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原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作家、学者。阿英在青年时期投身五四运动，并广泛参与革命宣传活动。1926年10月，阿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与蒋光慈等人创建“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作《麦穗集》《文艺批评集》等文学评论，倡导“革命文学”。1928、1929年阿英出版短篇小说集《革命的故事》、中篇小说《一条鞭痕》、叙事长诗《暴风雨的前夜》等多部现实主义作品。1930年，阿英与鲁迅、夏衍等人共同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时期，阿英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日报》，编印《文献》月刊。1937年阿英所著《晚清小说史》出版。阿英还积极参与电影发展事业，创作《碧血花》等剧本。新中国成立后，阿英研究、整理中国民间艺术，梳理晚清文学史，编写出《鸦片战争文学集》（上、下册）等九卷著作。

今年是阿英诞辰125周年，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吴述桥、王秀涛、鲍国华，以及阿英之孙钱荣毅撰文，评述阿英多彩的写作人生，追怀其为文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编 者

《李闯王》，阿英著，东北书店，1948年4月初版本

阿英参与了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召开过程中的诸多工作，这在他的日记中有大量的记载。通过阿英日记和第一次文代会的相关材料，梳理阿英在文代会期间参与的几个重要活动，从中可窥见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文艺的准备工作和某些新的文艺倾向。

1949年7月6日，阿英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

1948年12月，阿英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往北平。4月14日到天津，5月10日离津，赴北平中组部报到，并作为核心人员之一在北平参与筹备第一次文代会。阿英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参与筹备活动的情况。比如5月13日晚同夏衍、周扬等人到中南海和周恩来商谈文代会的事宜。14日回天津后，19日返回北平，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第一次文代会。26日晚同周扬赴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文代会的筹备情况。此外，阿英担任了文代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主席团常委，多次参与文代会的预备会、主席团会、主席团常委会、党员大会，7月6日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文代会结束后担任文联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文联成立后担任指导部的负责人。一直到8月13日离开北平。

阿英作为第一次文代会主要参与者、组织者，参与了非常多的具体事务，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值得介绍一下。

一是文代会提案的整理。从大会召开一直到8月12日，阿英日记里记载了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整理提案的情况。7月14日，“晚饭后，至东安市场穿军衣样子。归后整理大会提案”。7月15日，“九时，去中南海，取得艾青同志所整提案，然后去琉璃厂”。“归后整理提案目，至三时许完，送文代会付印，开党组会。”7月16日，“大会第十三天，讨论提案”,“整理提案至午夜”。7月17日，“晨起后，继续整理提案”,“大会第十四天，选举及继续讨论提案”。7月18日，“九时至怀仁堂，开提案审查委员会”。7月23日，“整理大会提案，至午后一时始完”。7月29日，“晚饭后，整理提案完”。 在7月18日的文代会上，“由阿英报告提案整理经过，大会收到提案共九十八件，归纳成组织工作、创作与出版、学习与研究、奖励与纪念、福利事业及其他等五类二十四项。报告毕，即开始讨论”。

阿英整理的《大会提案总目》涉及的议题非常丰富，比如：组织问题、艺术教育、比对文艺工作、文工团、海外文艺、儿童艺术活动、出版、创作、评选奖励、纪念、文物与资料、生活待遇等等，构成了文代会一项重要内容。郭沫若在大会开幕词中说，“在大会上还有很多详细的报告，周密的提案，我们从这些报告和提案中，细心地分析和综合，我们相信一定更可以得出很可宝贵的结论的”。这份提纲对于理解第一次文代会和中国当代文艺的发生都有着重要的价值。首先，因为广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提案显示了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文艺工作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新中国文艺的走向，几乎涵盖了新中国文艺的各个方面；其次，在新中国文艺基本方向确立的状况下，提案涉及诸多具体问题和待解决的命题，既有宏观的问题，又有具体的问题，这从此后当代文学的具体开展过程中能够得到验证；再次，提案整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一方面基于历史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关乎未来的可能性，是文艺发展史转折的鲜明体现。

从提案的内容来看，涉及的议题非常丰富，而且梳理这些内容可以发现存在内在的相关性，体现了当代文艺的几个结构性维度，如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官方与民间等等，但从总体上看，显示了当代文艺的组织化和体制化的倾向。文艺事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个别的事业，而是整体性的事业，“组织起来”无疑是最为鲜明的文艺趋势。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里提到了文艺组织化的问题：“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象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

二是阿英关于工厂文艺的报告。文代会筹备会的演出委员会下设的学习组共组织了两场报告，每场参加的人数约五百人，一场是6月15日在解放影剧院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报告，另一场是6月20日举行的工厂文艺工作报告，由阿英作报告。阿英在日记中记载：“八时半，与柯灵同志同去建国东堂报告，题工厂戏剧工作，至十二时，仅及三之二，遂略去。”

两场报告涉及部队与工厂文艺，这和第一次文代会所要确立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是密切相关的。工农兵代表在文代会中得到极大的礼遇。此次会议邀请了特殊的代表：农民英雄李秀真、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代表李健、北平被服厂缝纫女工徐世荣、第七十兵工厂工人李家忠、图门机务段司机劳动英雄王祥、浙赣路保护器材有功的铁路职员李昂等。会后，在大会的招待饭席上，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文艺工作者和女工徐世荣坐在一起亲切地交谈。7月10日，文代会还举行了工人联合晚会，由工人组成的剧团参与表演，被服二厂的红旗剧社、西山职工业余剧团、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业余剧团等团体参与演出。工农兵代表受邀参与文代会预示了工农兵在新中国文艺中的重要位置，工人业余剧团的演出也预示着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演出委员会之所以邀请阿英做工厂文艺报告，是因为阿英在工厂文艺运动中的巨大贡献。阿英日记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工厂文艺的内容，可以说阿英是工厂文艺重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47至1948年间，阿英就在大连指导工厂文艺活动，并依据大连期间指导工厂文艺的经验，写成《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新中国的工人文艺活动提供了重要经验。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大连工人创作的100多个剧本、40多首歌曲、150余幅美术作品和375幅反映大连工人文艺活动的照片在展览中得到展示。

担任天津文联主席期间，阿英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工农兵文艺的发展，扶植工人作家。例如1950年，他主编了一套以工厂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工人作者为主创人员的“工厂文艺习作丛书”， 包含《工人写作讲话》《工人创作画》《工厂美术工作与新闻工作》等作品。《工人写作讲话》与《工人创作画》是钱小惠在父亲阿英指导下完成的，阿英在书的《序》中说：“一九四七年撤退至大连以后，小惠同志和我们一同下到厂里，从事工人文娱工作，迄今已是两年。他根据在厂工作的经验写了两本创作方法的书，一部是三联书店的《怎样画》，一部就是这本《工人写作讲话》。”正是因为阿英的努力和实践，工厂文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阿英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戏剧创作、文艺批评、文学史料等方面，他在新中国文艺体制的建立、工厂文艺和人民文艺的实践等方面同样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这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却很少被提及。《阿英日记手稿》作为重要的资料，无疑为深化阿英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也会进一步拓展阿英研究的话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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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6月23日6-7版

微信编辑：王靖茹（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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