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王朝的统治危机已如积薪之火，随时可能引爆。在政治层面，“三冗” 问题如同寄生在帝国肌体上的毒瘤：科举制度的扩大化与恩荫制度并行，导致官僚体系膨胀，元丰改制前官员数量相较宋初激增五倍；厢军制度下，为防止流民暴动采取的 “养兵政策” 使军队规模达 141 万之众，却因兵将分离、训练废弛导致战斗力低下；庞大的官僚俸禄与军费开支，加上皇室奢靡、岁币支出，使财政赤字从真宗时期的 450 万缗激增至仁宗时的 1500 万缗，嘉祐年间更达 3300 万缗，形成 “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的困局。

经济领域，土地兼并之风席卷全国。官僚、富商通过 “诡名挟田”“产去税存” 等手段大肆兼并土地，宋仁宗时，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集中于官僚豪绅之手，大量农民沦为佃户，阶级矛盾激化。庆历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王伦起义、张海起义等暴动如星火燎原，折射出底层民众的生存绝境。

军事上，北宋更陷入 “积弱” 泥潭。与辽签订的 “澶渊之盟” 虽换得百年和平，却需每年输送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面对西夏崛起，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均以宋军惨败告终，被迫每年向西夏提供银 7 万两、绢 15 万匹、茶 3 万斤。这种 “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北宋的国际地位与民族自信心。

在这种 “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的危局下，素有 “矫世变俗之志” 的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1069 年，在迫切渴望变革的宋神宗支持下，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一系列旨在 “理财整军” 的变法措施次第推行，试图通过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的方式，重塑北宋的政治经济格局，这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王安石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经济上，推行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既增加了政府收入，又抑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实行市易法，由政府控制市场，平抑物价，限制大商人的垄断。军事上，推行保甲法，将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农闲时保丁进行军事训练，既节省了军费开支，又提高了地方治安；实施将兵法，精简军队，选拔有才能的将领负责训练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文化上，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科，注重考察考生的经义策论，培养实用型人才。

然而，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过程中，由于部分措施执行不当，也给百姓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宋神宗的去世，王安石变法逐渐被废止。但这场变法对宋朝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展现了王安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改革精神，为后世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