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众

清人陈衍曾提出：“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宋代元祐时期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诗歌文学成就不亚于盛唐开元的李、杜之诗篇，更比肩晚唐元和的元、白之吟诵，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三座高峰之一。今人学者王兆鹏先生及其团队指出，元祐文学是宋代文学的高峰。元祐年间的作品总量为5917篇，短短9年间的作品产出就占据北宋168年作品总量的16.75%。元祐年间开封的文学作品总量达到4019篇，占元祐时期作品总量的67.92%，超过所有地方作品总和。其中元祐年间，苏轼创作3176篇，苏辙创作1109篇，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人创作数量可观，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无可争议的创作主力军。可以说，宋代文学高峰在元祐，元祐文学高峰在开封，元祐开封文学在苏门。

元祐时期开封文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散文文学。由于苏轼和苏辙先后担任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创作有大量的公文文书。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辙一人撰写制词236篇。苏氏兄弟所撰公文中，最有名的当属《王安石赠太傅制》：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苏轼作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一方面高度赞扬王安石的节义文章，另一方面寓贬于褒，否定王安石变法，是千古奇文。 

第二，诗歌文学。元祐年间，以苏轼、苏辙兄弟为首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秦观、晁补之在内的十六人于开封王诜府邸举行了被称为西园雅集的雅会，诗歌在觥筹交错间成为佳品。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在开封的苏辙与远在扬州的苏轼唱和，创作有《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 

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逡巡就科选，逮此年少时。 

苏辙汪洋淡泊的性格追求跃然纸上。 

第三，词文学。元祐词学以苏轼词为宗，苏门四学士、李之仪、唐庚、贺铸等都受到其影响。《碧鸡漫志》载，“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仿苏词已成时尚。以诗为词，突破音律限制，成为元祐词的典型特征。秦观离京后，久久不能忘怀往日生活，曾创作《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祐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追忆元祐年间与苏轼、黄庭坚等苏门诸人在金明池畔的雅集活动。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元祐时期的开封文学超越宋朝的其他时期，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散文、诗、词等方面对后世都有如此大的影响？ 

元祐文学的高峰形象是被南宋统治者所塑造。北宋末年，元祐文学并不受推崇，在元祐党籍碑设立以后，“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表示“朕最爱元祐”，并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散文是元祐文学的主要成就，而这些散文的主要内容是贬谪熙宁元丰新党，召回在野旧党，否定新党变法。这为宋高宗绍兴年间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旨在否定王安石变法，提供有力支撑。现存宋人文集以南宋刊刻整理本为主，文集刻板流传必然受到当时政治路线的影响。在“是元祐而非祐丰”的意识影响下，元祐旧党的文集得到大量刊刻，而新党文人的文集则并不受重视。 

元祐的诗歌、词文学在南北宋也有判若云泥的遭遇。苏轼主张以诗赋取士：“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元祐年间，科举考试中诗赋与经义并举。但新党主张“罢诗赋，专用经义”。北宋末年，诗赋之学地位远不及经义之学。崇宁年间，宋廷甚至颁布“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的政令。南宋建立后，重新恢复到经义与诗赋并举的政策。苏轼、黄庭坚的诗歌逐渐成为南宋文人科举作诗赋的范本，有“遂为本朝诗家宗祖”的说法。绍熙年间，郑浩刊刻《坡门酬唱集》，为时人所重。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专门总结“元祐体”，受到南宋江湖诗派推崇。 

整体来看，元祐时期的开封文学在当时已风靡朝野，不久因党争而偃旗息鼓。然而，南宋政治风向的转变对元祐文学的后世传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治与文学的互动，是中国古代永恒的主题。宋文化大体包括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考察各学科的“内在理路”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政治作为“外在理路”对宋文化的影响。 

（作者系河南大学体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