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戸崎洋史，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军备控制·不扩散中心主任研究员，与他人共著有『NPT―核の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安全保障論─平和で公正な国際社会の構築に向けて』

摘要：拜登总统与普京总统的首次美俄首脑会晤于2021年6月16日在日内瓦举行，两国总统发表了《战略稳定联合声明》。本文从战略竞争下美俄关系管理的角度探讨本次的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

要词：《战略稳定联合声明》；美俄关系；核武器军备控制

文源：戸崎洋史、『「戦略的安定に関する共同声明」−戦略的競争下での米露関係の管理』、国問研戦略コメント(2021-04)、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1-04.html、2021-06-29（参照2021-08-25）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04期，总第104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周昕菀，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

审校：安主恩，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再审：黎开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编译精选

拜登总统与普京总统的首次美俄首脑会晤于2021年6月16日在日内瓦举行，两国总统发表了《战略稳定联合声明》。下面，笔者将从战略竞争下美俄关系管理的角度来探讨本次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

一、冲突中的关系管理

这份由三段组成的联合声明首先指出，“即使美俄间紧张局势加剧，美俄双方仍将朝着确保战略领域的可预测性、降低武装冲突风险和核威胁的共同目标前进。”

战略稳定代表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较低，而军备管理作为维持它的措施，即便是在冷战时期美苏冲突严重的情况下，也能实现避免全面核战争这一共同利益，而这也是两国能够合作的少数议程之一。军备谈判为敌对并缺乏交流的两国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并帮助缓和了美俄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

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由于俄罗斯对北约（NATO）东扩和美国战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不满，1990 年代后半期进行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I）谈判；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条约）后制定的2002年《战略进攻削减条约》（SORT）；以及 2010 年以“重置”恶化的美俄关系为目的制定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都体现了战略稳定和军备管理已被用作管理复杂的美俄关系的手段，以保证美俄之间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冲突。

而上文提及的对战略稳定和军备管理的达成期望可称为是冷战后史上最糟，在会后两国领导人分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美俄在这次首脑会晤上唯一能发表的就是《战略稳定联合声明》，而且由于两国之间存在较多难以解决和合作的问题，也可以说战略稳定和军备管理已经成为管理两国关系的一种手段。

二、再次确认“原则”

在联合声明的第二段，美俄总统重申“核战争中没有赢家、再次确认了两国永不交战的原则”。这一原则事实上不必多言，1985年11月，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美苏首脑会议（日内瓦）的联合声明中就达成了这一“原则”共识。当时，美苏在战略核力量、中程核力量（INF）军备竞赛、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DI）等问题上冲突激烈，美苏两国达成这一共识后，军备管理的会谈也获得了进展。1980年代初期已经恶化到被称为“新冷战”的美苏关系，借这次会谈的机会，为缓和紧张局势做出了重大转变，这一重大转变更是同冷战结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虽然如今情况与当时不同，但2010年代美俄关系因克里米亚危机而恶化，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和中俄战略竞争近年来不断加剧。针对这一形势，以这三个国家为代表，持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在重申抑制核武器发展的重要性，加快推进核力量的现代化。核军备管理与裁军停滞不前，也找不到解决此问题的好方法。因此国际社会，尤其是已经持有核武器的国家，主张应回归上述“原则”。当然，仅重申“原则”并不能立即改善核问题的解决，严格来看，美俄现阶段也只能就最低限度的“原则”达成一致。尽管如此，核超级大国重申这一“原则”是达成一致意见并实施最低限度的第一步。

三、战略稳定对话

最后一段，两国表示将很快启动“综合双边战略稳定对话”，通过此对话为未来军备管理和降低风险的措施奠定基础。“战略稳定对话”前有两个限定词，分别是“两国间”和“统合”。

首先，“两国间”这一限定词，意味着拜登政府改变了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即旨在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国间军备管理协商。2021年2月，美俄同意将新 START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美国将利用新 START 延长的五年时间，与俄罗斯一同探求能够应对所有核武器的军备管理措施。同时，寻找有效的军备管理措施以降低中国增加核武器的危险”，暗示了其意图推动美俄先行削减核武器。

