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文明源远流长，传留至今的古农书就有四五百部之多，这在世界农学史上绝无仅有。古农书全面记载了传统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内容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农业遗产价值。新时代倡导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重视冷门“绝学”，古农书这种冷门文献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其整理与研究也出现振兴气象。

古农书校注与今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掘祖国农学遗产、古为今用的时代背景下，农史前辈整理出版《齐民要术今释》（1958）、《中国农学书录》（1964）、先秦农业文献校释等代表性成果。改革开放之后，古农书整理恢复了生机，《农政全书校注》（1979）、《齐民要术校释》（1982）、《补农书校释》（1983）、《授时通考校注》（1991）等先后校注完成。1959年至20世纪末，农业出版社《中国古农书丛刊》陆续出版，重点收录专业性和地方性农书校注本近40种。

进入新时代以来，许多专业性农书相继得以校注出版。如程杰、王三毛点校《全芳备祖》（2014），钱仓水出版《〈蟹谱〉〈蟹略〉校注》（2013），黄浩然出版《烟草谱笺注》（2017），张波、史全社完成《知本提纲校释》（2022）。校注合刊小篇幅农书的传统得以延续，其中以茶书整理最有代表性，部头较大的整理本包括朱自振、郑培凯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2022），方健《中国茶书全集校证》（2015）。出现同一部书在短期内推出多个整理本的情况，如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在2015—2022年期间出现三种校注本。

20世纪不少重要农书整理本得以修订出版。2020年，夏纬瑛的五种先秦农业文献校释著作，以《先秦农业考》之名结集出版。中华书局2013年和2014年分别再版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和《农桑辑要校注》，2009年、2015年和2022年三次修订出版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2020年出版石声汉校注、石定枎订补的《农政全书校注》。2021年，伊钦恒校注的《花镜》修订本出版。这些整理本被不断重印或修订再版，体现出其社会需求量之大。

此外，古农学经典的科普化解读受到重视。缪启愉、缪桂龙在《齐民要术校释》的基础上，简注通译，出版《齐民要术译注》（2006），近年来多次重印。2019年和2023年，惠富平的《齐民要术》解读本和孙显斌的《王祯农书》解读本先后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古农书影印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古农书影印出版日趋普遍，一些善本及珍本、孤本的影印受到更多关注。1982年至1983年，农业出版社影印《全芳备祖》（日藏宋刻本）等3部珍本古农书；199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收录古农书40余部；2002年的《续修四库全书》收录古农书67部。新时代以来，受到国家财政支持，收书数量更多的古农书专题性丛书不断涌现，而且影印出版规模明显加大。

2018年，安晓东主编的《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全100册）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共收集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农林文献194种。2020—2021年，线装书局出版的《古代中国农学遗产文献汇刊》按照时代顺序，将古代农学文献汇为五编339册，所收资料还包括了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河渠志》等篇章，编纂者称已达集大成之目标。2021年，王晓勇、王睿主编的《古代农业技术大系》（134册）以《中国古籍总目》和《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为依据，收录农业古籍300多种。

2022年，谢冬荣主编的《历代农业古籍珍本丛刊》（全60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所收影印本主要来自国家图书馆馆藏，共计120余种。其中，抄本45种，稿本3种，明刻本19种，清刻本45种，有不少为珍稀善本。2024年5月，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王思明主编，惠富平、熊帝兵副主编的《中国古农书集萃》。该丛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及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等，共收录重要古农书152种，汇集为26册影印出版。

古农书研究

古农书整理与研究相辅相成。21世纪以来，考析古农书的作者、时代、技术内容、农学思想、版本流传等传统选题，依然在延续并趋于深化。同时，古农书研究涉及的内容层面有了较大拓展，尤其是数字化手段的利用和知识史方法的介入，为研究注入了活力。

《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农学名著的内容、结构及价值得到重新认识或阐发。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尚衍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若干问题的探讨》（2012），熊帝兵《关于〈氾胜之书〉“积穰于沟间”的释读》（2017），吴平《〈农政全书〉编辑思想浅析》（2017），惠富平、孙雁冰《〈齐民要术〉农耕文化价值的再认识》（2020），杨璐嘉、李明杰《元代农书编纂出版考论》（2021）等。李昌武、刘效武主编的《中华农圣贾思勰与〈齐民要术〉研究丛书》（2017）收录了多部有新意的著作。还有学者注意发掘稀见农书和以前未受重视的农书。如程宇静《〈名花谱〉版本、作者及流传考》（2019）、宋元明《稀见清代江南农书〈劝农说〉研究——基于文献学与技术史的考察》（2021）等。

农书研究注意采用历史文献学与知识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新理念。以考察农学知识传播为主旨的论文，如高国金等《同光之际劝课蚕书的撰刊与流传》（2013），杜新豪、曾雄生《〈宝坻劝农书〉与明代后期江南农学知识的北传》（2014），杜新豪《〈便民纂〉与〈便民图纂〉关系考》（2016）及其近年来关于明代日用类书的研究等。长时段的古农书整体性研究著作更能体现知识社会史范式的长处。如熊帝兵等的《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2014）从农书写作的主体入手，系统论述古农书的知识体系及意义。邱志诚《宋代农书研究》（2022）阐述了宋代农书的写作、时空分布与传播等问题。葛小寒《明代农书研究》（2020）和刘爽《清代农书研究》（2022）两篇博士论文都注意利用知识史方法来考察古农书生产、传播和阅读的过程。葛小寒《文献、史料与知识——古农书研究的范式及其转向》（2019）还从范式转换角度阐述了知识史对于推进古农书研究的意义。

古农书整理与研究展望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到要深度整理研究古代科技典籍，传承中华农耕文明优秀成果。古农书整理研究应以此为指导，继往开来，将历史文献学与现代科技知识相结合，以古农书的主体内容为考察重心，同时拓展整理研究的层面，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挖掘其时代价值。

首先，编纂新的古农书提要式目录。已有的古农书目录基本上编写于20世纪中后期。今后须将文献资源利用和实地调研相结合，查缺补漏，合理取舍，编纂一部全新的古农书解题目录。

其次，拓展古农书校注今译的层面。古农书整理的特别之处在于传统考据学与现代科技知识的综合运用，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依然有改进和突破空间。其一，已有的校注成果大多完成于20世纪50—80年代，不论是内容还是体例，都需要比勘和吸收新材料，进行调整或修改，以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其二，以往对专业性和地方性农书的整理相对薄弱，今后应补齐这一短板。其三，利用已有纸质和数字化资源，做好古农书精华内容的梳理与传播。

再次，扩大古农书研究的视野。20世纪的古农书研究主要是针对其技术内容和农学思想而展开的。当今倡导优秀文化传承，古农书研究层面应向生态史、社会史和知识史领域拓展；应注意开展古农书的大时空综合性研究；加强中外农书的比较研究。

最后，古农书专题数据库建立及其数字化整理。与其他典籍相比，农业古籍的专题数据库不够强大和完善。近年来，国家对古籍数字资源库和古籍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的重视，为古农书数据库的建设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古农书整理也有向知识化和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借助数字化手段，当今的农书整理者可克服前辈学者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提升校注效率和质量。

20世纪的古农书整理强调古为今用，如今则更注重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这就为学界提供了更大的拓展空间与创新可能。今后的古农书整理研究应在加强成果产出及数字化工作的同时，将保证质量作为生命线。

（作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史与气象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