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村互联网历经三十年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模式。通过系统梳理政策演进、技术变革与实践应用过程，研究发现，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经历了初步酝酿、基础建设、战略突破与全面提质四个阶段，呈现“政策驱动—基建先行—技术渗透—民生导向”的发展路径，依托“金农工程”“村村通”“宽带乡村”“数字乡村”等标志性工程的实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已实现通信网络、宽带网络，再到智能网络的三级跨越。这些实践探索让广大农民实现了共享数字红利，更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破解城乡数字鸿沟提供了有益借鉴。

互联网作为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技术革命，不仅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重心，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正如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所洞见的，中国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课题是作为网络经济和网络社会骨干的互联网的发展。[1]我国互联网发展已取得显著成就：截至2024年底，网民规模突破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8.6%，[2]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12.02亿个，5G基站425.1万个，[3]已构建起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信息高速公路。然而，当城市迈入“5G+AI”的智能时代，农村地区仍受制于数字应用场景匮乏、内生发展动能不足等现实困境，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系统梳理中国农村互联网三十年发展脉络，揭示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规律特征，对于当下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进而全球范围内掀起互联网建设热潮。1994年4月20日，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同步确立“实施信息化工程，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随之启动了“金卡”“金税”“金关”等一系列重大信息化应用工程。

（一）“金农工程”开启中国农业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

1994年12月，“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农业部正式提出“金农工程”构想，该工程聚焦于搭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农业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工程总计划投资12亿元，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2000年、第二阶段2000—2010年）实施。主要任务包括：提供网络控制管理和信息交换服务，建设并长效维护国家级农业数据库群及其关联应用系统，推进国家传送基干网、计算机信息网、广播电视网、电信业务网建设，制定统一的信息采集与发布标准规范等。[4]工程建成后，除及时提供全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动态情况外，还可利用数据库资料向政府提供预警和决策依据，为农业经营者提供信息，增加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无法估量。[5]“金农工程”的正式提出，宣告我国开始从信息技术运用和服务系统搭建的视角，来探索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自此，农业信息化在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正式迈入发展新纪元。[6]

1996年3月，农业部召开首次全国农村经济信息工作会议，明确主要任务是逐步建立体系完整、手段先进、制度健全、运行高效的农村经济信息体系。[7]大会制定了《“九五”时期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规划》《关于计算机联网运行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计算机联网运行步伐，抓好部、省、县三级远程网和局域网建设的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8]1997年4月，首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通过《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成为我国信息化建设发展的里程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要求，农业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需将信息化纳入农业发展规划蓝图，分阶段、有步骤地搭建农业综合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确保各类实用信息精准顺畅地提供给各级农业管理部门与生产单位。[9]此后，农业领域内部各细分行业的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有序铺开。1994年农业部率先建立起“中国农业信息网”这一权威平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部门积极响应，与农业部实现网络互联，打通了信息流通壁垒，一些地区更进一步结合自身实际需求，搭建起区域专属的农业局域网。199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投入运行。截至2000年底，20个省（市区）建成农业部门局域网，27个开通农业网站。[10]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农业信息化缺乏全国整体规划，普遍存在农业信息产业化水平低、研究与应用发展脱节等问题。

（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通信网络进村入户奠定基础

在初步酝酿期的阶段，农村地区启动了信息化基础设施连通建设。1998年“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广电系统资源投入最多、建设周期最长、辐射覆盖最广、惠及民众数量最多的一项系统工程。[11]至1998年底，建设已取得突出进展，全国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电视节目实现了卫星传送，全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86%和89%。[12]至2005年第一期工程结束，全国11.7万个行政村和8.6万个自然村共9700万农民群众收看电视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项工程不仅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保证了中央政令传达畅通，而且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13]为后续电话普及、移动网络覆盖、宽带入户铺就了基石。

