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小说·冯积岐：我的岳母和两个岳父—

我的岳母和两个岳父

文/冯积岐

岳母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她结婚的时候是八抬大轿抬过来的，轿子后面跟着十几杆短枪。岳母说这话的时候眉毛就飞扬了，她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半晌脱不出身来。这镜头我在一些电影中见识过。我需要知道的是岳母上轿之前和下了轿以后的事情。岳母的神思仿佛随着轿子而晃荡着，她一抬眼就能看见背枪的乡丁们懒懒散散洋洋自得的样子，就能看见骑在马背上的岳父。岳母抬起手臂抿了抿那一绺掉下来的头发，油光发亮的乌丝在她手底下一抹，眨眼间就花白了。时间将岳母美好的记忆切割得残缺不全了。岳母一声唏嘘给我留下了难以猜度的悬念。

我相信世事是轮回的。苦和乐魔鬼似的坚守在人的生命过程中，一些人前半生乐，后半生苦；一些人则相反。只有少数人以苦或乐终其一生。因此，我就对妻子说，难怪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娘给你连一条六毛钱的红头巾都买不起，属于你穿戴的叫你娘年轻时穿戴去了。妻子说:“你相信我娘说的那些话？”我说:“你不信？”妻子说她不相信。妻子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岳母和岳父不曾给妻子叙说过，她也不可能不听到别人的叙说。在妻子的印象中留下的只是生活的艰难，用她的话说，她不知道穿一件好衣服吃一顿饱饭是怎么回事。妻子怎么能够将佝背弯腰神情愁惨的母亲和昔日那个擦胭脂抹粉穿红戴绿的小姐统一在意识中呢？谁的过去都是一本账一本书，何况是岳母。岳母的话我信。从我第一天见到岳母起，我就觉得，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的一身粗布衣服浆洗得有棱有角，头上的头发肯定是用清水抹了的。我发现岳母走起路来不象我的母亲那样有一种被生活驱赶着的慌张，岳母的步子迈得很轻盈，有古装戏中大户人家小姐的作派。在我相亲的那天，岳母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妻子更持久更耐味，我忽视了岳母将是长我一辈的大人，忽视了岳母四十多岁的年龄。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我二十岁的生命中骚动着。我也曾产生过罪恶感。后来的生活将我的这种感情完全稀释了,汲尽了。

我翻阅着凤山县的文史资料。在《凤山县民国时期历任县长、乡长简介》中我读到了赵保春的名字;赵保春就是我的岳父。岳父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1946年7月)至民国三十八年八月(1949年8月)任周原乡的乡长。在此之前，岳父在凤山县教育科当科长。岳父和岳母是在民国三十六年正月初三日(1947年正月初三)成亲的。岳父和岳母之所以武装结婚，一是为了防范，二是为了炫耀。岳母是个美人胚子。漂亮对于女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岳母也不例外，她的漂亮惹来了许多麻烦。那时候，争夺岳母的有三个人，包括岳父赵保春。为了叙述得有条理，我先从岳母的父亲说起。

岳母的父亲叫王培之(按理我该叫他爷了)。王培之在县城有一个“永盛成”商号，商号经营布匹、日用杂货和药材。和王培之常打交道的一个年轻人叫米德录。米德录是第一个看中岳母的，他一来到商号，王培之就玉姣玉姣地叫着岳母的名字，叫岳母给米德录泡茶。岳母给米德录泡上茶水，站立在一旁偷眼看米德录。米德录身胚高大，面目清秀，喝茶如倒核桃一般，响声弄得很激动。米德录趁王培之不在意的时候，抓住了岳母纤嫩的小手，岳母脸色绯红，急忙抽出了手，她眼睛一张，非旦没有做出一副恼怒来，反而更加妩媚了。王培之和米德录过足了烟瘾，岳母来收拾烟盘子，米德录将岳母抱住撂上了炕。岳母没有喊叫，她的反抗十分微弱。在米德录的手中，岳母简直如泥丸一般。米德录正欲得手，出去方便的王培之在一声干咳中进来了，王培之的视而不见使米德录的窘迫只持续了一瞬间。拨惯了算盘珠子的王培之心里自有他的加减乘除，此刻的岳母既是他的娇女，也是他生意药方中的一味药引子，而米德录则是王培之的一只“钱串子”。米德录将大烟土送进了“永盛成”，王培之将布匹、食盐和药物给米德录，他们的交易在秘密地进行。王培之用大烟土换来了银元和小麦;米德录把布匹、食盐和药物偷偷地卖给了边区政府。在凤山县，米德录是第一个偷偷地武装走私的。王培之心里明白，他是提着脑袋和米德录做生意的;可以说，他是腹背受敌，脊背上是米德录的那支枪，这是明枪;胸口上，是国民党警察局的一支枪，这是暗枪。对于生意场上的险恶，年轻的岳母无从知晓。她只知道从父亲手里接过去银元买旗袍穿买甜糕吃。米德录派人提亲，这使王培之惊恐不安。王培之担心米德录一杆枪将岳母劫走，就在岳母面前提及此事。岳母只是平静地给她的父亲说，她嫌米德录口臭。岳母的淡然使王培之哭笑不得。在岳母的心中，米德录的全部缺陷就是口臭。惶惶不安的王培之在惶惶不安中等待着米德录将灾难强加给他和他的女儿。一月过后，米德录没有来“永盛成”,有关米德录的消息在凤山县不胫而走:县警察局和周原乡的保警队联合行动在雍山里解除了米德录一伙人的“非法武装”，米德录仓惶逃走。参加这次清山的就有周原乡新上任的乡长赵保春。王培之悬着的心落了地。可是，岳母和米德录之间的纠葛并未中止，而且延续了好多年。那一次清山，并没有解除米德录一伙人的非法武装，只是伤了他的几个弟兄。一年以后，米德录的武装被共产党的西部游击队收编。他的活着本身就是故事，况且，他曾经迷恋过岳母。

和岳父争夺岳母的第二个人是凤山县粮食科的科长梁文公。王培之的命运和粮食挂在了一起，岳母的命运则由王培之主宰。

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前几年，物价暴涨，一日多变。运用于流通渠道的银元早已隐形匿迹了，取而代之的纸币如粪土一般。庄稼人刚进城时，手中的纸币还可以买一根麻花儿吃，等他们从西街走到东街，只一袋烟功夫，所有的商号都已经拒绝使用纸币了。开初，县城里的商人们把当天营业所得的现钞在粮店兑换成“麦条子”周转;以后，街市上便开始以麦换盐，换布，换杂货了。庄稼人编了这么一句顺口溜嘲讽:“国民党该瞎哩，交易论价说麦哩。”王培之就是在纸币贬值，麦价上涨中跌倒的。

米德录的消逝使王培之少担了许多风险，也断了一大部分财源。王培之想在粮食上捞一把，他和省银行签订了征集200石小麦的协定。按照协定，一月内购齐小麦。于是，王培之拿着在省银行领取的现钞四处购麦，就在这一月内，麦价连涨五次，纸币一跌再跌。王培之暗暗叫苦，他将从省银行领来的现钞全部花完才购来104石小麦;他忍疼贴进去“永盛成"赚来的钱硬着头皮又购了40石小麦。他再也无力购那56石小麦了。事情一直拖到了年底，省政府责令县政府粮食科催办:王培之三日之内交不齐粮食就要去坐牢。无可奈何的王培之将永盛成商号作价卖掉赔了进去，还差19石麦子。粮食科长梁文公差人来给王培之说，他愿意替王培之出19石麦子，但有一个条件，要19岁的玉姣给他做二房。岳母纵是千金小姐当时也担当不起19石麦子的身价的。王培之一听就没有推托。岳母死活不愿意去给梁文公做小。岳母是识文断字的，而且是娇惯了的，她一听王培之的话就摔碟子打碗，要上吊要跳井要用头去碰案桌。王培之在无奈之中给岳母动了拳脚。岳母嚎啕大哭，王培之也伤心落泪了。父女俩哭抱在一起，父女俩的哭闹场惊动了“永盛成”隔壁的“兆元亨”商号。商号的主人就是赵保春的父亲赵明卿。很有心计的赵明卿没有任何条件给王培之抵垫了19石麦子，了结了梁文公的刁难。

半年之后，王培之的女儿就做了赵明卿的儿媳了。岳父被岳母的漂亮所倾倒。而岳父赵保春完全是一副书生模样，他那文雅的气派正是岳母所喜爱的，尽管他已年过三十了。

据说，1947年的正月初三温顺而平静，因为岳父的成亲，赵家堡的空气变得热闹而紧张。在嘹亮的唢呐声中，花轿随着鞭炮的爆响而至。六十三桌席坐毕时已是太阳偏西了。紧张的空气由夜幕的降临而松驰下来。

半夜里，岳父被尖厉的枪声所惊醒，他丢鞋落帽地爬起来将岳母扶上枣红马向周原乡的乡公所逃去了。事后，岳父才知道，那天晚上不是梁文公来骚扰，也不是米德录，而是西部游击队雍山中队的分队长杨金贵来警告，杨金贵用枪声警告岳父，以后怎么样当乡长。也就是这个杨金贵在15年以后做了妻子赵秀秀的继父，自然也就成为我的第二个岳父了。

新婚之夜，一对新人如惊弓之鸟。岳父和岳母逃到乡公所以后闭门不出，十多天里，岳父不理公务。当年在周原乡乡公所当过乡丁的一位老人告诉我，岳父和岳母每天睡到吃早晨饭以后才起来。岳母鬓发散乱，脸色绯红，水红色的大襟缎棉袄只系两个纽扣，葱绿色的撒花棉裤似乎只是松松垮垮地系着。坐在房檐台上晒太阳的乡丁们用贪馋的目光直将岳母送到了厕所门口。也许是岳母被儿女情长拴住了，完全沉没在无限的欢愉之中；也许是岳母压根儿就不知道岳父曾经有过短暂的婚史。如果说，是岳父隐瞒了他的短暂婚史，我想，隐瞒对当时的岳父来说是必要的。