当然，拜登政府在 2021 年 3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也将中国定位为“国际秩序中唯一的竞争对手”、“最积极推动核力量现代化的国家”，并想将其纳入实质性核军备管理框架。但相比于各拥有5000多枚核武器的美俄，中国仅拥有350枚左右的核武器，数量上仍有较大差距。但在现阶段将一贯主张两大世界最大拥核国——美、俄两国——大幅削减核武器的中国，纳入与美俄共同参与限制和削减核力量实属不易。在美俄首脑会谈前的一次简要报告会上，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我们最终需要与中国就军备管理相关问题进行持久对话。同时，总统明确表示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持有国，即美俄之间进行会谈，是启动同中国对话的方法。”

其次，虽然“统合”的具体含义仍未得到明确解释，但如果对话包含的对象包括美俄之间关系到战略稳定的各种武器系统，美国兴许会希望不仅将战略核力量，还有俄罗斯有优势的非战略核力量，以及其正在积极开发的具有“异国情调”（exotic）的核运载手段（包括超音速滑翔导弹、超音速导弹、无人远程核鱼雷、核动力巡航导弹）纳入对话包含的对象体系。对此，俄罗斯正如它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的那样，要求将美国推动的弹道导弹防御 (BMD) 纳入军备控制的对象中。此外，美俄双方都在密切关注并在各自的核态势中提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非核攻击，特别是对核指挥、控制、通信（NC3）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严重网络攻击。

美国希望在新START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6 年2月到期之前与俄罗斯缔结新的军备管理条约。然而，鉴于美俄在影响战略稳定的武器系统扩大问题以及其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战略与非战略、攻防、核与非核处理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考虑，美俄就条约涵盖的武器系统、管理/削减方法和核查措施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不容易。

四、核风险的减少

短期内可行的措施是美俄就风险缓解措施达成一致。尽管美俄没有提供降低核风险的具体方案，但无核武器国家和专家提出了各种措施。其中，由瑞典牵头、日本等西方无核武器国家参与的斯德哥尔摩倡议在“可操作”的实施措施中列出了以下有助于降低核风险的措施。

1）关于核基本原则及宣言政策的讨论

2）关于核武器储存和现代化计划的报告

3）评估、最小化和解决核风险的对话（危机预防、在危机时期决策时间的延长、由破坏性技术和网络威胁导致的潜在漏洞的最小化方法等）

4）建立危机时期的沟通机制（热线、降低风险中心）

5）提交关于 NPT 执行情况的报告

当然，这种降低风险的措施最好由最大的核武器国家美俄讨论和实施。另一方面，当前的主要核威胁是以战略竞争为导火索的灰色地带局势和武装冲突、激化为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冲突、或是由于误会、误解、事故等意外的核武器使用。

此类降低使用核武器风险的措施，包括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不仅由美俄实施，其他核武器持有国家，特别是中国，作为战略竞争的当事国也应当实施。预计这些努力将引领以美俄为基础的核军备管理措施向多国间核军备管理过渡。此外，面对严峻的核形势，美俄等核武器国家将开始认真讨论降低核风险的可行性措施，而这将有助于下回（自2020年4月延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行动审查会议。

译者评述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战略评论”是由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撰写，旨在提供与政策相关的国际事务中重要项目的理解和及时的分析。

戸崎洋史研究员就美俄核武器军备控制问题签订的《战略稳定联合声明》进行了相关分析，阐明了如今美俄在核武器军备控制问题上达成的一致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最后整合了相关专家对美俄未来具有可操作性的降低核风险的措施。

核武器问题是指核武器的研制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至今，其数量和威慑力达到人类难以承受的程度，因而产生了限制、缩减和销毁核武器的国际军事问题。戸崎洋史研究员从美俄2021年6月16日在日内瓦签订的《战略稳定联合声明》出发，从战略竞争下美俄关系管理的角度探讨了本次声明。作者从声明内容出发，从美俄今后在冲突中的两国关系管理、“两国永不交战的原则”的再次确认和“综合双边战略稳定对话”的用词上出发，分析本次声明对未来核风险的减少的作用，最后结合部分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未来具有可操作性的降低核风险的措施。

问题互动

问题1、美俄签订的《战略稳定联合声明》对战略竞争下的美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问题2、为何说对于美俄来说，在缩减武器条约上达成一致并不容易？#创作挑战赛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