在国民经济信息化战略驱动下，农村互联网以“金农工程”为起点，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载体，初步构建起信息传输网络。但限于资金、技术等条件，农村地区信息仍以广播、电视单向传播为主，尚无交互式的网络信息服务。尤为突出的是，城乡数字鸿沟明显。数据显示，2000年末，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为9.7台，较农村0.5台高出近20倍。彩电普及率差距为3.68倍（城市100.5台/百户、农村27.3台/百户），移动电话持有量差距为4.53倍（城市19.5部/百户、农村4.3部/百户）。[14]基础设施与终端设备的双重失衡，深刻制约着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

进入21世纪，信息化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信息化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作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15]这一阶段，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以应用为主，聚焦农村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构建，推动信息技术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手段。在此时期，“村村通工程”实现了农村地区通信网络的跨越式发展。

（一）“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网络取得积极进展

2002年10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正式颁布，首次系统性确立“统筹规划，资源共享，应用主导，面向市场，安全可靠，务求实效”的发展方针。[16]“十五”期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对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安全保障、发展电子商务等进行了全面部署。

在信息化建设“应用主导，面向市场”的方针指引下，农业部于2001年启动《“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计划用3至5年时间，搭建起覆盖全国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网络，形成集信息采集、加工、发布、服务于一体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彻底扭转农村市场信息不对称、服务响应滞后的状况。[17]同时，农业部以信息员队伍建设为抓手，通过落实县级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和乡镇农村经济信息服务站建设、农村信息员培训任务、推广应用农村供求信息全国联播系统（一站通）三大措施，来增强农村信息服务的网络延伸。2003年，中组部启动实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方案》，通过建立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使高端培训直达基层，实现党中央声音精准触达农村，进一步拉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与党中央的距离。[18]“十五”期间，全国31个省（区、市）、超80%的地（市）和60%的县级农业部门建成农业信息网站，实现了部、省与地、县、乡联动，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农业信息网络群。[19]

（二）“十一五”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此框架下，农业农村信息化在政策层面得到更突出的强调。[20]“十一五”规划要求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加强农村信息网络建设，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21]《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将面向“三农”的信息服务作为战略重点，要求建设城乡统筹的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适用的市场、教育、科技、卫生保健等信息服务。[22]

根据要求，农业部、信息产业部等先后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手抓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2006年11月，农业部正式下发《“十一五”时期全国农业信息体系建设规划》，要求以服务为中心，以农业电子政务建设为重点，全面实施“金农工程”，推进“三电合一”信息服务工程，启动“信息化村示范工程”建设。[19]其中，“三电合一”的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多种信息载体集中服务的优势，实现了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政府管理与信息技术、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信息资源利用不足、传播渠道不畅等问题。[23]2007年11月，《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确立了“以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人才队伍、服务与应用系统、规则体系和运行机制”为内容的基本框架。[24]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愈加清晰，信息化基础效能显著跃升。截至规划末期，已形成“县—乡—村”三级信息服务格局，建成覆盖部、省、地市、县的四级农业网站群，初步搭建起面向农民需求的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同时，信息技术在农业政务管理、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农产品流通这四大场景中实现初步应用，有效提升了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25]

（三）“村通工程”显著改善农村基础通信状况

2004年1月，原信息产业部下发《关于在部分省区开展村通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步出台行政措施《农村通信普遍服务——村通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解决农村通信“最后一公里”的目标。[26]这时的“村通工程”不仅指电话村村通，其任务重点已转向宽带进乡镇，进而进入各村。《方案》要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6家基础电信企业以“分片包干”的方式承担通信普遍服务义务，自筹资金在指定地区负责村通工程的项目建设和建成后的运营维护。“村通工程”成效显著：启动当年即完成9357个行政村通电话，2005年底全国95%以上的行政村开通电话，2007年92%的乡镇开通宽带。[27]2009年又深入推进“信息下乡”活动，重点开展农村信息服务网点建设和适农信息内容开发，以实现“一乡建一个信息站，一村建一个信息点，一乡建一个信息库，一村建一个农副特产品信息栏目”的目标。[28]