岳父在凤山县读完了县立中学之后进了省城里的高等师范学校。仪表堂堂的岳父举止沉稳，身上没有一丝半点纨裤子弟的轻浮之气，他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同班的范小姐的爱慕，范小姐就很放心地将鲁迅先生的《呐喊》《高尔基传》和《共产党宣言》借给他读。星期天，岳父作为范家的客人走进了范小姐的卧室。如此往来几次以后，岳父的行为得到了范小姐的父亲的默认。有一年暑假，范小姐的父亲和母亲回河北承德的老家去了，这使范小姐和岳父有机可乘，私订终身的岳父和范小姐将爱情的戏剧推向了实质性阶段。范小姐的奶妈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女人，她给范小姐倒锁上门，让两个年轻人在男欢女悦中肆意尽情。在那二十多天时间里，岳父和范小姐将白头到老、永不分离的话说过了上百遍。岳父第一次品尝了没有结婚的婚后生活，岳父把那二十多天含蓄地称作:短暂的婚史。性爱使热血沸腾的岳父对生活充满了激情。范小姐将岳父发展为共青团员已是不可言喻的事情了，20岁的岳父既作了范小姐的未婚夫加情人，又作了省城高等师范学校共青团地下支部书记。范小姐既然敢将自己的身子交给岳父也就敢违反某些规定将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在岳父面前。他们编发传单，秘密张贴，鼓动革命。岳父和范小姐在学校里的革命活动和一些文史资料以及一些小说中记叙的没有什么两样，况且，他们的活动本身就落入了革命加爱情的俗套，我就不必多言了。我要重复言说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岳父确实革命过，曾经是革命行列中的一员。1934年，岳父寒假回到故乡赵家堡，他挥笔为村庙里写了一副抒发愤懑之情对黑暗势力极其蔑视的对联:

汝若做恶谁给你大慈大悲

尔能向善何须我救苦救难

这幅对联被赵家堡人刻在木板上，一直挂到解放初。

岳父的命运转折看似在1946年他当了伪乡长以后，其实，从1934年他的被捕以后，命运就难以逆转了。1935年初夏，岳父回到凤山县的渭水镇策动西水市警备十二团兵变，策化失败后，岳父被捕了。岳父被捕以后曾经托范小姐营救，范小姐的父亲是省政府社会处的处长，在岳父看来，范处长完全有能力营救他，不知是范小姐没有营救还是范小姐的父亲不愿意营救，岳父在狱中空等了三个月，受尽了酷刑。那年年底，岳父出狱了，岳父是他的父亲赵明卿用钱和大烟土买出来的。和岳父一起去参加策动的另外两个革命同志出狱后不久就被枪毙在省城里的教场门外了，这是岳父后来才知道的。

出狱后的岳父一如既往地去找范小姐密约，范小姐避而不见他，岳父不知何故。数日后，范小姐给岳父转来了一个条子，范小姐要岳父黄昏后在西郊的小树林子里相见。那天黄昏，岳父到了约定地点之后十几分钟，范小姐才来了。透过白杨树的枝叶，岳父看见不远处有两个男人在走动，岳父似乎已经明白，这两个人是和范小姐同行的。范小姐一见岳父就问:“你怎么活着出来了？他们两个呢？”一时间，岳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说是好。“说呀。”范小姐眼神里射过来含有讥讽的质问，问话的冰冷使岳父始料未及。残存的树叶在两个人的沉默中簌簌作响。岳父一语不言，他猛然一把扯开了上衣，两排纽扣鼓点似的乱飞。岳父说:“范萍，你朝这里看!”范小姐只一瞥就抬起了头，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那两个男人。岳父前胸的鞭痕和烙铁烙过的伤印清晰可辨，范小姐的视而不见使岳父震惊而伤心。范小姐给岳父说:“根据组织初步掌握，你在狱中已经自首，不过是没有登报罢了。留你三个月时间反省，暂不参加组织活动。”岳父一听，将右手紧按着的那棵白杨树一推，碗口粗的白杨树几乎被他推断。他叫了一声范萍，说道:“坐老虎凳是什么滋味，你没有尝过，我昏死过去五六次，凭什么说我自首了？他们两个的情况我咋能知道？”岳父眼睛潮湿了。范小姐向岳父跟前走去了，她那双纤嫩的手欲落还未落到岳父伤迹斑斑的前胸又骤然收回了。她还了岳父浸满温情的一眼，向后一退，严肃地说:“赵保春，就这样吧，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先走，从东边走。”岳父头也没回，走出了小树林，走进了苍茫的暮色。

岳父表面上还保留着共青团员的身份，其实已经中断了革命活动，所有的地下活动已经不再通知他参加。范小姐不辞而别，离他而去。岳父大约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就不再寻询了。岳父最后一次参加了“双十二”的省城大游行之后，回到凤山县。岳父在回凤山县之前看到了范小姐留下的一张条子，条子上有两句话:平生萍能得你纯属偶然，今世你若遇她绝非巧合。岳父连读两遍之后将那张纸条撕成碎末，随手一扬，纸片就随风而去了。

岳父的教育生涯是在他失去信任和爱情受挫之后开始的。岳父回到凤山县的时候正值几个热血青年和开明绅士筹办县城中心小学。没有经费，岳父他们一方面将寺庙里的钟罄和铁旗杆变卖作价;一方面向地主、商人和绅士募捐。在建校过程中，岳父东奔西走，表明他一心投身于教育事业的志向。

中心小学建成以后，岳父被聘为教员。我在凤山县的文史资料中曾经读到岳父给凤山县中心小学所做的歌词，歌词是这样的：雍山北倚，渭水南流，猗维我校，藏修西游。科学追欧美，礼乐继成周;抗战备中坚，建国献宏猷。兴桑梓，保全瓯，阐扬我文化，造福五大洲。

这首歌词表露了岳父的才华，也显示了他抗战兴国兴民族的志向，虽然他已脱离了他的共青团组织。岳父做了一年教员之后就当上了中心小学的校长。岳父经常以校长的身份去县教育科参加会议，教育科长就动员岳父在党。岳父对参加什么组织已失去了兴趣，况且在国共合作期间，大家都在做抗日工作，岳父以为在党是一个麻烦就谢绝了教育科长。教育科长以在党便于工作为理由揣着一份表格又来找岳父。教育科长三番五次的纠缠使岳父将在党看得很简单了，于是岳父就当即填了表，轻而易举地成为冠冕堂皇的国民党党员了。

这期间，岳父的同僚不止一次地给岳父提亲，在岳父相过的姑娘中没有一个称心的。岳父心里有“鬼”,这个“ 鬼”就是范小姐。范小姐像一把刀，将他心里搅得痛疼难忍。岳父怎么也不能将心中的“鬼”赶走。深夜人静之时，岳父眼望窗外明月，想起范小姐的娇美以及和她在一起不可言及的快乐，岳父就将被子揉成一团，长吁短叹。岳父甚至认同了范小姐最后留给他那两句话中的内容:一切都是命运使然。可是，至今，他还没有遇到一个绝非巧合的她。

做了校长的岳父依然给高年级学生当国语老师。在岳父的学生中活脱了一个范小姐，恰巧，这学生也姓范，年方十六，比岳父小九岁。岳父为姑娘的容貌所动，但毕竟是自己的学生，他不好启齿。

我不想将岳父的私生活过多地引人写岳父的文章，据我所了解，岳父将小学校长换成县教育科的科长以后偶尔向凤山县的翠花楼跑几次，在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和范小姐或者范姑娘相貌相当的女人？我已无从知晓也不想知道。

岳父是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出任周原乡的乡长的。岳父不是那种对时局十分麻木的人，岳父在那个时候当乡长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岳父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同样难以揣测。从教育科长到伪乡长，岳父已彻头彻脑地成为一个敌伪人员了，这是难以辩驳的事实，岳父命运的再次转折由乡长这个位置决定了。

阳春三月，田野上披上了一片新绿。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岳母从周原乡乡公所回到了赵家堡。

岳母回到赵家堡以后，岳父就每天傍晚回到赵家堡去过夜，第二天早晨到乡公所去办公务。岳父临行时先躺在炕上过瘾，吸过烟泡儿之后，岳父就一只手牵着马缰绳一只手端着水烟锅出了院门;岳母紧跟在岳父后面，岳父一边走一边吸水烟，等走到城堡门外，水烟吸完了，岳父将水烟锅给了岳母，岳母这才捧着岳父的水烟锅回去了。

岳父和岳母常常睡到吃早饭时节家人才叫他们起来洗脸吃饭，一天清早，乡公所警备班的班长急匆匆地赶到赵家堡，他站在岳父岳母的窗子前赵乡长赵乡长地叫岳父。岳父穿戴好从房间里走出来，岳父指住警备班长骂道:“你喊叫得那么紧，你娘的棺子绳断了吗？”警备班长哭丧着脸说:“县长打来电话，叫你到县政府去。”岳父说:“你到县政府去说，我病了。”岳父说罢又回屋睡觉去了。县政府第二次派人来叫岳父，岳父才很不高兴地到了县政府。岳父似乎对他的那个职务并不经心，他的心思全在岳母身上。

在高粱扬花玉米吐穗的时节，周原乡出事了。游击队杨金贵分队在分队长杨金贵的带领下夜袭周原乡乡公所，乡公所虽未死伤一人，游击队轻而易举地掂走了一挺轻机枪五把长枪和一把短枪。游击队留下了一个条子，警告岳父不要和人民为敌到底，欢迎他弃暗投明。条子后面的署名是中队长米德录和分队长杨金贵。他当即要去找杨金贵，副乡长拦住了他。那天晚上，全县十九个乡镇，一半以上的乡镇受到了西部游击队的袭击，岳父的乡长才没有被罢免。

由凤山县警察局、自卫队和乡公所组成的联合清乡是在事发后的没几天，岳父的目标是杨金贵。

吃毕晌午饭，岳父领着乡公所的一杆子人到了杨家庄。岳父他们直扑杨金贵家而去。杨金贵闻讯县警察局要联合清乡早领着他的人到雍山里去了。岳父叫人抱来许多高粱杆架在杨金贵家的高窑前烧，一边烧一边向窑里放空枪。岳父他们虚张声势地折腾了半晌正要撤走，岳父看见杨金贵家的西厦里有个人影在晃动，岳父就提着枪走进了西厦，岳父刚一进去，一个中年人就搭话了：“老同学，是你呀!”中年人的语气里流露着惊讶。岳父一看此人是他高小时的同学。岳父说:“我们是执行公务的，快上炕去用被子蒙住头，你就权当啥也没看见。”岳父的老同学果然上到了炕上去用被子蒙住了头。岳父一抬手臂，朝他的同学开了一枪。后来，岳父才知道他那一枪打断了同学的一条腿。岳父的同学是杨金贵的姨表弟。他多年不见岳父了，他从雍山深处下来看望姨母却挨了岳父的一枪。岳父的那一枪实在叫我猜不透，他既然是公开与人民为敌，为什么怕他许多年前的同学知道他的行径呢？也许岳父用那一枪只是给县政府做回答。

清乡队在平原上连续搜了三天没有见到游击队一个人影子，于是，他们就进了雍山。在雍山的山口，岳父他们和杨金贵分队接上了火。枪声续续断断地响到了天擦黑，双方彼此伤了两个人。天黑尽以后，杨金贵他们向后山撤去了。岳父从未和游击队在山里周旋过，他怕他的乡丁受损失，向前追了几里路就顺着山根佯装搜索，悄悄地退回了乡公所。不出岳父所料，警察局和自卫队追到了雍山以后遭到米德录中队的伏击，损失惨重。

