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我的母亲来到世间，二十年后，她做了我的母亲。因天生小儿麻痹，她没有踏进过校门，目不识丁，但一点也不妨碍，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母亲不同时期的叮咛，值得细品，如诗亦如酒。

挣工分的年代，重体力活干不了，她成了生产队的检烟员。这种活儿要成天坐着，把烤好的烟叶按成色等级分检出来，专门有人把分好类的烟叶扎成把儿，压成垛，方便卖出去给生产队创收，干一天就记一天工，有了工分才可以分到粮食和菜。

我小时候跟母亲干过检烟叶的活儿，她叮咛：每一张烟叶要打开，看它黄得干净、厚实，没有斑点就是一级，再根据黄色程度、斑点多少分出二级三级，看不出黄色的是末级。我居然能学得会，我能帮母亲挣分儿了！
记工员没有赶我走过工分记在母亲名下，我只是帮她干快一点而已。这是我能忆起母亲给予我最早的叮咛，有关劳动，是农人用手编织的诗、酿造的酒。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母亲再也不能只干坐着就能干的活儿，从家走到田地，里里外外的活儿都要干。

我的父亲在学校教书，我是家中老大，不到十岁就成长劳动力，放学在家写完作业的时间就是跟着母亲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儿，我除了不会吆喝着牛耕地，其余的活儿都会干，当然是母亲一样样叮咛出来的。

最初厨房用灶台，烧的麦秸、豆梗、玉米杆，有时也有树枝啥的，烧火是最早的家务。然后是给烙饼的母亲烧火翻饼，这活儿不好干，火大了饼会糊，火小了会灭，翻饼也把握不好火候。配合不好时，母亲也会用烙饼用的小擀面杖敲我一下，提醒我按她教的方法做。后来我在母亲的叮咛中学会了和面、烙饼、擀面条、做馒头、炒菜，基本上家里没有大人时，我可以在厨房独当一面了。

跟着母亲打理菜园，翻地的活儿是我的，母亲一条腿软，用不上力；背药桶打药的活儿是我的；在村机井里打水浇菜的活儿是我的，其他如整菜畦、撒菜种、摘菜，这些都小菜一碟。渐渐的，我发现自己没有耽误上学，农活儿却越学越多。

跟母亲一起锄地、钻玉米地拔草、用镰刀割麦子、浇地等等，凡所要干，我大都能干。用旧式打麦机打麦，需要几家人合作才能完成，有几家人帮我们，我就要帮几家人，连续的强体力活儿我居然也能扛得住。

最喜欢跟母亲锄地，就是把农作物旁边的草锄去。母亲的叮咛中我学会了怎样可以保住秧苗，学会了怎样可以不让锄掉的草复活。和母亲拉开距离时，自然万物就跑到我的眼中，脑海里浮现各种故事，若干年后回想，这种经历应该是我写作的源头吧，每每回忆这些场景，没有劳累，唯有欢喜。

自从可以把土地阔出去，基本上除开个小菜园，没有地可种了。母亲的叮咛换成了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也有对孩子们工作学习的牵挂。

如果你说母亲的叮咛味道不同，不喜唠叨，请慢下来细细品味，即便是唠叨，那也是属于母爱主题的诗，越品越绵长，越品越醇厚，如陈年佳酿，芳香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