至“十一五”完成时，“村通工程”实现了从最初“通电话”到“信息化”的飞跃。第一，通信基础设施明显提升。在乡村互联网接入方面，2009年农村居民的计算机拥有量达到7.5台/百户，是2000年的15倍。100%乡镇通互联网（其中98%的乡镇通宽带），全国“乡乡能上网”成为现实。第二，信息下乡取得积极成效，信息内容、信息服务和信息终端进乡入村。2010年农村信息化指数达到0.35，较2005年的0.19增长近一倍。在适农信息内容开发方面，建成“农信通”“金农通”“信息田园”等全国性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涉农互联网站近2万个。[29]在农村信息服务网点建设方面，全国近一半乡镇建成乡镇信息服务站和县、乡、村三级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实现“网络到镇、信息进村、应用入户、服务到人”。[30]第三，定制化信息服务精准对接民生需求。例如，通信企业专门针对农村开发的“12316农科在线”，实现了农民与权威农业专家随时随地的沟通；平安互助新农村平台提升了农村地区的安全防范能力和应急响应效率；重庆、江西、广东、四川等劳务大省搭建的信息服务平台，开通了专门的农民工就业咨询服务通道，月平均访问量超百万人次，直接促成农村劳动力转移20多万人次。[31]总体而言，“村通工程”迅速改善了农村信息通信状况，极大解决了农村偏远地区通信接入问题，实现了我国农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电信普遍服务取得长足进步，初步建立起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32]基础通信的改善同时刺激了农村网民爆发式增长：2008年农村网民数量较上年增长3190万，60%的增长率远超全国网民41.9%的平均增速。[33]2010年末农村网民规模突破1.25亿，占整体网民的比重攀升至27.3%，这意味着每4个网民中就有一位来自农村地区。[34]

虽然信息下乡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农村互联网发展仍面临基础性困境。《2007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揭示的深层矛盾令人警醒。当城镇互联网普及率已达21.6%时，7.37亿农村居民中仅5.1%触网成功，二者存在4.2倍的悬殊差距。其中，网络接入终端设备覆盖率不足问题尤为突出——农村家庭电脑拥有量仅2.7台/百户，远低于城镇47.2台/百户的同期水平。“家庭电脑缺失”“没有相应设备”等问题将90%的农村人口隔绝在网络信息世界之外，成为农民触网、数字技能习得，乃至农村互联网应用发展的最大障碍。[35]因此，解决农村地区互联网接入短板成为当务之急。

（四）“电脑下乡”“手机下乡”：有效弥补农村信息化终端差距

2008年国务院启动“家电下乡”财政刺激政策，在带动信息产业和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村地区对于信息化产品的需求。按照电脑价格差异化补贴，3500元以下每台按销售价13%进行补贴，3500—5000元每台按455元定额补贴。[36]同时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消费能力，各电脑厂商和通信运营商研发了更多适农型产品。如，联想开展“圆梦计划”，联合电信运营商实施“买电脑送宽带”“1999元农村电脑”等促销手段；海尔推出针对农村市场的家家乐、乐家家、星光等系列产品；方正“沃土行动”专为下乡电脑提供防鼠虫设计、防雷设计等，[37]取得了显著成效。商务部数据显示，2009年下乡电脑累计销售达到130万台。2010年初，电脑首次超越冰箱，跻身下乡家电销售额三甲之列。