清乡队撤回去没几天，岳父接到了县政府打来的电话:雍川乡的乡长刘永峰被游击队击毙在回家的路上了。在那些日子里，岳父没敢回赵家堡去，也不敢提着性命去和岳母温存。

县长袁青汉在县城主持召开刘永峰的追悼会。会场设在山西会馆，仪式十分隆重。各乡的乡长和县城机关的公务员、中学生代表以及商界的代表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还没有开毕岳父就出了会场，他撕掉了佩戴的黑纱一头钻进了翠花楼。翠花楼的主人便十分股勤地吩咐姑娘泡茶递烟。翠花楼里果然有一个酷似范小姐的姑娘，这姑娘叫做改娃。岳父不喝茶也不吃烟，他留下身上的银元，带着改娃回乡公所去了。

岳父只是在改娃身上看到了范小姐某些影子，改娃少了几分端庄多了几分轻俏和艳冶。一天夜里，岳父和改娃尽情地欢悦之后死睡过去，半夜里，他醒过来一看，改娃不见了。走了改娃不要紧，岳父猛然发现，他的短枪套子扔在柜子上，枪套子里没有了枪。岳父有些惊慌了：乡长丢了枪，怎么交待？岳父抓起一杆长枪，出了乡公所。

岳父朝着通县城的那条路上追去，他奔走了一阵子，一想不对又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跑。岳父跑得气喘吁吁，满身是汗：他看见前面有一个黑影子就拉动了枪拴，岳父端着枪朝那黑影子喊话。那黑影子听见是岳父就站着不动了。岳父走近一看，只见改娃抖抖瑟瑟地蹲在路上。岳父踢了改娃一脚，问她:“枪呢？我的枪哪搭去了？”改娃装糊涂，说她不知道。岳父说:“你再不说实话，我就毙了你。”岳父将长枪支在了改娃的胸脯，改娃说她把枪撂到地里去了。岳父又踢了改娃一脚，叫她到地里去找。改娃进了地，找到了短枪。改娃将短枪还给了岳父。岳父问改娃为什么要偷他的枪？改娃说她偷枪是为了换钱。岳父骂道:”你放屁!一碗老土(大烟土)放在柜子上，你不拿，为啥只偷我的短枪？“改娃哧哧地一笑，说道:“土是留给你抽的，我拿去换了钱，你抽啥呀？枪没了，你还可以去领。”改娃避而不谈她为啥要偷枪。改娃使出了女人的招式，她蹭到了岳父跟前，用手去揽岳父，岳父一把推开了她，岳父说:“你不说为啥就不要想活着回去。”改娃说:“我说过了，为了卖钱。”岳父说:“你说的不是实话。”改娃就说:“我偷你的枪是为了打人。”岳父向改娃:“打谁？”改娃说:“打你。”岳父笑了，他将枪给改娃塞进手里，说道:“打呀。”改娃将枪笨拙地拿在手里，瞄着岳父。岳父就知道改娃不会使枪。改娃端枪的样子反而使岳父觉得可爱，岳父不再问改娃为什么，他上前去一把抱住了改娃，他要背着改娃回乡公所去。改娃推开了岳父，她不再回乡公所去了。岳父问改娃要去哪搭？改娃说她要回老家两亭县。岳父说:“我送你回去。”改娃说，“你回去，我不要你送，你走你的路，你朝东走。”岳父忽然如梦初醒，改娃的那句话将他勾动了，他说:“你说啥？”改娃依然说:“我回两亭去，叫你朝东边走。”岳父说:“你再说一遍。” 改娃就说:“我叫你朝东边走。”改娃的话刚落，岳父手中的枪响了，改娃被打翻在地了。改娃至死也不知道岳父为啥要在这个时候朝她开一枪。岳父也不知道改娃究竟为啥要偷他的枪。改娃没有即刻死去。岳父一看他将改娃打翻在地，赶紧走过去抱住了改娃。改娃对岳父说她冷。岳父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改娃要岳父手中的枪。岳父将子弹推上膛，教改娃朝他打。改娃看了一眼枪，一只手和手中的枪同时撂在了土路上,改娃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是为了打他。”改娃就这么死了。岳父哭了。起风了，溶溶的月光被风吹得乱晃。岳父一生中唯一的一条人命债是欠改娃的。

岳父背着改娃向乡公所走去了。血水将岳父的衣服染成了赭红色。血腥之气由一条土路载向了乡公所。岳父将改娃放在了炕上，他举起枪，朝窗外打了一发子弹。岳父很拙劣地给改娃的死制造了一个玩枪走火的假象。

岳父回到了赵家堡，岳母第一次将一个冷冰冰的脊背给了他。岳母虽然无从知晓改娃的死因，岳父和改娃姘居数日之事岳母已经一清二楚了。岳母以一个漂亮女人之心去揣摸岳父:你为啥那样做？我的哪一点比不上一个婊子？在岳母所接受的教育中，即使岳父再娶一房两房她都会容忍的，岳母就是难以容忍岳父去嫖娼。可以说，岳母对岳父百依百顺，使尽了温柔和风情。这其中的细节我实在不好详尽描述，从岳母的一句话中，我就能略知一二。几十年后，岳母还曾经给人这样说过:“我把那个死鬼爱扎咧。”“爱扎”是我们西府人的一句土语，意思是说爱极致了，爱得要死要活。

从1947年的下半年到1950年的下半年，这三年间，岳母全力主持着赵家的家事。岳父是独子，岳父的父亲赵明卿在县城里有商号，长年不回赵家。赵家一百九十多亩田产就由岳母和管家朱仁堂经营。岳母由县城小商贾的千金变成赵家的“地主”，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出于无奈，因为岳父对家中田产似乎也漫不经心。年纪轻轻的岳母对收种碾打之事很快地熟悉了，对于土地翻犁得细不细，耕作是粗放还是细致都是瞒不过岳母的。岳母很会使唤朱仁堂和三个长工。朱仁堂心甘情愿地充当着一半儿是管家一半儿是长工的角色。地里薄收了，有些大户人家就薄待长工，岳母不那样做，她给长工们的工价照付。她有时候也跟着长工到地里去走走，总是吩咐长工要他多歇一会儿，慢慢地干。她越是这样说，长工们越是干得卖力。到了二月二、五月端五、中秋节、十月一，岳母总是要给长工们买些礼物，叫他们带回家去。如果谁不回去，就和她在一个灶上吃饭。到了农忙时节，需要雇短工，别人每天给三升麦的工价，她非要给三升半不可，她付的工价总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就因为多了这么一点点，短工就愿意给她干。

朱仁堂在赵家忠实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掌管着钱物的收支以及家事的安排，农忙时，他是一个能干而卖力的庄稼汉，扬场撒籽，犁耙碾耱，样样活儿他都很精通。冬日里，天短夜长，他就睡在牲口棚里喂牛喂马，叫三个长工睡长明觉。而只有朱仁堂才能在岳母的房间里随便出入，岳母从不避讳，夏日里，岳母穿着很单薄的绸衣缎衫和朱仁堂面对面地坐在房间里议论家事，两个人的淡然未免给长工们增添了一个话题。三个长工当着朱仁堂说笑时，朱仁堂忽然翻了脸，他喝斥三个长工，对主人在言语上要尊敬些，不然，他就不客气了。在朱仁堂眼里，岳母怎么漂亮与他无关，主人永远是主人，奴仆永远是奴仆。岳父有时候回来和岳母一睡就是半天，只有朱仁堂才可以轻轻地推开门进屋去，倒尿盆端茶水。即使朱仁堂撞见岳父和岳母亲热，他似乎也是无动于衷，照旧做一个奴仆应该做的事。

1948年暮春初夏，县长袁青汉从渭水市警备司令部要来了一个机枪排和五挺机枪，他组织警察局、自卫团、保警队和五个乡的乡丁对西部游出队进行第二次围剿。

我从凤山县现存的有关资料中看到，碾子沟战斗是在农历4月17日打响的。当时，游击队主力已经钻出了包围圈进了雍山，留下来了米德录中队和国民党武装力量进行周旋。按照游击队的部署，米德录中队的杨金贵分队从碾子沟翻过去突破岳父他们的防线和周城县的游击队会合。岳父接到县长袁青汉的命令领着他的几十个乡丁守在沟西边的雍山口，目的是防备游击队沿沟北上，钻进雍山。他们想在平原上吃掉米德录中队。杨金贵分队边走边打，一直没有摆脱掉在后面追赶的机枪排。当他们跑到了碾子沟边时发现沟西边并没有人拦截就开始翻沟。四十多个人，已有二十多个人上了沟，二十多个人正在半沟里向上爬，这时候，三挺机枪已在沟东边开了火。碾子沟不宽却很深，被堵在半沟里的二十多个人硬是上不去，对面的枪弹暴雨一般从上到下泼来;在敌人枪口下的二十多个人没有任何遮敝，只有挨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二十多个人活着上来了六个，杨金贵留下了一挺机枪掩护，他领着其他游击队员向周城县退去了。

守在雍山口的岳父站在高坡上冷静地看着碾子沟的激战。枪声告诉他，杨金贵肯定已吃了大亏。副乡长和一个乡队副撺掇岳父冲下去在沟西边收拾杨金贵。岳父说:“共产党惯用的是声东击西，说不定他们的总队人马趁咱们扑下去就从这儿进山，咱们的任务是守住沟口，沟口失守，没法向袁县长交待。”岳父他们离在沟西边阻击的杨金贵只有二里多路，如果他们扑下去，杨金贵的分队也可能会被覆没。可是岳父没有那样做。岳父算是暗暗地放了杨金贵他们一马。

这一次围剿，袁青汉只伤了4人，杨金贵分队死了13人伤了9人。围剿大捷，岳父自然也在褒奖之中，因为他是按照袁青汉的指示死死地守住雍山山口的。岳父放杨金贵他们一马的事只有岳父心里明白。我在前面说过，岳父并不是一个对时局很麻木的人，进入1948年以后，岳父愈来愈明确地感觉到他上错了船。1948年正月十三日夜晚，杨金贵派人到赵家堡找到了岳父劝他交出周原乡乡公所的枪支弹药。岳父说:“人各有志难以勉强;大路通天，各走一方;我吃的是政府的奉禄就应为政府尽力。”岳父说只要弟兄们不为难他，他绝不会为难弟兄们的。岳父的口气里有些江湖义气的味道，似乎把他排斥在时局之外了。其实，岳父那时候心里就开始徘徊:政府的腐败，百姓的怨恨以及各类矛盾的积蓄必定要导致这个政权垮台的。岳父已看清了，可他下不了决心。

