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这一理论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局限，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目标。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跃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文明主体性的觉醒。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长期处于“追赶逻辑”之下，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意识到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种转变体现了从“追赶逻辑”到“自主定义”的文明主体性觉醒。中国式现代化不再简单模仿西方模式，而是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国情，自主定义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障，确保了现代化进程的正确方向和高效推进。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科学规划、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在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不仅确保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还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执行机制，推动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济基础。它既继承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吸收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科技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确保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这些文化理念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同时，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实现如此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关注国内的发展，还致力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机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这种“兼济天下”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仅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更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通过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2021年，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种“大同思想”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确保了现代化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更注重精神文化的丰富。中国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种“义利兼济”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理念，确保了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通过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共进。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发展理念，确保了现代化进程的生态可持续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仅是自身的快速发展，更是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这种“和合思想”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理念，确保了现代化进程的国际友好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文明融合性。它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追求，确保了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连续性。这种文明融合性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发展包容性。它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共进，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科学规划、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推动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确保了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这种发展包容性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理念，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合力。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突出的生态永续性。它强调绿色工业化，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政策引导，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共进。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了现代化进程的生态可持续性。这种生态永续性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路径强调德法共治，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治”与“法治”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制度升华。德法共治不仅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延续，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
在法治方面，中国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法治社会建设。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确保国家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法治建设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确保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在德治方面，中国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道德建设，推动德治社会建设。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增强社会凝聚力。德治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确保了治理的柔性与温度。德法共治的制度升华，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治理领域的创新与实践。这种治理模式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现代治理的先进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路径强调传统经济伦理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强调“义利兼顾”“以义为利”，这种伦理观念在现代经济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实践，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继承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吸收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科技创新，中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同时，中国注重经济伦理的建设，强调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加强市场监管、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中国确保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传统经济伦理的创造性转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创新与实践。这种经济模式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现代经济的先进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路径强调文明主体的重建。文明主体的重建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对现代文化创新的积极探索。
在文化传承方面，中国通过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确保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性。通过弘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等核心价值观念，中国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文化创新方面，中国通过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了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通过文化创新，中国不仅丰富了文化内涵，还提升了文化国际影响力。文明主体的重建，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创新与实践。这种文化模式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现代文化的先进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传统转化陷阱的挑战。传统转化陷阱主要表现为形式化与空心化风险。
形式化风险是指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过程中，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内涵。
例如，在一些地方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对传统文化符号的简单复制和模仿，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创新。这种形式化倾向可能导致文化传承的表面化和肤浅化。空心化风险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被边缘化，导致文化内涵的空洞化。
例如，在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导致文化生态的破坏和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传统转化陷阱的出现，警示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注重传统文化的内涵挖掘和创新转化，避免形式化与空心化的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还面临着制度效能瓶颈的挑战。制度效能瓶颈主要表现为科层理性与创新张力的失衡。
科层理性是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过于强调制度的规范化和程序化，而忽视创新和灵活性。
例如，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治理中，存在对制度的过度依赖，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和创新不足。创新张力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创新的过度追求可能导致制度的不稳定和风险增加。
例如，在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存在对创新的盲目追求，导致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管的缺失。科层理性与创新张力的失衡，可能导致制度效能的瓶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注重制度的规范化与创新的平衡，确保治理效能的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还面临着全球话语权困境的挑战。全球话语权困境主要表现为文明对话的结构性障碍。
文明对话的结构性障碍是指在国际交流中，由于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导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实践难以被国际社会充分理解和接受。
例如，在一些国际舆论中，存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误解和偏见，导致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不足。全球话语权困境的出现，警示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文明对话的深化和拓展。通过加强文化交流、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可以更好地提升全球话语权，为现代化进程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作者：
1.郜攀峰，副教授， 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管理系党总支书记。
2.班亚光，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院科协委员。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24ZT060。）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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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学典．中国式现代化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4：102-115．
4.周光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驱动机制［J］．政治学研究，2023(06)：1-12．
5.张岂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及其现代转化［J］．历史研究，2024(0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