但电脑下乡也暴露出一个问题：电脑上网成本相对农民收入水平而言过高。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仅5000元左右，而电脑设备购买成本、网络接入费用等仍属较大支出。[38]更深层次的矛盾则在于认知与技术层面，农村地区网络知识与技能普及极度匮乏。对农村非网民的调查显示，38.8%是由于不懂电脑/网络、缺失数字技能而丧失触网机会。即便具备购买力的家庭，仍有超半数家长担忧孩子陷入网络沉迷风险。[39]山东电脑下乡调研显示，限于使用环境、售前培训、电脑使用知识普及等因素，品牌厂商售后服务严重不足。[40]村民对电脑需求热情不足，主要还在于电信基础配套设施、服务网络建设，以及配合农民上网需求的网站建设与城市存在明显差距。[41]

在电脑下乡效果不甚理想之际，手机凭借价格优势迅速成为农村网民的首选上网终端，弥补了城乡互联网接入条件上的差距。有报道称，在17家手机下乡品牌中，价格低于300元以下的就达22种。[42]政府同步推出的手机购机补贴政策，各大电信运营商的话费直补、固话、宽带、移动业务等组合优惠，以及为农村用户定制的手机上网、农业致富信息等增值业务形式，大幅降低了农民使用手机的门槛，更切实提升了农村地区移动终端的使用价值。2009年，工信部批准三大运营商开展3G业务经营。对农村网民而言，3G手机上网成本低、适配性强，即时通讯、手机新闻等应用有效满足了农民初期上网的核心需求，这些优点促进了农村手机上网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手机上网用户规模迅速超越电脑。2009年农村手机上网用户比例较2008年提升近20个百分点，而同期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比例则由2008年的84.8%下滑至68%。无论是在遥远的海岛还是在偏远的大山，农民也许没有见过摇把子电话、模拟手机、小灵通，但却一步到位用上了3G手机。

“手机下乡”有效弥补了农村信息化终端与城市间的数量差距，更推动着农民的触网行为由固定场所转向“田间地头”的移动场景，信息得以更便捷地服务“三农”。但“手机下乡”过程仍有诸多不足。比如，在硬件设备方面，山寨机、老年机一度充斥着农村消费市场，这些设备普遍存在操作系统滞后、功能应用单一等问题。又比如农村的网络覆盖有限，“上网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调查显示，3G基站建设投入是一个天文数字，TD-SCDMA网络频段划分先天不足，信号穿透力弱、衰减大、覆盖范围小，导致3G下乡效果并不理想。[43]这些都阻碍着农村移动互联网服务能力的提升。总之，尽管“家电下乡”“电脑下乡”的消费端补贴帮助农民群体以较低价格获得了上网设备，“信息下乡”“手机下乡”加大了乡镇一级的互联网连接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乡镇一级到村一级的互联网连接，[44]但从整体来看，农村互联网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在：

第一，宽带网络在农村入户率低。2010年农村拥有2.5亿户家庭，而宽带渗透率不足5%，1500多万农村网民只使用窄带接入，占全国只使用窄带接入网民总体的54.4%，窄带的带宽低且传输速率慢，影响着农村网民的互联网使用体验。[45]第二，网络接入条件落后于城镇，城乡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尽管农村互联网普及率逐年稳步增长，但事实上与城镇的差距却在持续拉大。2009年城镇与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相差29.6个百分点，2010年相差31.5个百分点，2011年扩大至33.9个百分点。第三，相对于硬件接入，农村网民对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信息搜索、网络营销、在线购物、在线支付等互联网应用知之甚少，农民的媒介素养、数字技能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第四，与农村地区相配套的信息和互联网应用服务相对薄弱，暴露出信息传播技术标准化供给与乡村异质化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业内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村互联网是否真的能产生价值，就在于对农民的生产以及产业的发展能否产生作用，解决农民‘想用’和‘会用’两个问题是重点。”[46]因此，如何为农民手里的手机修筑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信息高速公路”，以填平城乡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就成为下一个阶段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这一重大部署不仅使信息化成为驱动其他“三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推动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但作为国家信息化体系的薄弱环节，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仍面临双重制约：基础设施层面存在“网络覆盖不全、终端渗透不足”的硬件短板，应用服务层面存在“数字应用滞后、服务供给失衡”的软件不足。针对这一困境，国家实施政策组合拳系统攻坚：通过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构建起覆盖全国行政村的益农信息社体系，“宽带乡村”工程与电信普遍服务解决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宽带网络覆盖问题，同步推进的农村新一代信息网络建设，更推动农村互联网完成从物理联通到质量提升的飞跃。在此过程中，农业农村信息化的体系架构全面成型，“农村信息高速公路”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并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一）“互联网+农业”：标志农村产业融合新时代的到来