夏收以后，岳父暗地里派人去找杨金贵，他打算回去一面当地主一面在赵家堡村的小学里教书，不再当乡长了。杨金贵派人传来话告诉岳父，他就这么走了游击队不答应，只有一条路，交出周原乡乡公所的所有武器。岳父以为杨金贵和他有前嫌，故意刁难他就去找米德录，米德录转告岳父:回家种地教书都不行，把头留在乡公所，至少留一条腿再回去。在夏收之后那段酷热难熬的日子里，岳父病了，他在赵家堡的老家整整躺了三个月，闭门不出。岳父从乡长的位置上走脱得力于他的一位老师。1948 年仲秋，袁青汉因围剿游击队有功调任渭水市警备司令部当司令，出任凤山县的县长是岳父在省城师范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岳父的老师上任一月多以后，岳父就当了凤山县华丰烟草公司的经理，负责生产“凤凰”和“甘棠"牌纸烟。岳父经营的华丰烟草公司是渭水市十一个县区唯一的烟草公司。岳父弃政从商，心理上卸去了许多负担，他一门心思搞经营，烟草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大了，1949年9月14日，凤山县解放时，岳父的名字从国民党政伪人员挪到了工商界人士之中。

据凤山县县志记载，凤山解放以后，华丰烟草公司交给了部队，公司随之迁往渭水市，公司改名为“五四”烟厂。岳父向军管人员移交了手续，回到了赵家堡。岳父搬把躺椅搁在院子正中，他半躺在躺椅上望着高天浮云，半天不说一句话。岳母坐在岳父身旁，默默地陪伴他。岳父突然坐直了，他问岳母:“你说，我是向东走呢？还是该向西走？”如此突兀的提问使岳母不解其意。岳母大概想到，岳父在掂念他的华丰烟草公司，目下的华丰烟草公司已迁渭水市，而渭水市就在凤山县的西边。岳母这么一想就说:“你应该向西走。”幸亏，岳母没有说叫岳父向东走的话。因为岳父想到的不是华丰烟草公司，在他命运的又一次转折中，他又想起了当年那个范小姐在省城西郊小树林里给他说的话。岳父听罢，长叹一声:“我已是无路可走了。”在那些日子里，岳母用好言语宽慰岳父，劝他出去给共产党作事。坦率地说，岳母不是因为热爱共产党而规劝岳父的，她担心岳父的突然撒手会招来麻烦。就在那年年底，岳父西去渭水市，到“五四"烟厂做事去了。

出乎岳父的意料，岳父一到烟厂，烟厂的军管人员就委以重任，叫他负责采购烟叶和纸烟的销售。共产党对他当伪乡长之事只字不提使岳父既恐惶又欣喜。几个月过后，他的工作受到了军管人员的夸奖，岳父心里踏实了些，于是，他就不遗余力地东奔西走，跑河南，去安徽，购买烟叶，岳父充当了烟厂生产管理人员中的一员。他很少担心，他的前面又将是条什么样的路子。

1951年年初的一天，岳父从许昌回来没有去渭水市直接回到了赵家堡。当天夜里，岳母房间里的煤油灯直亮到午夜子时。岳父已是半年多没有回家了，岳父和岳母免不了有许多话要说。岳父和岳母大约刚刚温存完毕，吹了灯，还没有入睡，三个蒙面人手持短枪，破门而入。岳父和岳母从被窝里被拉了出来。他们被推进了后庭，后庭里的柱子上绑着朱仁堂。三个蒙面人烧了半锅菜油，他们将扫帚把儿在滚烫的菜油里墩，威胁岳父，叫他交钱。岳父说他没有钱。他们就将岳母的短裤子一抹，用蘸了菜油的扫把在岳母细嫩的尻蛋子上轻轻地一挨，岳母的嘴被捂着，叫唤不出来，一双腿发冷似的抖动着。三个人又点了扫把，要去烧朱仁堂。岳父说道:“你们放开他们俩个，我交钱。”就这样，岳父将购买烟叶剩余的现金全部交给了三个蒙面人。那三个人走后，岳父仔细一想，其中那个一直没有开口的矮胖子似乎就是他踢倒在他家房檐台上的警备班长。但是岳父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不能只凭感觉就去告人。岳父十分痛心地回到了“五四”烟厂，他向军管人员汇报了军款被抢的经过。虽然钱款数字并不大，虽然朱仁堂出面作了证明，岳父觉得他再也不能在烟厂干下去了。于是，他就回到了赵家堡。

1952年夏末秋初，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在凤山县全面展开了。岳父作为隐藏着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他枪杀改娃的事再也隐瞒不住了。当年，他编造的改娃玩枪走火的谎言已被揭穿。揭穿谎言的就是那个警备班长。岳父背着改娃的尸首走进乡公所是被警备班长看见了的。岳父如实地交待了他枪杀改娃的经过，交待了他向杨金贵的表弟开了一枪，将他打成残废的事实。在罪证面前，岳父画了押。要命的是岳父承认了改娃偷枪不是为了换钱，而是为了交给游击队。

一个秋风卷地秋叶零落的日子，岳母只身来到凤山县城找米德录，那时候的米德录已是凤山县人民政府第一任的法院院长了。岳母在米德录所住的小院子里找到了米德录。米德录端来一盆洗脚水将双脚泡在水里，他看了一眼岳母，沉着脸问岳母是哪搭人叫什么？岳母说她在赵家堡叫王玉姣。米德录又问岳母:“你找谁？”岳母说:“我就找你，找你米德录。”米德录哈哈一笑:“王玉姣，你错了，我不是在你父亲的商号里换盐换布匹的米德录，我是凤山县人民法院的院长。”岳母叫了一声米院长，她已有些哽咽了。米德录说:“你现在才知道来求我米德录了？你不是跟赵保春享清福去了吗？今日个来县城，没有坐轿车？”岳母一听，拧身就要走。米德录喊了一声王玉姣!岳母站住了。米德录脚也没顾得擦就蹬上了鞋，他蹭在岳母跟前，手还没搭在岳母的肩头上，岳母又向前跨出了一步。岳母已走出了门，米德录从岳母的身后送来了一句话:“回去给赵保春准备棺材老衣吧。”

1952年农历11月18日，岳父做为凤山县被镇压的又一个反革命分子在县城北操场枪决了。岳母手托着四岁的妻哥行走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砭人肌骨的冷风将岳母和妻哥推来搡去。岳母的前边是朱仁堂赶着的一辆牛车,牛车上的棺材黯淡无光。

1953年2月26日，妻子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岳父已经过了百日。岳父是在36岁上结束生命的。

现在，又该说一说朱仁堂了，朱仁堂帮助岳母安葬了岳父以后，岳母拿出来自己私藏的一些金银首饰打点好打发朱仁堂离开赵家的家园。岳母含泪说道:“朱大哥，我们已经带累了你好多年，你的恩德我们永世不忘，你还是老早离开我们安家立业吧。”朱仁堂说:“我的家就在赵家，我就是死了，一把骨头也要埋进赵家的坟地。”岳母一听，叫了一声朱大哥，再也止不住放声而哭。进了赵家的家园从未放过悲声的朱仁堂也泪水洗面了。

1950年年底，就在岳父为华丰烟草公司奔走之时，一场土地改革在赵怀乡的赵家堡展开了。因为有赵明卿在前面顶着，那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就戴在了他的头上了。三个长工相继离去。在那个时候，岳母就劝朱仁堂离开赵家，朱仁堂就是不愿意离开。在确定朱仁堂的成份的时候土改工作组犯难了:一部分人说，朱仁堂是赵家的管家就应按地主对待;一部分人说，这样做不妥，朱仁堂没有剥削过人，他一年大部分时间在田地里，只能算作赵家的一个长工。事情闹到赵怀乡的土改工作组长米德录那里去了。米德录一口咬定:给朱仁堂定地主，戴上帽子，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朱仁堂一听找到赵怀乡乡政府，他一脚蹬开了米德录的门，指住米德录的鼻子问道:“是你说我是地主？”米德录说:“你就是地主。”朱仁堂说:“你说我是地主，那你就是土匪!我问你，你给穷人下过麦条子没有？”米德录无话可说了，在他占山为王的那几年，他给富人下过麦条子，也给穷人下过麦条子。一张麦条子向人家门缝里一塞，叫你啥时候准备几石麦，你就得准备好，不然就得吃皮肉之苦。说是借，其实是敲诈，是拷。这样的事瞒不了朱仁堂的。在强硬的朱仁堂面前，米德录的口气软下来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也没有给朱仁堂戴上。土改工作组经过讨论给朱仁堂定了一个没棱两可的中农成份。

岳母一看，朱仁堂是真心实意，不愿离开赵家，岳母就将朱仁堂作了赵家的一口人对待。赵明卿过世以后，岳母叫妻哥和妻子将朱仁堂认了爷爷辈。

几年以后，赵家的家园里已找不见昔日辉煌的蛛丝马迹了。楼房庭房被拆除之后残留的几堵青色的砖墙在怯懦地表示着这里曾经居住过大户人家。日子的艰难从合作化前就开始了。按照规定，地主是不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岳母就和朱仁堂作务着土改时留下的那几亩土地。没有牲口就不能按时犁地和播种。播种时，岳母和朱仁堂轮换着用人拉犁;犁生茬地时，一个人是拉不动一张犁的。岳母和朱仁堂就靠给有牲口的人换工来犁地。

对吃饭穿衣，岳母不再挑剔和选择，每日里自己进灶房，粗米淡饭她一手调作，方觉可口;一身鲜亮的绸缎换成了淡然的市布。尽管这样，岳母还是将自己收拾得干练动人，乌黑的头发绾在脑后，发髻上的那朵白花如活着那么鲜。岳母的凄艳就可以想像了。

1972年，我已和妻子订了婚,40多岁的岳母还惦着一把镰刀去坡地里割柴。岳母告诉我，在日子最困难的时候，她每天早晨爬上冰冷的雍山，太阳偏西之时她割八九十斤山柴背到附近的石灰窑上去卖。对于生活的艰辛岳母有她独到的体察。

