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继明撰写的长篇小说《敦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书分享会近日在北京举行。
参会专家一致认为，《敦煌》是一部极具历史深度与文学价值的长篇佳作，在敦煌的文学性书写中是标杆性作品。小说以历史和现实两个时空，以四条线索交融互动，笔力强健，气象恢弘，有独特的审美风格和深邃的思考力，并带给读者关于敦煌、关于历史、关于文明、关于人的种种思考，是近年来关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
《敦煌》是历史小说，也是当代小说
敦煌，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它既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也逐渐演变成民族的文化图腾。尽管上个世纪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伤心史，但后来，经过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代敦煌人的努力，中国的敦煌学也渐渐开始振兴起来。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献被发掘，敦煌更是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尤其是普通人的关注。关于敦煌的书、文创以及敦煌文旅，无不体现大家对敦煌的向往，体现了敦煌强大的感召力，越来越多的人渴求建立与敦煌的精神连接。
此时，著名作家陈继明推出长篇小说《敦煌》，恰逢其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邱华栋首先肯定《敦煌》是一部书写敦煌的标杆性作品，完成度极高，艺术水准可圈可点，是他心目中的杰作。他以自己十六次去敦煌，也曾书写敦煌的内行人眼光，肯定《敦煌》的历史感和现实性。他表示，该书最打动他的地方，是把唐代生活写成当代生活，贯通古今。因此，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当代小说。在邱华栋看来，《敦煌》故事好看，人物鲜活。它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叙述语调，把握了丰富复杂的叙述节奏，细节丰沛，靠非凡读想象力把读者带回距离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空间里。
刘大先则从文本细读出发，阐释了小说中四条线索和两个时空，以及日记、考古文献、佛经等多文体的运用。尤其是当代线索的出现，让小说具有了“元小说”的色彩，也凸显了民族融合之后，当代人文化寻根之切之难。他认为，《敦煌》准确捕捉了敦煌这个地方的包容性、求同存异性，因而写出了古今无不同、人情不相远;人我无不同、皆有悲欣感。由此，会让人体会敦煌的保存和文明的延续中蕴含的历史真相。
中华多民族的交融与盛唐气象
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要道，一直是中华各民族往来交流的重地。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汇，无数的人在这里生活，不同民族在这里不断地迁徙、求生、争斗、融合。在三位嘉宾看来，这就是敦煌的魅力所在——它既是天选之地，也是人的创造。
刘大先指出，小说中宫廷画师三次进入敦煌的过程，其背后隐藏的线索即中原文化或唐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的交流史，也即一部东西文化交流史。小说写出了中原文化与伊斯兰教、祆教、佛教的融合;也写出了普通人与帝王之间的连接。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预聘副教授、研究员丛治辰以书中人物的一句对话“既然刀子已经放下，就拿好锄头吧”，指出以吐谷浑为代表的游牧国家，在迁徙和求生中的变化。兵败之后，他们在汉人村庄实施可怕的活国计划，然而，很快就陷入了尴尬之地——吐谷浑新任君王开始对大唐称臣，同时，吐谷浑头领还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汉族女人。历史就这样上演了事与愿违的悲喜剧，不同民族也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交融共生混血。正如书中所说，民族的发展也如忒修斯之船，经历过修补重建，此船早已非彼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正是民族融合的真相，也是文明发展的真相。这是敦煌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也是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
邱华栋也指出，《敦煌》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具有大气象、大格局的优秀作品，就是因为作家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文明思考，它让我们思考，何为真正的敦煌?何为真正的文明延续?何为中华民族?
由此，现场嘉宾进一步探讨，小说中，来自中原的宫廷画师祁希想要在开窟造像的过程中捕捉和实现的“大唐气象”到底是什么?书中写到的，敦煌的“绿洲性格”到底是什么?
刘大先认为，所谓“大唐气象”即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影响力，外在表现就是万国来朝，内在表现就是强大的感召力。历史上的大唐，强大而自信，它允许各种各样的文化存在，在纷争中让不同民族美美与共。这样的文化自信是大唐给我们的启示。而“绿洲性格”则除了书中描述的之外，他将其概括为一种求生意志、一种不断开拓的精神。尽管在求生意志内部会包含暴力、血腥的因素，有本能的野蛮进取的一面，但同时，这未尝不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一种追求自我实现、追求超越性的精神的体现，因为这种力量才使得我们的文明不断延续下去。《敦煌》是一部有信仰的书，它信仰文化自信，信仰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民族的求生能力。
丛治辰则以明代胡应麟谈初唐、盛唐、晚唐诗的气象举例，讲述唐代这个王朝在中国人精神人格中的作用。其中初唐、盛唐，那种体现在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上的、上天入地、跨越时光的想象力，恰恰是一种融汇各民族文化才能生长出的瑰丽的想象力，这就是大唐气象。而《敦煌》写出了这种气象，同时也给敦煌找到了一个存在的魂魄。
责任编辑付如初说：曾经，苏东坡被贬杭州，上奏章要求治理西湖的时候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而她认为，从《敦煌》中可以看出，中国之有敦煌，如人之有心魄。而这种心魄，正是一种自由、盛大、蓬勃、健旺的生命力;是天地含情、万物慈悲;是五行有序、四时流转;是人神对视、物我同春;是创造和局限的互动，是变与永恒的辩证。因此，敦煌既是时间的产物，也是时间的见证。甚至，它都象征了时间本身。陈继明的小说写出了其中种种层次和韵味，让人品咂不尽、解读不尽。
怎样书写敦煌?
