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新的重大使命。从需求、供给、成果三个维度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坚定文化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举旗定向、把舵领航。

一、需求：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需求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论断一以贯之。就需求的深度与广度而言，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升华，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面对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指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双向互动逻辑，表明了精神对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能动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拨开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迷雾，使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指向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虽然在精神上由被动到主动再到独立自主的发展轨迹遵循了意识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是自在之物。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精神是对物质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新时代精神上独立自主的需求，反映的正是当下迫切需要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实际情况。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二、供给：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供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沃土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历史供给。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连续性既有物证也有人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发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物证。2019年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实证。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对比之下，伊拉克作为古巴比伦文明的现址，基本没有文明留档。目前的埃及在象形文字和法老文明方面也没有代表性的留存。古印度文明的佛教文化虽然一直都在，但经历了数次中断。除了有物证之外，华夏儿女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人证。我们不仅对流传千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观点耳熟能详，更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沉淀千年的文化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以主体为原点投射的包括对天地、对他人、对自己的所有主客关系取向，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依据。这就是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也是以文化人的魅力所在。镌刻在华夏儿女基因中的中华文明，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赓续，而是饱含着生命力的旧邦新命。以农耕文明为土壤，中华文明先后吸收消化了游牧、渔猎、海洋等文明，以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了文明之间的涵化，形成了根系发达、枝繁叶茂的包容型文明形态。然而，这并非将文明视为先验的自在之物，文明基于社会存在而衍生，其内生的主体性意识与社会存在形成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在相互依赖、互为对象的模式中不断向前推进。中华文明以强大的主动意识建构了文化主体性，在与客观历史进程的交互作用中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延续。

三、成果：“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经验成果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除了要体现需求的必然、展示供给的使然，最后必须落实到成果的已然。“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愿景目标转化为切实成果。

“第二个结合”的实践经验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弥合了本来和外来的中西差异。在宏观认知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认为实践就是作为主体的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两者都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类特性，贯通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这是两者能够结合为新文化生命体的本体论共识。

在中观运行机制层面，两者都展现了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一是都以超越性的存在为依据。如马克思主义遵循客观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依道而行。二是都以群体中类特性的突出代表为执行者。如马克思主义要求从先进性政党中选取代表开展科学治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以圣贤履行天道。三是都以群体的整体需求为现实基础。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脚于民心向背。

在微观内容理念层面，两者之间的融通之处更是不胜枚举。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事物之间联系的整体把握，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而不同”等观念，也表现在注重协调人际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等实际行动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箴言，认识到“否极泰来”“反者道之动”等矛盾的交互作用。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畅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异曲同工，等等。总之，“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经验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开辟了兼具形式和内容的可行性进路，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具有赋能作用。

（执笔人：省委党校 徐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