岳父离开岳母那一年，岳母才24岁。在以后的岁月里岳母想到改嫁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漫漫的长夜里，岳母坐在一张古老而破败的木桌前，面对着一张蛋形的小镜子，在菜油灯柔弱的光色中，镜子中那双布着愁云的丹凤眼点漆一般发亮了:怎么办？你究竟该怎么办？脸庞上的悲伤埋藏不住天生的漂亮;年轻的活力、蓬勃的欲念在长夜中萌动。镜子上的尘土拂去了一层又一层，窗外的新叶枯了又荣了,荣了又枯，一盏油灯在岳母的叹息声中摇曳不定。岳母扭头一看，进来的是朱仁堂。朱仁堂还是毕恭毕敬的，他站在岳母身后说:“你还没有睡？"岳母说:“你也没有睡。”朱仁堂的话语直指岳母的心思，他说:“招赘个人进门吧。不为你自己，也该为孩子，这是命。”岳母沉默不语，她将那面小镜子挪了挪。朱仁堂用已显苍老的声调劝岳母或改嫁或招人进门。岳母说:“你大概忘记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话，你不要再说了。”朱仁堂走出了屋子。岳母伏在桌子上细声地哭了。

后来，岳母还是改嫁了。岳母是在什么情景下改嫁的，我在后面要详尽地叙述的，就在岳母改嫁没几年，朱仁堂就自杀了。朱仁堂自杀以后，岳母一下子老了许多。

1964年，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当时的赵怀公社全面展开了。赵家堡是试点中的重点大队。岳母家虽然是地主成份，却没有一个地主分子，赵明卿和岳父双双离世，地主分子的帽子算在空中搁置着。贫协小组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决定将地主分子的帽子按在岳母头上,这本来已是无法逆改的事情了。赵怀公社的书记，兼社教工作组的副组长是米德录。米德录到赵家堡来了，他召集贫协小组的成员开了一次会议以后，地主分子的帽子就从岳母头上挪到朱仁堂头上去了。米德录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米德录知道。

第一次斗争朱仁堂是在残秋的一个晌午，斗争会设在关帝庙里。朱仁堂和补定的其他七个地主富农被推在舞台上，在贫下中农愤怒的呼喊声中其他七个地主富农都认罪了，服罪了;唯独朱仁堂不，他强辩说他是劳动人民是公社社员，他说他吃的他用的全是他劳动得来的，他的名下没有一分土地一件农具一间房屋。朱仁堂不住口地喊冤枉。会场的气氛有些纷乱。晚上，将斗争会挪到了大队里的会议室。在拳脚相加中，朱仁堂认罪了;他服服贴贴地戴上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

在接下来的斗争会中将岳母牵连进去了。当有人质问朱仁堂为什么在解放以后还不离开赵家的时候，朱仁堂语塞了。他只是说他不想离开赵家。也许，他明白，他的回答不会使农民群众满意的。于是，有人就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开是为了和岳母睡觉。而且，有人出面证明曾经目睹过朱仁堂和岳母睡觉之事，其言语粗俗不堪。朱仁堂一听，矢口否认了，大声呼叫给他栽黑桩。年轻的贫协主席问朱仁堂:“你说你没有睡过王玉姣？”朱仁堂说:“没有，一回也没有。”“假如王玉姣承认了呢？"“我就碰死了。”岳母被叫来当面对质。岳母看看朱仁堂满头灰白的头发，愤怒和无望的眼神，闭口不言。面对顽固的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家属，革命的农民们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们拥上前来，用另外一种方式教育朱仁堂怎么样回答贫下中农的提问。在朱仁堂残酷而绝望的叫声中岳母招了，她承认她和朱仁堂睡过觉;她招供，朱仁堂所以没有走出赵家是她留下来的，留下来和她睡觉的。

在妻子的记忆里，那年的残秋阴冷而寒心。岳母招赘的新岳父被生产队派进雍山里做山吊庄，长年不得下山。朱仁堂每隔几天就要被叫去斗争一回，岳母强忍着泪水撑着这个家。已谙世事的妻哥和妻子将年少的哭声囹圄在破败的院落之内。

在一个秋风鸣咽的夜晚，岳母去敲朱仁堂厦房里的门。岳母几乎没有穿衣服，她只缠着一条被单，岳母可能是要用她自己的肉体去向朱仁堂做第一次的表白。岳母的举动里无不包含着一种无所畏惧的献身气概，既然到了这时候，岳母还顾及什么呢？岳母一推门，门没有上闩，岳母心头一紧，赶紧捏住了被单的一角。她扑到炕跟前呼唤:“秀秀你爷!”无人回答。岳母手臂颤抖着点着了灯。她身上的被单已完全滑脱在地了。岳母举灯一照，只见朱仁堂躺在了血泊中，他用剃头刀割开了脖颈上的血管。岳母显得异常平静，她说:“我已看出了你想走这一步，我没想到就在今晚上。”岳母几乎全裸着站在炕跟前，站了一瞬，她可能在心里说，你睁开眼，看我几眼，那怕看一眼也行。岳母给朱仁堂盖上了被子，走出了厦房。

自从岳母进赵家以后，朱仁堂是岳母亲手掩埋的第三具尸体。按照贫协小组的定性，朱仁堂是畏罪自杀。畏罪自杀的阶级敌人是不能进入公坟的。

岳母领着妻哥和妻子在自家的院子里开穴，她要将朱仁堂埋在赵家的院子当中。岳母出其不意的举动使赵家堡人十分惊诧，人们没想到，岳母还会有这一手。岳母这样做根本没有威胁谁的意思，她只是不愿意将朱仁堂掩埋在贫协小组所指定的老牛沟;来年一发大水，朱仁堂的尸首就会被泡在黄水之中，已经没有任何惧色的岳母还是为朱仁堂赢得了一块坟墓，他被安葬在远离公坟的雍山脚下的一片荒坡上了。朱仁堂虽离群索居了，但他毕竟是躺在一块高地上，在俯视着赵家堡。

我的第二个岳父失去了一只手，他有个绰号叫“一把手”。外号叫“一把手”的岳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被岳母招赘进门的。

三年困难说来就来了。人民公社里大食堂没吃几天就分开了。岳母一家人和所有的农民一样也是拿着双筷子一只碗走进大食堂的，家里仅有的一些家具似乎和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无缘了，连吃饭的铁锅和喂猪的铁盆也都投进炼铁炉里去了。食堂解散以后，岳母家里没有一点积攒的粮食，对于突如其来的饥荒岳母和许多农民一样毫无准备。后院里有两棵榆树。在阳光疲惫的三月里，岳母和朱仁堂将两棵榆树锯倒了。他们将榆树皮剥下来，在太阳地里晒干，用石碾子碾成粉末，然后和米糠醋糟和在一起烙成饼吃。两棵榆树的树皮怎能对付一天连着一天的饥饿？为了活着，岳母和朱仁堂使尽了所有的本事，天还没有亮透，他们就背上背篓去雍山里打酸枣，为了酸枣树上还没落的几棵酸枣岳母和朱仁堂常常要翻几架梁爬几道坡。在山里奔走一天，两个人疲惫不堪满手扎满了枣刺。岳母将打回来的酸枣碾成枣泥，烙成枣饼馍。连带着枣核的枣饼吃进胃里，胸腔里仿佛谁用手乱搅，最困难的是屙不下，拉屎时的作难比挨饿更难对付，憋胀而痛疼又无力挣脱。

岳母和她的儿女们对付到1961年年底时，生活的磨棍实在是推不动了。就在这时候，有人来劝岳母招赘个男人进门，养活这一家人。岳母不再像对待往日那些提说改嫁的媒人一样决然地摇头。岳母只是听来人说，来人告诉岳母，有一个绰号叫“一把手”的男人，四十七岁，终生未娶，无儿女。岳母一听，这人只有一只手，摇了摇头。来人就进言:他虽只有一只手，力气却大得惊人，一只手一天可以挖三亩玉米杆，一个人抡镢头可以供三辆大车拉土。岳母还是摇摇头。来人就摊牌了:“一把手”这些年一直在雍山里，他进门时可带二石玉米，一石荞麦，八斗谷子，还有三斗黄豆。岳母眼睛发亮了:粮食!粮食!只有粮食才可以使岳母动心。双手齐全，没有粮食,只等于给家里添了一张嘴。三十多岁的岳母心甘情愿和粮食结合，管他一把手还是三把手。有了粮食，儿女们才有了救。

在春日倦怠的晌午，岳母和朱仁堂坐在院子里计议她招赘男人上门的事。岳母看一眼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的五十多岁的朱仁堂，目光里的内容就复杂得多了，那种歉疚，那种欲罢不能，那种难以言说朱仁堂是读得出来的。还没等岳母开口，朱仁堂就说:"这事，前几年早该办了的。”岳母说:“别人不知道我，你都不知道吗？”朱仁堂说:“我是知道的。”有了朱仁堂这句话，岳母脸上活泛了些，她抬眼看了看瓦棱上的青草，给朱仁堂说:“听说‘一把手’就是当年的杨金贵？是不是？”朱仁堂说:“就是他。”岳母一怔，杨金贵和第一个岳父提着枪对着干的事岳母是略略知道的。朱仁堂说:“杨金贵这人心肠不瞎，我知道的，牌气直,是个好人。过去的事，由不得人。”岳母说:“叫杨金贵到赵家来，我觉得有点不合适。”朱仁堂说:“合适着哩。人生在世啥也不为，杨金贵提着头跟游击队干了一场，到头来连个婆娘也没弄到手。不顶啥，啥也不顶，还不是为了有一碗饭吃？"岳母听罢眼里喷出了泪花，她一声也没吭，默认了。

1962年年初，杨金贵进了赵家堡，成为岳母招赘的丈夫，自然也就是我的岳父了。

杨金贵的“一把手”挨了土匪一枪,失去了左手。

年轻时的杨金贵是雍山里的猎户。他的枪法很准，你要只野鸡的左腿，他的枪一扬，打下来的绝不会是右腿。那天傍晚，杨金贵去箭子沟找野鸡，他用一块石头将草丛里的野鸡吆起来，随着野鸡的飞起，杨金贵举起了猎枪,他一扣扳机，“叭叭”地响了两枪。杨金贵提着枪向落野鸡的草滩里走去了。这时候，一高一矮两个黑脸汉子从草丛里钻出来，说野鸡是他们打落的。杨金贵说，野鸡是他打的，矮个子一看杨金贵就说，你再说一声野鸡是你打的。杨金贵就气汹汹地说:“野鸡就是老子打的。”高个子趁杨金贵不防顾当胸给了一拳。杨金贵只是一趔趄，将枪放下了。他扑去和两个黑脸汉子较量。杨金贵几拳将高个子打翻在地，拎起矮个子，扔麦捆似的，将矮个子扔向了高个子。他拍了拍手，提起猎枪，去拾野鸡。杨金贵弯下腰去，左手刚刚将野鸡提起来，高个子的枪响了。杨金贵和土匪搏斗失去左手的说法由此而诞生了。

