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2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剧烈的时期，广告发展受政治经济格局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消长波动，兼具传统延续与局部创新。
 
一、三国时期：战乱下的广告蛰伏与局部存续
 
汉末三国，长期战乱导致北方经济凋敝，商业活动受限，广告发展陷入低谷。但局部区域如曹魏治下的洛阳、邺城，孙吴的建业（今南京），因政权着力恢复生产，仍存基础商业广告。此时广告以传统形式为主：
 
口头叫卖与实物展示：小商贩沿市吆喝，通过陈列商品（如粮食、布帛）吸引顾客，见于《三国志》中“市中贩鬻之声相闻”的记载。
店铺标识萌芽：少数固定商铺开始悬挂幌子、招牌，如酒肆以“酒旗”为标志，药材铺以草药模型示意，形成早期视觉识别符号。
铭文广告雏形：部分手工业产品（如铜镜、铁器）刻有产地、匠人姓名（如“某某作镜”），兼具品牌与质量宣传功能，如徐州出土的三国铜镜铭文。
 
二、两晋：短暂统一与分裂下的广告分化
 
1. 西晋（266—316年）：短暂统一推动北方商业复苏，洛阳、长安等都市商业广告略有发展。官方设“市令”管理市场，商铺需按品类集中经营，促进招牌、幌子的规范化。此时出现以歌谣、谚语传播的口头广告，如民间传唱“洛阳纸贵”，间接为书籍交易造势。
2. 东晋（317—420年）：衣冠南渡后，江南经济开发加速，建康（今南京）、京口（今镇江）等城市商业繁荣。广告形式因南方水乡特色有所演变：
 船运商队以特定旗号或鼓声作为识别信号，在运河沿岸招揽货物运输；
 南方茶叶、丝绸等特产通过“行商”流动叫卖，结合方言吆喝形成地域特色广告。
 
三、南北朝：南北异势下的广告消长与创新
 
1. 北方：从动荡到恢复的曲折发展
十六国时期，战乱导致北方商业崩溃，广告活动近乎停滞。北魏统一后（439年），孝文帝改革推动汉化与经济复苏，洛阳重建为国际都市，《洛阳伽蓝记》记载城内“市廛列隧，商贾云集”，店铺悬挂图文招牌（如绸缎铺以织锦图案为幌），且出现“行”（商业行会）统一标识，强化行业辨识度。此外，佛教盛行推动宗教广告发展，寺庙通过壁画、传单（手写经文片段）宣传教义，间接带动周边香烛、法器商贩的营销。
2. 南方：商业繁荣推动广告多元化
南朝宋、齐、梁、陈时期，江南城市商业规模超越北方，广告形式更趋丰富：
 文字广告扩展：商品包装开始出现简要说明，如漆器上标注“某某造，宜子孙”；文人参与商业宣传，如梁代沈约为商家撰写促销文告。
节庆营销萌芽：端午、中秋等节日期间，商贩以应季商品（如粽子、月饼）搭配场景化展示，形成早期节日促销模式。
 区域品牌意识：蜀锦、吴瓷等特产通过商帮流通，产地名称（如“蜀郡锦”）成为早期地域品牌标识，见于《宋书·食货志》。
 
四、消长核心动因：社会动荡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此时期广告发展的“消”与“长”，本质由政治稳定度与经济格局决定：北方因战乱频繁，广告长期处于低迷，仅在北魏后期短暂恢复；南方因相对安定及经济重心南移，广告在东晋南朝逐步突破传统模式，向多元化、标识化演进。尽管整体发展受限于自然经济主导与分裂格局，但广告形式的局部创新（如品牌铭文、宗教宣传）为隋唐商业广告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