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先秦时期宛如一颗璀璨的启明星，照亮了商业文明发展的初始道路。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逐步提升，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换活动日益频繁，为广告的出现和演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先秦广告从最初的萌芽状态，逐渐走向多元化发展，不仅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更展现了古人独特的智慧和创造力。

一、先秦广告的萌芽：物物交换中的原始呼唤

先秦广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物物交换活动。在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 - 3000年），人们已经开始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如以鸡鸭换羊羔，锄头换大米等。当时，人们赶着牛或拉着车到一个部落去进行交换，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以及要换回什么东西，就需要通过摆出实物或口头叫喊来传递信息。

口头广告和实物广告便是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广告形式。口头广告通过简单的叫卖声来吸引顾客的注意，就像屈原《楚辞·天问》中记载的"师望在肆，鼓刀扬声"，说的便是姜太公在发迹之前，于集市操刀卖肉时边叫唤边敲击切肉刀发出声响，以此招徕顾客。这种叫唤和击打声，正是广告招徕顾客的原始样式。而实物广告则是将所卖的货物陈列于顾客面前，让顾客自由观看、任君选择，这是一种无声的买卖方式，却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广告形式之一。

二、西周至春秋战国：广告形式的初步发展与规范

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兴起，广告形式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周礼》一书中，除对市场交易时间有所记载之外，还记录了"司市"（相当于今天的市场监管局人员）要求商贾在市场交易过程中须遵守的一些规则，比如要求商贩"以陈肆辨物而平市"。这里所谓的"辨物"，即标明货名和价签，从今天的视角看，这就是简单的标签广告。有了"辨物"，购买者对商品名称、商品价格一目了然，有助于促进成交量。

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一书中，还有"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的记述，这表明悬物幌子广告已经出现。这种将与经营特征和范围有关的物品或习惯性标志悬挂于门前的方式，起到了招牌广告的作用。今天的"挂羊头卖狗肉"便是从"悬牛首卖马肉"演变而来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广告形式也更加多样化。这一时期，广告变成了人们有意识地推销、宣传商品的手段，并且不断有新颖的创意产生。例如，已经有了利用名人进行推销商品的名人广告。《战国策·燕策二》中记述的"伯乐大V + 卖马"事件，便是典型的利用名人效应进行广告宣传的案例。卖马人在市场上卖马，一连三天无人问津，于是他找到相马专家伯乐，恳求伯乐去马市上溜达溜达，绕着他的马转几圈观察观察，离开时再回过头依依不舍地看几眼，并承诺奉送给伯乐一天的花费。伯乐同意后，按照要求三顾其马而归，结果正如商人所料，马匹迅速以高价卖出。这里的伯乐，相当于今天的汽车领域大V，卖马人巧妙地利用了名人效应，实现了卖掉马的商业目的。

三、先秦广告的演变：从简单到多元的跨越

先秦广告在演变过程中，不仅形式更加丰富多样，而且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也逐渐扩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文字广告也随之出现。文字广告的出现，使广告信息的传递指向性更为明确，劝导性更为有效，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广告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期，铭文广告和标记广告开始兴起。春秋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不少民间手工业者制作的陶器、漆器和娟秀等产品的上面，刻有某记造的字样。如果这些物品的一小部分拿到市场上交换，那么这些文字就兼有实物广告和文字商标的职能。例如，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以标明产品质量可靠或显示商品生产者的商业信誉，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物勒工名"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如汉元始三年耳杯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鞣澎画木黄耳杯，容一升十六仑，素工昌、颗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澎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豫林、守令史谭主。"这段铭文里有器具的制造时间、地点、容量，治坯工人和各种漆工名字及监造官。漆器所烙带"素""草""饱"等字样的市印，表示这些工序都是在市吏监督下完成的，或是经过市吏检验的，以示确保质量，同时也有宣传意味及广告性质。

此外，悬帜广告也开始出现。为了更加美观方便，以增强广告效果，经营者们开始尝试用布、帛等材质画上物品的形象进行悬挂，原始的悬帜广告由此诞生。这种广告形式不仅在视觉上更具吸引力，而且能够更远距离地传播商品信息，扩大了广告的影响范围。

先秦广告的出现和演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以及商品交换活动日益频繁的必然结果。从最初的口头广告和实物广告，到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标签广告、悬物幌子广告、名人广告，再到后来的铭文广告、标记广告和悬帜广告，先秦广告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广告形式不仅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程度，更展现了古人独特的智慧和创造力，为后世广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