我很佩服一把手的岳父依然将枪杆子玩得滴溜溜的转，使唤起长枪短枪一如既往。他右手抓起长枪，失去左手的臂弯将枪身夹紧，子弹就随着右手而自如地按上了枪膛，右臂弯仿佛树桩似的支稳了枪，其动作之敏捷双手齐全的人也不及。1945 年冬天里的一天，几名国民党的伤兵冲击凤山县县政府的时候，他们只注意到岳父是一把手，而忽视了他是以一把手而存在着的杨金贵，伤兵们吃了大亏。

那天晌午，杨金贵到街市上去闲逛，那时的杨金贵已是县警察局警备中队的队副了。杨金贵走到一个卖豆花的小姑娘跟前，要了一碗豆花，豆花还没有喝毕,来了一个拄着拐杖的伤兵。伤兵个头很高，脸膛乌黑。他向小姑娘要了一碗豆花却不喝，伤兵叫小姑娘到他跟前去。小姑娘以为调料不合口味，就站起来走到伤兵跟前。原来，伤兵要小姑娘给他喂豆花。小姑娘把勺子里的豆花送到了伤兵嘴里，伤兵拿牙死咬住勺子不放，一张丑陋的脸向小姑娘跟前蹭。岳父杨金贵再也耐不住了，他放下自己的豆花碗，一步跨到伤兵跟前，说道:“叫我给他喂。”杨金贵从小姑娘手中夺过来豆花碗，还没容伤兵看清岳父是什么模样，岳父杨金贵将碗里的豆花向伤兵的脸面上一泼，伤兵一声痛叫，举起了拐杖。杨金贵拽住伤兵的拐杖一推一拉就将他打翻在地了。杨金贵喝问伤兵，还再胡闹不胡闹？伤兵跪在地上把岳父杨金贵直叫爷。杨金贵一把将伤兵提起来，他拎起拐杖向伤兵的臂下一塞，说道:“看你那熊样子，你爹你娘也是种地的。打了几天仗，就欺侮人？回去吧。”岳父杨金贵说罢扬长而去。

吃毕晌午饭，凤山县的伤兵们聚在一起在县政府门前来闹事。伤兵们高声叫骂，要县长交出杨金贵。县政府的大门紧关，伤兵们冲不进去就向县政府院内扔石头丢砖块。他们掏出来自己的那个东西朝着两扇门上尿。闹到傍晚也无人搭理，伤兵们就砸了县政府的牌子。

伤兵们连续闹了三天。风声已经传到了省政府。姓段的县长大概觉得，整日紧关县政府大门也不是办法。第三天晌午，段县长就出面来抚慰伤兵。他那冠冕堂皇的话语不时地被伤兵们的漫骂声所淹没。伤兵们呼喊着要段县长交出杨金贵。段县长用严惩杨金贵的话语来搪塞。伤兵们将段县长和他的卫兵们逼向墙角，段县长从大门前退到了院子当中，几个拿着卡宾枪的士兵无所适从，也跟着向后退。“砸碎杨金贵!”“捏死杨金贵!”的喊叫声一浪高过一浪。段县长被卫兵们团团围住了。这时候，杨金贵从警察局里走出来了。伤兵们一看是杨金贵就向他跟前扑。岳父杨金贵大喝一声：“谁敢上来，我就毙了他!”伤兵们被岳父杨金责一句话震住了。岳父杨金贵右手提着卡宾枪满脸杀气。大概伤兵们觉得杨金贵只不过是干咋唬而已，第二次扑向了杨金贵，一个伤兵掂起一块半截砖头向杨金贵砸去了。杨金贵一躲，砖头从额角擦了过去，一股血水顺着杨金贵的左眼角流下来了。杨金贵横眼一扫伤兵，向后退了两步，他将右手里的卡宾枪向左胳臂弯挟，眨眼功夫按上了子弹。伤兵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枪响了。伤兵们你拥我挤地向院门外逃去了。

霎时间，一件枪杀伤兵的新闻从大西北传到中央政府。岳父杨金贵是难以逃脱惩罚了。他一枪出去死了两个伤了四个。杨金贵由凤山县解往省政府受审。押解杨金贵的是县保安大队的队长米德录和他的五个弟兄，走到雍山脚下，米德录给岳父杨金贵打开了镣铐，七个人一同进了雍山，投奔了西部游击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红卫兵给岳父杨金贵整理的材料中说他是革命阵营中的投机钻营分子，背叛了共产党背叛了游击队。当时，杨金贵强辩，说他曾经脱离过游击队，并没有背叛。岳父杨金贵所说的“曾经”是指碾子沟那一仗之后，那时候，岳父确实离开了游击队，不过，时间很短暂，大约不到二十天。

游击队退到周城县以后，岳父杨金贵将枪一撂，抱头大哭。在牺牲的9个游击队员中，有5个是杨金贵的姨表兄弟和舅表弟。5个表兄表弟都是杨金贵拉扯到游击队之中来的，他们家中都有爹娘，都有妻子儿女，都有几亩薄地。五具尸体停放在院子当中，杨金贵看看死去的表兄又看看死去的表弟，泪水夺眶而出。他怎么向他的大姨二姑和三舅交代呢？

杨金贵的大姨二姑三舅和其他4个游击队员的父母亲十分大度地接受了儿子的死。9个人的尸体分别被运到他们的家里，安葬在各自的祖坟中。杨金贵提出要对死去的9个游击队员的家属进行安抚。中队长米德录也赞成这样做。米德录便派人向几个村的地主下了麦条子。地主们向游击队哭穷。米德录和杨金贵打算征集45石小麦，给每个死去的游击队家里5石麦子的安抚费。半个月过去了，只征集了20石小麦，还差25石。杨金贵将手中的枪向桌子上一撂，对米德录说，要用枪杆子教训地主们，不信他们就不肯出水。米德录不赞成去抢地主，他对杨金贵说，这事要向总部请示，不能胡来。杨金贵将桌子一拍，说道:“请示个球!总部又没有粮食,不向地主要，向谁要？”米德录说:“中心县委有话在先，不能乱杀人，不能乱分浮财。”米德录给岳父杨金贵说，咱们下麦条子的事按理也要请示总部的。杨金贵说米德录是大腿上扎刀子离心太远，说如果米德录的亲戚邻人死了几个，米德录肯定会去抢地主们的。米德录一听，杨金贵竟然是这样看待他就和杨金贵吵起来了。两个人互不相让，都给短枪里按上了子弹。米德录将短枪一扬说道:“杨金贵，游击队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不愿意干就走。”杨金贵说:“有你米德录这话就好。我杨金贵为共产党卖命几年，就为了听你这几句话？”他放下手中的枪，头也没回地走了。

岳父杨金贵只身回到了杨家庄，推开破败的院门，陌生而陈腐的气味扑面而来，墙跟下的蒿草有半人高。两间仅有的厦房如同淋了雨的灰色鸟儿，瓦楞上茂密的野草在西风中摇摆不定。杨金贵站在院子里两眼迷离。第二天晚上，他刚入睡，听见院门咯吱一声响，翻身爬起来钻出了窗子翻墙而走。他刚跑出村子，枪声和狗叫就响亮地从他的身后直扑过来了。

杨家庄呆不住。岳父杨金贵就钻进了雍山里他的老家。那时候哥嫂还在雍山里做庄稼。他们见杨金贵回来了就劝他留在山里安分守已地做个地道的庄稼人。杨金贵张眼一看哥哥布满皱纹的脸庞，嘿嘿地笑了笑，套上犁，到坡地里犁地去了。

后晌，雍山塞满了灰蒙蒙的雾气。三步之外，只能听见牛粗重的喘气和节奏分明的铃铛声。杨金贵的哥哥将一捆山柴从沟底里背上来一看，犁插在地里，两头牛摇头晃脑地摆动着脖颈里的铃铛，杨金贵不见了踪影。这时候，大雾已经扯走，山坡里山沟里山头上是一片清爽。哥哥有点蹊跷，就金贵金贵地呐喊。回音把金贵金贵送到哥哥的耳边。杨金贵的哥哥很纳闷，他给牛整理好套绳，一个来回还没犁过去，只见山梁上走下来两个人，问杨金贵的哥哥，看见一个高大身胚40多岁的中年人没有？杨金贵的哥哥摇了摇头。

岳父杨金贵又一次走投无路了。他回到了游击队，米德录很平淡地说:“我就料定你会回来的。”接下来，就是寺沟阻击战。那是一场很残酷的血战。西部游击队三个中队的五百多人在寺沟的沟口阻击国民党青年师西逃的残部。战斗从清晨打到了傍晚。在那次阻击战中，岳父杨金贵打得十分勇猛。他和他的小分队守在一个小山头上，身旁支两架轻机枪，这一挺机枪的枪筒子打红了，就打另一挺。当时的边区《战斗报》在头版报道了那次配合主力部队的阻击战，岳父和他的游击队受到了褒奖。

岳父杨金贵是在那次阻击战以后离开游击队的。

在那次阻击战中，游击队缴获了青年师的一辆军用卡车和吉普车。军有卡车里满满地装着枪支、药品和其它一些军用物资;吉普车中是已被击毙的敌师长的母亲和他的五姨太。年轻的五姨太是敌师长驻扎黄陵时娶的本地姑娘，她说什么也不愿回去。就在这个时候，岳父杨金贵对那个年轻的女人动了心。他没有也不会转弯抹角就直接给米德录说要叫五姨太给他当婆娘!米德录没有想到，杨金贵会动这个念头。米德录当即训斥岳父杨金贵，说他没有骨气哪里像个革命战士的样子？杨金贵说：“你有老婆，有娃娃，像个革命战士，我革命了这么几年，没婆娘，没娃娃。革命，革命，我杨金贵革命为了啥？”刚直的杨金贵说着说着竟然委屈地流泪了。米德录说：“不行，你咋说，这事也瞎球着哩，你死了这条心吧。”

在一个狂风肆虐漆黑如墨的夜晚，岳父杨金贵将看管五姨太的两名游击队员击昏在地，挟着五姨太远走高飞了。就在1949年春天里，凤山县临解放不久，岳父因为这个五姨太脱离了游击队脱离了革命。