敦煌题材的图书非常之多，类型丰富，知识的、研究的、非虚构的……那么，作为小说家，该如何书写敦煌呢?
在活动现场，陈继明分享了他创作《敦煌》的起因、创作原则和理念。早在七年前，他的长篇小说《七步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他就在责编付如初的建议下，开始考虑书写敦煌。其间，他不断思考、搜集大量史料，也挖掘自己创作经历中可用的素材，之后用一年写作，一年修改。他表示，初稿完成后，责编给他提出一千多处修改意见，之后两个人不断打磨，终于在一种“如梦如幻”的状态中完成了这部长篇作品。他觉得，关于敦煌，最难处理的就是虚与实的关系，实体和象征的关系。而其中关于吐谷浑的故事，至少三十年前他就打算写了，所以，在他这个西北人心里，写敦煌几乎早有预兆，也早有准备。
开始创作之前，他就定下两个“不写”。第一，不直接写藏经洞的故事，因为这类故事被写得太多，难以出彩。第二，不能把敦煌当作图腾来写。他想写一个新的敦煌，而不是一个已经成型的、被大家视为图腾的、不容想象只能叩拜的敦煌。他想站在敦煌对面打量她，然后起一个自己的空中楼阁，看看敦煌的形成过程，莫高窟的形成过程，看看大漠风沙里曾经活过的人和动物，看看如今的人血液里流淌着哪个民族的血，性格里含着哪个民族的性格。
同时，他也很明确，自己想要写什么。他定下了两点“要写”。第一，要写人。他认为，过去写敦煌的小说，对人的关注犹嫌不够。在敦煌面前，人不能渺小，而是更伟岸，敦煌是人的世界，没有人就没有敦煌，所以，他要在这部小说里恢复“人”的重要性。“我觉得是人照亮了敦煌，而不是相反。如果没有一个人来敦煌，它就是死的。”而且，在敦煌，在西部，人们说起人和神的关系时，会有很多不同于中原和沿海地区的观念。比如，他们会说，一个人即便把人的路走断了，神的路还在。比如小说中的令狐昌，把人的路走断了，但他还有一条神的路，于是他选择开窟。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被大家所谴责和不耻，就会说这个人断了回家的路。比如，他们即使一个人喝酒，也会摆三个酒杯，其中一杯敬看不见的神。所以，他在《敦煌》中，要认真地把人和神作为一种互文关系来看待。第二，要好好写一写动物。在他笔下，马、骆驼等动物都不被看作人的工具，而是自己就成为小说的角色，和人平起平坐。所以，读者会在小说中会看到，鸣沙山的正面是千佛洞，而反面是一窝狼，狼窝旁边又是羊冢。强和弱、善和恶、生和死、神和魔，在敦煌就是这么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责任编辑付如初介绍，最初这部小说的名字想要叫“敦煌颜色”，后来几经商量，确定为《敦煌》。陈继明说，不怕和井上靖做对比。敦煌也不该只有一个样子。
尽管不了解这个过程，但丛治辰敏感到了《敦煌》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色彩。起初，画师祁希从大唐长安来到敦煌，认为敦煌的画过于俗艳，缺乏文人气。因为那时候，长安绘画主要用墨色，不大用颜色。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大漠生活，了解了更多人与事之后，当他再度站在敦煌石窟面前，他突然醒悟了。小说中关于色彩的论述非常精彩，比如色是现实，彩是虚构;色是实物，彩是灵魂等等。
而小说对祁希艺术观念变化的书写，恰恰也是这部小说的写作艺术，即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小说将极具知识分子风格的叙述和北方荒漠绿洲对照下的现实完美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审美体验和审美风格。因此，这是一部适合所有去过敦煌和没有去过敦煌的、想要继续做梦和没有做梦想要体验梦境的人阅读的书。在这部小说中，你能打破关于敦煌的刻板印象，看到形形色色的交融和生龙活虎的互动，并由此产生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感触，刻画出自己的敦煌。敦煌是一个空间交融之地，也是一个历史累积之地，更是想象飞升之地和心神安顿之地。人人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敦煌》理应走进更多人心里。
《敦煌》的启示
最后，刘大先还谈到了《敦煌》一书带给他的两个重要启示。
第一，我们该如何认识历史?《敦煌》给出的答案是：古今无不同。古代生活与现代生活，看上去似乎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更多体现在器物层面以及制度层面，而在文化层面、心理层面则似乎并未发生变化。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的延续性?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发生过文明断裂的连续体，就体现在文化上，这个文脉还在，这个血脉就还在。
第二，我们该如何思考自我，认识自己?《敦煌》给出的答案是：你我无不同，人我无不同。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每个人都是尘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类的存在，作为人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