“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全面提高宽带普及率和接入带宽的要求。[47]配合国家规划部署，2011年，我国首个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五年规划——《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成为引领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首次从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四个方面明确了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方案，提出部、省、地市和县四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和管理规范，并部署开展“金农工程”二期、农业信息化建设、农业信息服务三项重点工程。[48]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重点聚焦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质量安全控制、市场流通的信息服务水平。这一部署反映出面临资源减少、国际竞争加剧的现状，我国农业转型已刻不容缓，亟须借助农业信息化手段深度赋能传统农业升级。[49]“十二五”末，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全新驱动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政策体系超前谋划，“互联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等概念相继被提出。[50]

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确立“互联网+”发展的顶层设计，重点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技术赋能、数据互通和系统协同，构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现代农业创新体系，培育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2015年至2016年间，农业部联合多部门密集出台《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等系列政策文件，通过顶层设计推进互联网与“三农”融合发展，以农村电商为核心载体的“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加速落地，实现了生产效能规模化跃升，又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增强了农产品的溢价能力。

（二）宽带下乡：有效解决农村宽带网络覆盖与终端渗透不足问题

破解农村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困局，关键在于推进“建用并重”的农村宽带网络建设，这就要求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实现“从无到有”向“从有到优”的转变。作为支撑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宽带网络的地位日益凸显。2012年7月，《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实施“宽带中国”工程，布局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51]2013年《“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印发，标志着“宽带战略”从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宽带村村通”成为战略主攻方向。[52]在政策牵引下，以益农信息社为载体的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与聚焦农村宽带网络基建的“宽带乡村”工程，共同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在农村落地实施。

1.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互联网+”行动落地农村的示范工程。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部署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当年农业部即组织北京、辽宁等10个试点省（市）、22个试点县（市、区）开展了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主要任务是以12316服务为依托，构建起集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和培训体验于一体的益农信息社。[53]2015年农业部组织开展第二批信息进村入户试点，试点范围扩大至26省116县。2016年成为工程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当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实施意见》，标志着该工程由局部试点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54]此外，农业部与阿里巴巴合作推出116个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县，通过打造“农村淘宝服务站”，为村民提供涵盖民生各领域的基本服务。[55]2017年信息进村入户由试点转为工程实施，整省推进示范在辽宁、江苏、江西等10个省市率先展开。党的十九大后，益农信息社的服务重心由设施覆盖转向效能提升。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建成并展开运营的益农信息社达45.4万个，累计为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各类服务6.5亿人次，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429.1亿元。[56]作为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益农信息社不仅满足了农民生产生活需求，而且推动了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电子商务、农业物联网、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和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强化了互联网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和创新创业的深度融合。

2.“宽带乡村”工程与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结合。“宽带乡村”工程承载着网络基础设施普惠化的重要使命。2010年《农业农村信息化行动计划（2010—2012年）》首次提及“宽带下乡”工程。[57]2011年通信村村通工程进一步提出“因地制宜”建设行政村宽带网络思路。[58]2014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化部联合组织实施“宽带乡村”试点工程。工程统筹有线、无线技术手段，突出因地制宜和均衡发展的总体思路，第一期试点取得积极成效，不仅让农村居民体验到高清电视和光网宽带高速度上网，还通过网络将农村土特产销往全国各地。[59]此外，为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脱贫攻坚中的助推作用，2015年10月，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开启“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建立“中央资金引导、地方协调支持、企业主体推进”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通过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引导企业开展电信普遍服务建设，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60]2016年《网络扶贫行动计划》进一步要求加快实用移动终端研发和应用，支持企业定制研发简单易用、控制成本的手机及其他终端设备，以满足贫困地区群众的使用需求。[61]宽带乡村工程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的结合取得显著成绩：2015年末全国农村宽带用户达到6398万户，农村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超1.3亿个，实现100%乡镇通宽带。全国行政村通光缆比例超过80%，宽带接入能力12M以上的行政村比例超过50%。[62]