岳父杨金贵和这个年轻的女人在雍山深处只生活了九个月零三天。那女人死于难产。关于那女人，岳父总共说过两次话，一次是在酒桌上，他喝得有点多了，我就套问他，他眯着眼，嘴角流着酒液说，我算是和她活了一场人。一次是在岳父临下世前，我再一次提起那个五姨太，岳父只是说，她是个好女人。岳父杨金贵落脚的那个地方叫阴司坡。阴司坡只住着岳父杨金贵和姓郑的一家人。那姓郑的是个矮个儿。山里的水将他从小养成了大脚巴骨，一双脚巴骨如个头不小的青茄子。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大幅度地摆动着手臂。姓郑的娶了一个甘肃客女人，女人还不到三十岁，十分富态，其动人之处全集中在肥腴的尻蛋子上和丰盈的奶头上。岳父没有牲口，他用右手抡着一把镢头在山坡上开生地,开了一片又一片。丰沃的土地里无论下什么种子都能打粮食的。开荒种地，岳父乐此不疲。他下地回来，作为邻居的甘肃客女人就给他端一碗黄芩茶喝。岳父刚放下茶碗，甘肃客女人就把调好的荞面搅团碗递在他的手里了。姓郑的矮人儿在坡地里连半个人也抵不住。岳父和甘肃客女人在田地里的互助合作完全是农活儿所迫，生活所迫。岳父和甘肃客女人合作得天衣无缝，地里的粮食也就不少打。山外面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岳父几乎无从知道，就在他和甘肃客女人搞互助的时候，山外面的农民已经投入到合作化中去了。

岳父杨金贵和甘肃客女人由农活上的合作拓展到自身的合作是极其自然的。在方圆十几里之内，只有阴司坡这一个半男人和一个女人，姓郑的矮人儿恐怕连半个人也顶不住的，男女之间的那种事平淡得如天上的浮云一般。每当岳父杨金贵和那个甘肃客女人在灰暗的窑洞里那个土炕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姓郑的矮人儿不是在坡地里吭哧吭哧地劳作就是在羊肠子似的山路上颠晃。他和甘肃客女人在一起最怕那女人提起矮人儿而那甘肃客女人偏要说那矮人儿。他和甘肃客女人事毕之后，他叫甘肃客女人回到她的窑里去睡。女人不去。女人说她要和杨金贵远走高飞。女人将矮人儿损得一塌糊涂。杨金贵问那女人:“咱两个走，老郑咋办呀!"女人从地上掂起一把利斧，给杨金贵，女人说:“有这个。”岳父杨金贵将斧子拿在手中一语不言。女人就说:“这雍山里有几个人？你做了他，没人知道的。”杨金贵将斧子一挥，说道:“你年纪轻轻的，心咋那么毒？既然是这样。我先做销了你。”女人一听，脸如纸白。岳父高喊一声:“滚!"从此以后，岳父就再也没有沾过女人。

“一把手"杨金贵作了我的岳父才使岳母一家人捱过了三年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为有岳父带来的粮食，在困难的日子里一家人过得还算滋润。妻说起岳父常常感叹假如不是我那个后爸，我恐怕早就叫狗吃了。妻说得很真诚，言语中渗透着对继父知恩报遇的感情。岳父对妻哥和妻的疼爱就不必多说了。可是，妻哥和岳父之间总是隔着一层什么。岳父踏进赵家院门半年多了，妻哥没有叫过岳父一声“爸”。他开口闭口将岳父称作他。对此，岳父倒不计较。也许，岳母觉得，妻哥毕竟15岁了，他的亲生父亲在他的心中烙印得很深，随着日子的推移，他就会从心理上接纳继父的。使岳母觉得伤心的是，妻哥和岳父在一起,连一声“他”也不喊了。称呼的障碍使妻哥和岳父之间省简了许多该说的话语。妻哥迫不得已时在岳父面前“嗨”一声和他搭话。这声“嗨”使岳母十分难受。岳母背过岳父将妻哥叫到她跟前去问他，为啥不将岳父叫爸。妻哥看一眼母亲疲惫不堪的双眼低头不语。岳母叫了一声妻哥的名字喝问道:“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妻哥叫了一声娘，眼睛扑闪一下，没有让蓄在眼眶里的眼泪掉下来。妻哥说:“娘，我爹是地主反革命，他是贫农。”岳母这才明白了妻哥为什么久久地不认这个后爸。妻哥的话没有错，自从岳父进了赵家以后，家园里就产生了“一国三制”的模式。岳母和妻哥以及妻子是地主成份；朱仁堂是中农成份;岳父杨金贵是贫农成份。

岳父从雍山里下来之后去赵怀公社报户口，公社文书是一个头发淡黄的年轻人，他将岳父的名字和岳母的名字写在一起。岳父一看,叫黄头发给他另立一个户。黄头发说，“你和王玉姣结婚了，户口就应该在一起。”岳父说:“我是贫农成份，王玉姣是地主成份。”黄头发笑了，他说:"你给王玉姣当了丈夫就是一个成份了。”岳父问黄头发:“这是谁规定的？”黄头发说:“当然不是我规定的。”岳父一听，骂道:“你放你娘的狗臭屁!”黄头发一看，这个一身粗布衣服的农民竟然敢出口骂他，于是，他就拍了一把桌子站起来了。黄头发就没有想到，他只拍了一把桌子试图吓唬，而岳父却连拍两把,“啪啪”两声，桌子上的墨水瓶被弹了起来，插在墨水瓶口的蘸笔射出去，墨水点儿溅在黄头发的上衣上。黄头发说:"你这个人，咋出口骂人？”岳父说:“骂你？就你这样子该打。”岳父用他的右手抓住了黄头发的领口，残了的左臂将黄头发向跟前一挟，他指住黄头发说:“你还嘴硬？老子提着头给共产党打江山时，你还在你老子的大腿跟上转筋哩!”岳父扭着黄头发去见公社的社长。

两个人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社长来了。社长就是米德录。米德录一看是岳父杨金贵，就将他的手从黄头发的衣领上摘下来了。米德录说:“金贵，啥事嘛给年轻人发脾气？”岳父说:“你叫这个龟孙子说是啥事。”米德录就问黄头发。黄头发将岳父要另立户要保持贫农成份的事说了一遍。米德录嘿嘿一笑，他说:“小事、小事。金贵，就给你另立个户。”

米德录将岳父送出了公社大门，他在岳父肩上拍了一把，哈哈一笑,说:“金贵，你看你，想日人家王玉姣，还不想背黑锅？我看，这个黑锅你迟早会背上的。”岳父说:“德录，你咋老想的是日人？”岳父以为米德录是和他开玩笑，不料，这句话被言中。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岳父就被揪出来了。岳父被揪出来以后，妻哥才接纳了他的继父，从行为上也从心理上。

朱仁堂在赵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岳父杨金贵可能是知道一些的。岳父被招赘上门的第一天晚上，不知道他从那里弄来了两瓶“西凤大曲”，请朱仁堂和他一起喝酒。朱仁堂万般推辞，推辞不掉。岳父左一声朱大哥右一声朱大哥地给朱仁堂敬酒，朱仁堂只是拿舌尖在洒杯中舔一舔，一口也不喝。岳母也劝朱仁堂少喝些，朱仁堂这才喝了两杯。岳父说:“朱大哥，你看你，我给你敬，你不喝，婆娘抬嘴皮子你就得喝，是猫儿尿你也得喝。岳父已经喝到一定的成数上，朱仁堂就劝他吃些酸菜。岳父说:“我不吃!不吃!”他嘿嘿一笑，“你以为我是醉了？朱大哥，我没醉。你!”岳父一指朱仁堂说:“你，你和她，”岳父又指岳母时，岳母刚刚有些舒展的脸上立时挂上了一层难堪。岳母以为岳父杨金贵要说出使她和朱仁堂无地自容的话了，就去夺岳父手中的酒杯。岳父呷一口酒，说:"我没醉，我清亮得很。我是说，你和她，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容易。”岳父抓住岳母的手，岳母的脸色又急剧地变了。岳父看住岳母说:“你能把儿女养大，多亏了朱大哥。来，我敬朱大哥一杯，看你喝不喝？”朱仁堂手颤着接过了酒杯。那天晚上，三个人都喝多了，都说了不少话。醉了的是朱仁堂，没醉的是岳父和岳母。岳母就说，时至今日，你在乎啥？岳父哈哈地笑了:“我不在乎。我跟共产党闹腾了那么些年，连个婆娘也没闹下。我有婆娘了，还在乎啥。”岳父越说不在乎，岳母越在乎，岳母在乎岳父的话。岳母说她头晕，她放下筷子倒头就睡了。岳母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岳父扯起鼾声，岳母还没人睡。岳母恍惚听见院子里有一种撕裂什么的响声，岳母坐起来细听，那响声比撕裂声生动得多。岳母就下了炕，走出了厦房。原来是朱仁堂坐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墩上哭泣。岳母一步一步地走近了朱仁堂。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站立在朱仁堂身后。清冷的下弦月在薄如蝉翼的浮云中飞奔,一股风出其不意地扑过来，岳母打了个寒额，她回头看时，岳父站立在厦房的门口,一动也不动。岳母对朱仁堂说:“回屋里睡觉去吧，天冷得很。”岳父没穿衣服，他大概刚醒了酒从被窝中爬出来的，他的肩上只披了一件褂子。

岳父一声朱大哥就将这个家庭里的伦理关系给叫乱了。在岳母的眼里，朱仁堂的角色是妻哥和妻子的爷爷。我的第一个岳父被镇压以后，妻哥和妻子是认了这个爷爷的，而且一直爷爷、爷爷地叫朱仁堂。既然朱仁堂是爷爷辈，岳父为啥要将朱仁堂叫朱大哥。岳母说:“你为啥要把他叫大哥？”岳父一时无话了。岳母就问岳父是不是故意这样叫的。岳父说:“我一个大老租，还故意啥？”岳母冷漠地一笑。岳父就说:“我啥也不在乎，就是你过去和朱仁堂睡过觉，我也不在乎。”岳母一听，哇地放声哭了。岳母双手推着岳父的腰背，叫岳父走，走出赵家的院门。只有在女人面前岳父才如绵羊一般，他大概觉得，他的话刺痛了岳母就连声给她赔不是。岳母只是哭，由缀泣变成了嚎啕。

经过岳母的纠正以后，岳父不再将朱仁堂叫朱大哥了。一夜之间，朱仁堂成为岳父的朱大叔了。1964 年，朱仁堂自杀身亡以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岳父借钱给朱仁堂买了一副木色较好的棺材，缝了一身比较体面的衣服。他以晚辈的身份在棺材上摔了纸盆。

文化大革命来了。西部游击队被打成了土匪队伍非法组织，岳父就变成土匪了。红卫兵给岳父带上了白袖章,脖颈上挂着木轱辘大车上的挡板，挡板上用毛笔字写着:反革命土匪杨金贵。红卫兵叫岳父交待罪行，岳父就问红卫兵:“咋说呀？”红卫兵说:“交待你咋样当土匪的？”岳父说:“我不是土匪，我参加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红卫兵问岳父他们的头目是谁。岳父说是毛主席。红卫岳就用拳头在岳父的身上捶，高喊着口号:“不许土匪杨金贵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口号声一喊毕，岳父就在喉咙眼里咕咙:“我说的是实话，我们的游击队在边区受过训，政委给我们说，我们都归毛主席领导。我是土匪，毛主席就是土匪头头。”岳父还没咕咙完，拳脚雨点般地来了。

