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杰

在最近举行的“纪念班村遗址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项目35周年”座谈会上，来自北京有关考古部门及全国各地参加过当年班村遗址发掘的专家们，以班村遗址考古发掘的创意过程、具体实施和实践成果为切入点，追忆、缅怀俞伟超等人。

1921年10月，渑池县仰韶镇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命名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由此开始，当考古工作者的脚步走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的考古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而班村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一次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突破、探索的试验。

班村，位于渑池县北部的黄河南岸边、原渑池县南村乡政府西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当上个世纪的1990～1991年，国家决定在黄河中下游，再修建一个治理黄河的关键性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水库时，班村处于该工程的淹没区。国家有关部门对淹没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班村有一处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堆积为主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必须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持，担纲人是该馆馆长俞伟超先生。俞伟超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他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入考古专业，1954年，他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为配合当时的三门峡水库建设，他参与了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先后参与了原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的调查发掘、黄河三门峡古栈道的调查等。俞伟超不仅对三门峡非常熟悉，而且对三门峡的文化遗产调查、性质及年代确定作出了很大贡献。1957年，他离开考古所重返北大攻读研究生，师从苏秉琦，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1985年离开北大，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先后担任副馆长和馆长。

为了探索当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新方法，俞伟超决定最终把班村作为试点。由他主持制定了这次发掘的总体目标：一、探索组织、协调多学科进行考古学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的恰当方式，为国内同行提供经验。二、推进对仰韶文化所表达的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群体的聚落形态、社会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其规模的深入研究和认识，并进而推进对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地关系的理解。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确保本项目各种工作顺利实施，并能取得较高质量的成果，该项目邀请了考古、心理、气候、土壤、生态、测绘、遥感、统计等15个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组。此外，还邀请美国考古学家参与顾问事宜。这个队伍的组成人员和专业规模，可以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次发掘为多学科综合性发掘，旨在精确的地层序列与器物形态演变等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遗址的聚落布局、人口规模与动态结构、行为类型及时空安排、文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及机制、对外交往的方式与途径等更深入的考古课题。

1991年10月初，班村遗址的试掘工作正式开始。10月16日，俞伟超再次来到三门峡，主持班村发掘规划论证会。

班村是“新考古学”在中国的试验田，是一次中国考古学家运用国际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实践检验与尝试。班村发掘从1991年秋天开始，到1996年秋天结束，历时5年。其发掘的主要成果有：确定了遗址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文化；从地层叠压关系来看，遗址的最下层属于裴李岗文化，上边叠压仰韶文化，为渑池本土仰韶文化的来源找到了直接证明；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的新模式，即由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参与的发掘与研究，标志着考古学科向复原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高度发生转变；标志着仰韶文化研究的突出进步，表现在多学科参与考古发掘和聚落考古的真正实践。

如今，班村遗址已经淹没在小浪底水库之下，但是，在这里创造的多学科综合考古与研究模式和经验，已经成为其后和当今考古发掘研究的常规性模式与方法。

今年5月，在“纪念班村遗址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项目35周年”座谈会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作为中国考古学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里程碑，班村实践开创了考古学研究跨学科合作的典范，激活和创新了包括仰韶文化在内的考古学研究的新方法，不仅显著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度，更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前辈学者“立足田野、胸怀天下”的学术品格，以班村遗址等经典案例为鉴，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告慰先贤，以创新的学术探索面向未来。（来源：三门峡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