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作的“词”与“物”

这篇小说(注：如果所有人都下落不明，人民文学 2024年08期)的作者陈王言诺，幼时在中国生活，后来到秘鲁上学，再后来到北大读书，现在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她选修了文学讲习所的课程，按要求提交了一篇课堂作业。她的任课老师、青年学者樊迎春从这批作业中选了几篇，我又从中挑出了这一篇，然后约作者到办公室，谈了一点修改意见。几个小时后，她就将改过的稿子发给了我。看完初稿和修改稿，我对樊迎春老师说，这个学生以后可以写小说。这就是我与作者和这篇作品相遇的经过。

陈王言诺以前没有写过小说，所以这是她的完整意义上的处女作。她对我说：“小说参照了我的一些经历，以及在拉美生活的体会。但小说中每个人的性格人设，都和现实中的我以及身边的人大相径庭。”小说讲述的故事，大致可以归为所谓的“残酷青春物语”。十八岁女孩陈繁幼与爷爷奶奶生活在北京，父母在拉美做生意很少回国。父亲去世之后，母亲返京将陈繁幼接到了智利。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度，陈繁幼与一个名叫约书亚的男孩，有了一种勉强可以称为初恋的友谊。几乎同时，陈繁幼发现了母亲与一个陌生男人的隐秘交往，丧父的陈繁幼对此难以接受，想从约书亚那里寻求安慰，但约书亚却失联了。小说原稿到此为止，经过讨论之后，作者又主动续写了一段，隐约透露出约书亚失联的原因，只是那个故事更为“残酷”。结尾的这种处理对小说是必要的，它使陈繁幼的故事不再是“一个人的战争”;故事也由此得以逸出小说文本，进入到更大的空间。

作者手持一把柔韧的梳子，将不同代际、不同种族、不同场景中的人的生活梳理得井井有条。整个小说读起来是顺畅的，一些可以看成象征性的描述处理得也很自然。我的第一印象是，小说至少是中规中矩的，还拿得出手。对于从未写过小说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当然，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需要略加说明：仅凭这样一篇中规中矩的小说，你为何就认为作者可以写小说?

关于小说的理论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归根结底，小说无非是在处理“词”与“物”的关系。“词”就是你的小说，“物”就是你在小说中描述的对象，就是你要处理的现实。“词”就是篇章结构、语言、节奏，就是文本;“物”就是你感知到的事物，就是你想要讲给读者的故事。一些老生常谈，比如沈从文和汪曾祺就多次声称，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们所说的“人物”，除了指人物的身份、人物的心理，也指人与事的各种关系以及发展逻辑。按照“贴着人物写”的要求，作者要尽可能地将心比心，和光同尘，即物穷理，同声传译，曲尽其妙。如此这般，读者在阅读你的小说时，就会身临其境，与你共同经历一段人生故事，你的故事也因此变成了读者自己的故事。正如经由福楼拜的讲述，读者也在瞬间品尝到了爱玛嘴里的砒霜。

陈王言诺的讲述，确实可以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进入她的故事。除了准确地把握人物心理，她对事物褶皱处的暗影的描绘也是准确的，而且很有分寸感。有经验的作者和读者都知道，在写作中，你的“词”要抵近“物”，无限抵近它，甚至要让读者产生一种幻觉：“词”变成了“物”，不仅是“词”成了“物”，而且“物”就是“词”，仿佛“物”在自己说话，说出了你的“词”。做到这一点，需要天赋，也需要训练。而对于刚刚接受写作训练的陈王言诺来说，这更多的应是天赋在起作用。

但我必须强调一点，仅仅做到“贴着人物写”，对于作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沈从文本人的写作也并非局限于“贴着人物写”。这里涉及一个写作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作家在更高层面处理“词”与“物”的关系时，“词”又必须离开“物”，以前的接近只是为了现在的分离，现在的分离才是真正的接近。这就像一对恋人，接近是为了相爱，分离则成就了更深的爱。这种接近之后的分离，意味着“词”穿透了“物”，意味着“词”带着“物”的所有信息，成长为另一个“物”。于是，不仅“词”本身成了“物”，成了变动不居的现实，而且成了一种新的现实。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作为“词”，你不能被原有的“物”吃掉。你接近它，是为了吃它，而不是为了被吃掉;你描述它，是要重构它，而不是要成为它。你是以自己的修辞重新造物，重新创造一个空间，西北埃尘，东南形胜。然后呢?然后有出息的作家，还会再次离开这个“物”，创造新的语言现实。这就如同你和一枚桃子的关系：你擦洗它的绒毛，咬它，吞咽它的汁液，然后你含着它的核离开，它将再度发芽、抽条，长出另一只桃子。这个过程有如梦幻，有如梦中反复出离的幽魂。事实上，这才是写作的真正动机，也是写作者的宿命和幸福所在。

具体到这篇小说，我想我已在小说的某些细微处，分辨出作者具备让“词”既接近又抽离“物”的潜力。正如作者所说，小说部分地借用了作者的个人经验，但又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有所不同：她本人曾在秘鲁生活，却把故事中的场景挪到了智利;虽然语言不通让作者初到秘鲁时遇到不少障碍，但她并不像小说中所写的女主人公那样孤僻;生活中帮助她的男同学，也并不像小说中的约书亚那样叛逆，结局当然也不像约书亚那样悲摧;作者与母亲关系很融洽，但小说中却细致入微地写到了陈繁幼与母亲隔膜、接近、分离与化解的过程。虽然这是小说家本该具有的才能，但对一个初学的写作者来说，通过观察和体会，在虚构中能够准确地将各种关系描述出来，应该说并不容易。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对于约书亚的出事，作者并没有直陈其事，而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向我们转述。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我们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纷纷向出事点奔跑。这一笔应该是比较有力的，本来柔韧的梳齿在此变为锋利的针头，并且刺破了小说中的各种关系、各种“物”。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关系的重组，意味着成为一个新的“物”的可能。

作家永远在处理“词”与“物”，作家本人也是“词”与“物”。对于陈王言诺来说，一切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

本文原刊于人民文学 2024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