岳父回到家，岳母对岳父说:“人家叫你咋说，你就咋说;你说了，就少挨些打。”岳父说:“我没拷过人，叫我咋说哩？"岳母说:“他们说你拷人来，你就说你拷人来，看他们把你能吃了？”岳父一听，就发脾气，他指住岳母说:“你是一满胡说哩!”岳母指责岳父是死脑筋。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妻哥将岳父拉到一边,极其动情地叫着爸。妻哥自从岳父被揪出来以后，开始叫他爸了，似乎他的继父本就该是这个戴着白袖章的爸，而不是地主家里那个有贫农身份的杨金贵。岳父在这个家里找到了诉说的对象，岳父给妻哥说，他是怎么当上游击队员的，游击队是怎么样活动的;岳父把裤子抹上去叫妻哥看他腿上的伤。岳父给妻哥说，那时候，一斗麦才换三颗步枪子弹，他们打仗用的子弹有一半儿是用麦换的。妻哥就问岳父，你们在哪搭弄那么多麦子？岳父说，给财东家下麦条子。妻哥还不明白下麦条子是怎么回事。岳父就将下麦条子的过程说了一遍，妻哥一听就说:“爸，我看，你们给人家下麦条子就等于拷人家。”岳父说:“哪叫拷人？”妻哥说:“就叫拷人。”岳父看看和他刚刚亲热起来的妻哥脸的正经就很委屈地说:“我们除过下麦条子外，还有其它来路。”妻哥问岳父还有啥来路。岳父说，游击队中有好几个头儿都是财东家娃娃，他们把自已家里的牲口和地卖了给游击队买枪买子弹。岳父说，他们的政委就把家中分到自已名下的二十亩好地卖了，得来的银元给游击队用了。岳父还要说，妻哥不再叫他说。岳父要在他的养子面前证明，他不是土匪，似乎妻哥说他不是，他就不是土匪。岳父傻乎乎地给妻哥说，我不是土匪吧。妻哥说，你不是土匪。你算是个“屁红子”。那时候，老百姓把游击队叫做“屁红子”。从字面上看，是没有红透的意思。

第二天，开批斗会的时候岳父就给红卫岳交待了他给人家下麦条子的事。那天，被批斗的还有从公社里揪出来的米德录。米德录先是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的，后来又给增添了土匪反革命的罪行。

岳父毕竟是个只识了几个字的农民，他从批斗会上回来饭照常吃，觉照常睡。岳母就不同了，岳母整日唉声叹气的，她给妻子说:“你看娘的命苦不苦？第一个男人跟着国民党干没落下好下场，第二个男人跟着共产党干了没几天下场也不好。”妻子只能陪着岳母流泪，她还没到用话语来安慰母亲的年龄。赵家堡和妻哥年龄一般大的年轻人都娶了媳妇，妻哥还是光棍一条，岳母越急越没办法，她对妻哥媳妇的标准降得很低:只要是个女人，年龄大小无所谓，长相丑俊无所谓，只要不呆不傻不疯就行了。岳母求这个求那个，还是给妻哥求不下一个媳妇。在青黄不接的四月里，有个人从雍山里给妻哥带下来一个年过三十的甘肃客女人，女人是厚嘴唇，眯缝眼，鼻子有点大，人倒是够成数。妻哥一见那女人就皱眉头。岳母给妻哥说:“我能给你拉扯一个媳妇进来就算尽到责任了，你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就是她。”二十四岁的妻哥到房间里去哭。甘肃客女人没有户口，岳母找了几次生产队长，生产队长都说不行不行。有天晚上，岳母从生产队长家里回来了，她一进屋就说，生产队长答应给妻哥的媳妇报户口分粮食，岳母说着就潸然泪下了。一家人还以为岳母高兴得流泪了。

第二天晌午，岳母没有下地去，她说她头痛，给生产队长请了假的。恰巧，生产队长也没下地。公社里来人检查生产，满世界找生产队长也没有找见。岳父和妻哥他们下地回来时，岳母躺在炕上悄悄地抹眼泪。岳母是为妻哥的媳妇付出了代价的，可是，妻哥的媳妇只呆了十多天就走了。那年月，岳母一家吃不上生产队里的返销粮，到了三四月间日子就很难过了。自从来了甘肃客女人之后，全家人都得挨饿了，每顿做的饭，有一半叫那个女人吃了。妻哥终于忍不住就骂了甘肃客女人几句，那女人趁黑夜间逃跑了，临走时，掂走了岳父仅有的半斗小麦。在那十多天里，妻哥连那女人的边儿也没沾，不是妻哥嫌她丑陋不愿意沾她，而是岳母不叫妻哥沾。岳母还想堂堂正正地给妻哥和甘肃客女人举行一个结婚礼仪，她大约还能记得几十年前她在赵家宅院里完婚的排场。岳母的想法落空了。

到了那年秋季，妻子也无书可读了。学校里搞推荐，妻子是黑五类，没有被推荐的份儿想读书也读不成了。就在冬天里一个奇寒无比的日子我和妻子结婚了，妻子那年还不满19岁。我的妻子是用妹妹换来的，妹妹给妻哥作媳妇，我才有了我的妻子。

岳父的白袖章迟迟没有被摘下来是因为米德录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将岳父牵连到一桩血案中去了。那是桩已被定案的杀人案。

1950年，高粱红透秋风渐紧的时候，从雍山口下来了一个身着短褂、背着褡裢的商人模样的中年人，中年人探头探脑走上了一条从墙壁似的高粱地里伸出来的乡村土路，空荡荡的一条土路绳索似的牵着商人;将他拉向了不可捉摸的高粱地。高粱地里发出的响声色彩纷呈，商人由紧走变成了小跑，他在惊恐不安中被高粱地里窜出来的一个大汉一棍子击到在地。高粱地里留下了一具尸体和一条空褡裢。褡裢中的银元不翼而飞。剪径者是西部游击队的一个姓李的分队长，他在渭水市受训后受不了约束，加之，没有钱买烟泡儿抽就提着枪去等路。在第二年的镇反运动中，分队长已被镇压。临死时，他留下了一个口实，说那次高粱地里的杀戳总共有两个人。这第二个人是谁，他死活不开口，一个悬念将许多人牵连了进去，首当其冲的是分队长的把兄弟米德录，多次提问审查，米德录将自己洗得一干二净。“一打三反”快收尾的时候，一些当年知底的人又提起了高粱地里的血案。米德录一份长达八千多字的证明材料就将岳父推向了审判台。

岳父给岳母叙说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岳母说她要去找米德录。其时，米德录已被发落到马家山水库在工地上当保管员去了。岳母感叹道:“米德录，米德录，你真是叫人看不透，你的心是黑的是红的。”岳母的话中有话。1961 年，在岳母最困难的时候，米德录偷偷地找过岳母几回，这事连朱仁堂也不知道。米德录见到岳母以后，岳母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来找我干啥呀？"米德录说:“来看看你。”岳母的冷漠反而使米德录欲罢不能。第三次，米德录见到岳母以后，从怀里掏出来五十块钱放在炕边，说道:“给孩子们买些粮食吃。”米德录一看岳母有些惊愕，转身就要向星外走。当岳母打点行李准备去马家山水库工地澄清史实的时候，从水库工地传来了一个消息：米德录在工地上的库房里上吊自杀了。

高粱地里的杀人之事最终没有压在岳父身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岳父杨金贵是在一个太阳暖融融的日子。岳父独坐在赵家门前那块陈年已久的豆色石头上，他敞着怀，眯起眼在褂子上捉虱子。太阳光抹在岳父干瘦的胸脯上，褐色的前胸如树皮一般粗糙。岳父的眼神里再也没有兴趣盛下什么了，他专注于手下的虱子。他的耳朵也有些背了，我连喊了两声，他才抬起头发稀疏的头颅，他的左右眼角各有两粒顽固的眼屎，岳父朝我笨拙地点点头,“噢噢”两声。

1980年，西部游击队平反了。平反大会是在凤山县政协礼堂召开的。开会那天，岳父还在雍山里做山吊庄。我是作为凤山县广播站的记者去参加平反会的。六十多个尚还活着的老游击队员聚在一起。他们多年不见，一见面就叙旧。当县委王书记宣布给他们平反以后，老人们离开了座位，齐刷刷地跪在领袖像跟前叩头。接下来，会场里就纷乱不堪，老人们相互抱头大哭;有几位老人将桌子上的玻璃茶杯在地板上摔得粉碎。凤山县的领导们见此情景不住地摇头叹息，他们唯恐老人们过分伤感和兴奋造成意外，分头去奉劝老人们。有几个老人在呼喊着“一把手”，他们在追问领导“一把手”怎么没有来？我作为岳父的女婿赶忙给他们解释。如果岳父在场，他将会怎么样呢？

岳父从雍山里回来了。岳母把岳父平反的事告诉给他，并且拿出来平反证书叫岳父看。岳父将平反证书颠倒着拿在手里，叫岳母给他念一遍上面的内容，岳母给他念了一遍。他问岳母:“那是真的？”岳母说:“你不信？你不信，明日个拿到县城叫县委书记给你念去。”岳母告诉岳父，政府每个月还发给岳父36元津贴。岳父半晌没说话，他忽然问岳母:“你说共产党好不好？”岳母说:“好。”岳父说:“你说好在哪里？”岳母说:“好就是好。”岳父说:“我说你不知道。共产党好就好在，说叫人变就变了。”

岳父叫岳母把他的平反证书贴在领袖像下边。晚上临睡时，岳父要叫岳母给他将平反证书上的内容念一遍。岳母就给岳父念一遍，念过几遍以后，岳父就将那内容念背下来了。临睡前，他自个儿又给岳母背一遍，再问岳母对不对。岳母说对，他才钻进被窝里去睡。

西北风将萧杀的初冬送进赵家堡的一天晚上，岳父突然失去了记忆，他反过来倒过去地背诵着平反证书的第一句话:“杨金贵同志杨金贵同志”。岳母问他咋啦？他说他记不起来后面的话了。岳母就又教了他一遍。岳父照着岳母的话念了一遍之后将平反证书从墙上取下来，看着那张纸嘿嘿笑。岳母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儿说:“你笑，你笑，看把你笑死了。”岳父还在笑，他将脸埋在平反证书上笑;简直不是在笑，而是在喘气。岳母一边做活儿一边问岳父：“你咋不笑了？你笑，看你能把今晚上笑出去，把太阳笑出来不？”岳父不笑了。过了一刻，岳母回过头去看，岳父的头还埋在平反证书上。岳母一推，岳父倒在了炕上。他死了。

——原载1996年5期《山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