（三）建设农村新一代信息网络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农村信息网络建设有了更高的要求。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实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以提升农村地区宽带用户接入速率和普及水平，支撑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完善和教育信息化转型升级。[63]农村新一代信息网络建设主要分为光纤宽带网络与移动通信网络两大任务。前者是要实现光纤宽带网络在农村地区的全覆盖。主要通过建设“百兆乡村”示范网络，提升乡镇及以下区域光纤宽带渗透率和接入能力，开展城域传输网和IP城域网扩容，推广适合农村地区的高带宽应用。后者是扩大农村地区4G移动通信网络向乡村覆盖。主要通过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针对不同区域分类推进，重点支持边远地区第四代移动通信基站建设。[64]

得益于新一代信息网络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与城市的“数字接入”鸿沟得到快速弥合。2020年底，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1.42亿户，农村网民规模达3.09亿，2021年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农村光纤平均下载速率超过100Mbps，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地区平均下载速率超过70Mbps，基本实现农村城市“同网同速”。[65]2020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55.9%，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较2015年缩小逾10个百分点。[66]同时，信息服务加速向农村渗透。社交类应用在农村网民使用中稳居首位，微信、QQ使用率高达95.9%，城乡网民在即时通讯工具使用上的差异已基本消除。影视观看、新闻浏览、网络购物、信息查询等使用率均突破50%。[67]互联网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作用，已在农村群体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凸显。

“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领域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村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内循环的增长极及消费增长的新兴力量。[68]上述变革为农业农村信息化锚定了新坐标——加速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各领域全面融合，以信息化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关键动能。[66]

（一）数字乡村：新时期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总体布局

2018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将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确立了数字乡村发展的四阶段目标及十方面重点任务。[69]2020年7月，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积极探索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类型乡村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70]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印发，要求以深化乡村4G普及、创新5G应用，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为阶段性目标。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行动：一方面深化乡村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实施乡村传统技术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工程。[71]同时，相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了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及评价体系。如，《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系统构建了数字乡村发展的参考框架，明确了产业转型、公共服务等领域若干可参考的应用场景。[72]《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则进一步细化了技术标准体系，为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技术规范指引。[7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为数字乡村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全国数字乡村建设进入到深入探索的关键阶段，发展重心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走向“数字服务应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研发推广”。2024年3月，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展开，围绕领域特色型、区域综合型、机制共建型，探索不同区域条件下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方法。[74]《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进一步强调推动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构建综合信息服务体系。[75]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实施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76]同时，为指导各地更好应对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发布，面向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强调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更加注重数据的共建共享、因地制宜，突出多方参与。[77]整体看，从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重点工作和政策设计，均紧密结合地区发展实际，强化了数字技术对于农业农村的赋能、赋值和赋智作用。[78]

（二）5G移动互联网加速在农村覆盖应用

2019年5G牌照发放，5G以全新的网络架构开启了通信技术的代际跃迁，实现了10Gbps以上的带宽、毫秒级时延、超高密度连接。正如业内专家所言：“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5G突破传统移动互联网边界，加速向移动物联网领域渗透，服务对象从以人为中心，扩展至人与物、物与物通信，推动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引发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79]

