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顾：

1、苏轼为什么会身陷“乌台诗案”？

2、乌台诗案纪实之二：苏轼下狱后的惶恐 

3、乌台诗案纪实之三：苏轼被控犯了什么罪？

乌台诗案发生后，朝中一些正直的臣僚开始展开对苏轼的营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称“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 ，其实并不准确。当时出言救援苏轼的臣僚并不少。宰相吴充是其中的一位。

一日神宗召对，吴充问皇帝：“魏武帝何如人？”

神宗说：“何足道！”

吴充说：“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神宗惊道：“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尔，行将放出也。”

王安石之弟、直舍人院王安礼亦乘机向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

神宗说：“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又告诫王安礼：“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

王安礼上殿前，在殿庐碰见御史中丞李定，便问他：“轼安否？”

李定说：“轼与金陵丞相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

但王安礼还是在神宗面前替苏轼说情。

据传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也给神宗写信：“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变法派中坚章惇亦劝神宗宽容苏轼：“（苏）轼十九（岁）擢进士第，二十三（岁）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待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连深宫中的曹太皇太后也被惊动。一日，曹太后见神宗面有忧色，便问他：“官家何事数日不怿？” 

神宗说：“更张数事未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

曹太后说：“得非轼、辙乎？”

神宗惊诧说：“娘娘何以闻之？”

曹太后说：“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将留以遗后人。’二文士盖轼、辙也。”

说到这里，曹太后又泣问：“二人安在？”

神宗说：“轼方系狱。”

其时，曹太后年迈患病，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但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

与苏家过从甚密的老臣张方平、范镇对苏轼的入狱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当然“皆上书救之”。张方平的奏疏写得很深刻，申明了一项来自历史与传统的言论保护原则：

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今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测。惟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虽重加谴谪，敢不甘心！ 

张方平年岁已高，赋闲于应天府南京，便委托应天府递送奏疏，但“府官不敢受”，又叫儿子张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但张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 ，因而这份奏疏未送达神宗手里。其后苏轼出狱，见到张方平奏疏副本，“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苏辙解释说：幸亏安道先生的奏札未能呈上去，否则只怕要激怒官家。

闻者追问原因。苏辙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

又有人问：“然则是时救东坡，宜为何说？”

苏辙说：“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议，疑可以止之。”

苏辙当然更是不遗余力地拯救兄长。他给神宗上书，说愿意纳还官职替苏轼赎罪：“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 但神宗似乎没有理他。这无疑加深了苏辙的忧惧，一直以为神宗可能要杀苏轼，直至兄长出狱，仍心有余悸。

我总觉得苏轼、苏辙兄弟虚惊一场，有些过虑了。我们看神宗皇帝与臣僚的对话，便知道宋神宗并无诛杀苏轼之心，苏轼有惊无险，死不了。

就算神宗起了杀心，恐怕也不敢真杀了苏轼，因为宋朝君主的权力受到一项宪制性的约束，那就是太祖皇帝传下来的一份秘密誓约：赵氏子孙不得诛杀言事的士大夫。

相传这份誓约勒刻在一块石碑上，石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内，平日里“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谁也不知道上面的碑文是什么。惟新君嗣位，入太庙拜谒祖宗神位之后，要入夹室，揭开黄幔，恭读誓词。北宋末靖康之变，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才看到誓碑真容，上面勒刻誓词三行：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怀疑“誓碑”为南宋文人所捏造，毕竟北宋的史料从未提到“誓碑”。不过，即使“誓碑”存疑，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却是存在无疑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二帝北狩，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提到：“（宋徽宗）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这份誓约，与其说是太祖遗诏，不如说是宋朝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只有从立约的视角来看誓约，我们才能更准确把握这份文件的意义——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遗诏更大的约束力，只不过今天已受过理性启蒙的人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

苏轼不知道有这么一份誓约，神宗却是知道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本文节选自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一书。有兴趣的朋友可点下面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