杭生先生的理论构建始终紧扣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他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概括为“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强调中国道路既非资本主义模式的复制，亦非传统社会主义的延续，而是通过“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齐头并进”实现制度创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在方法论层面，郑杭生先生提出“中国经验”的五个维度：本质内容（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实际轨迹（渐进式改革）、推进形式（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实现途径（政府主导的多元共治）与前景展望（共同富裕导向的现代化）。这一系统性解读不仅为本土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更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探索”的实践逻辑，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发展观。
全球化与本土转型的双向对话。郑杭生先生基于当今全球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变革双重视域，构建了社会学二维研究视野，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他认为，中国现代性必须置于全球化与本土转型的双重视域中考察。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对中国的制度选择产生着深远影响，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如人口红利、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具体情境。这种辩证的视角，既避免了将中国经验特殊化的狭隘性，又突破了西方理论中“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局限。这一理论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时，郑杭生先生既关注全球资本流动对农村的冲击（长波进程），又强调宗族网络、土地制度等本土要素的调节作用（特殊脉动）。这种分析框架被国际学者应用于印度、巴西等国的乡村研究，证实了其跨文化解释力。
学派建设：
学术共同体的全球辐射
郑杭生先生深知，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思想的创新，更在于通过学派建设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和传承力的学术共同体。他创立的社会运行学派，以五大宏观社会学理论为坚实支柱，构建了一个从元理论到宏观社会学理论再到中层理论的完整体系。在方法论上，社会运行学派融合了实证研究与理论构建，倡导并践行“顶天立地”的学术理念。他注重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组织撰写基于大规模经验调查的一系列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成果，体现了社会学的学术关怀和实践取向。为推动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郑杭生先生积极构建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网络。他创办了《社会学评论》《社会建设》等学术期刊，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使更多的学者能够理解中国、分析中国，向世界推介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同时，他创办“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定期举办青年学者论坛，旨在提高青年学者学术水平，为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学术平台和传播载体，让更多的人在国际学术界听到中国社会学的声音，大大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
理论自觉意识支撑了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奏响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号角。正如杨发祥在书中所说，理论自觉不仅是郑杭生先生晚年社会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其整个社会学思想谱系的核心元素。《理论自觉的先声》以其独特且精妙的笔触，全方位、立体地勾勒出标识性概念的清晰轮廓，精准地定义和概括了关键理论要点；细致入微地描绘出原创性理论的完整架构，生动鲜活地刻画了旗帜性人物的精彩形象。整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社会学话语崛起与全球学术格局重构的宏伟图景，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学如何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崭露头角，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影响并重塑着全球学术生态。有些许遗憾的是，由于该书旨在全面、系统地呈现郑杭生先生的理论贡献全貌，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专业的社会学理论、概念以及复杂的学术分析，对没有专业背景的读者来说，部分内容可能会显得晦涩难懂。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文明形态迭代升级的历史交汇点，各种新矛盾、新挑战纷至沓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理论自觉对于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规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社会学界肩负着重要使命。一方面，我们需追随先辈社会学家的步伐，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治理智慧，通过对传统的开发与超越实现融合创新，以此增强理论的本土文化底蕴，使其更具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要积极回应时代议题，如为合理应用数字技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提供中国方案，通过在新兴领域的概念构建和范式革新，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央，为全球社会学发展增添动力。
（作者系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