“充分发挥5G低频段优势，统筹推进县域、乡镇、农村地区5G网络覆盖，推动5G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是《“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基本要求。数字乡村战略的稳步推进，催动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向纵深推进。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成为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在完成4G基站补盲的基础上，重点推进5G与千兆光纤网络向乡村延伸，全面实现城市农村“同网同速”的目标。2023年12月，工信部印发《关于开展“信号升格”专项行动的通知》，推动“信号升格”，加快乡镇农村等重点区域的网络覆盖，有序推动行政村5G点亮。5G网络建设探索了低成本推进农村网络覆盖的方式，政府得以依托原有的普遍服务机制，创新商业合作模式，利用700M低频段频率加快推进农村5G网络覆盖广度，进一步推动农村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80]数据显示，2023年底，5G网络实现了乡镇级以上区域和有条件的行政村覆盖，2024年底，更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的目标。[81]

（三）农村数字社会逐渐显露

5G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泛在万兆体验和联结能力，让曾被诟病为农村移动互联网发展软肋的“应用和服务”问题得到有效改善。“数字下乡”既促进了农村数字社会显现，又推进了农村互联网应用场景拓展，深刻改变着村民的生产生活。

第一，“移动互联网+农业”助力农业数字化应用服务转型。5G推动了智能控制、卫星定位、大数据、农机自动驾驶等技术与农机装备的融合应用，提升了农机装备智能化水平。第二，农村电商直播成为农户的“新农具”。2023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49万亿，相比2014年0.18万亿增长近14倍。抖音电商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1740万单农特产包裹销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突破百万元的农货商家超过3.3万个，个体农户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搭上电商快车，“农民变主播，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已成现实。第三，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在“互联网+教育”方面，99.9%的学校出口带宽达100M以上，超四分之三的学校实现了无线网络覆盖，城乡差异基本消弭。[82]在“互联网+医疗健康”方面，云上远程服务促使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健康服务。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当地创新推出“智慧助老”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一键预约、线上点单、语音交互等功能，为老年群体提供医疗护理、生活照护等91项服务，年服务人次超百万。[2]第四，短视频等娱乐消费类应用成为农村用户的“刚需”。截至2024年7月，快手“三农”深度兴趣用户达1.4亿人，“三农”创作者日均视频播放次数22.4亿次，乡村用户每日互动量29.4亿次，年度发布的视频总量高达1594.3万个，分享展现了真实有温度的乡村生活图景。[83]第五，农村网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有了明显提升。中国科学院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智能手机使用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84]2018年至今，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连续六年开展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累计受众超1.95亿人次，培育农村电商相关高素质农民超2万人。重点实施的“耕耘者”振兴计划，已为全国3.4万个村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免费数字技能培训。[85]其他包括农村老年人、残疾人在内的特殊群体也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行动的推动下加速融入网络社会。

中国农村互联网三十年实践，本质上是技术革命、信息革命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场域的深度融合。在经历了初步酝酿、基础建设、战略突破与全面提质四个阶段后，整体呈现出“政策驱动—基建先行—技术渗透—民生导向”的发展路径。其突出的经验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基础设施先行。从早期的电话线、宽带网络到现在的4G/5G网络、物联网，农村互联网发展遵循着“通信网络—宽带网络—智能网络”的基建升级路径。其次，政企协同发力。国家通过“村村通”工程、“宽带中国”战略等顶层设计引领农村互联网发展，同时市场企业主体结合实际开发村级电商服务站、智慧农业平台等数字服务产品，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良性机制。最后，应用场景见实效。从最初的话费缴纳、信息查询，到如今形成涵盖直播助农、智慧农业、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的民生服务矩阵，信息技术真正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痛点，数字化应用与服务已深度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探索让9亿农民共享数字红利，更形成了可复制的乡村数字化转型经验，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破解城乡数字鸿沟提供了可操作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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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研究”（21&ZD320）

来源  |   《融媒》2025年第06期

作者  |   李唐波，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杨琳，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新媒体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  朱晓松

新媒体编辑  |    邓汝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