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铭文考述

余 康

郑州大学文学院 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载《汉字汉语研究》2024年第3期)

提 要 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绝大部分来自考古发掘品，其中带有铭文青铜器共89件，我们对其铭文做了信息采集，并对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进行了多视角的拍照，已经完成85件。其中小部分铭文释读存疑，部分辨识困难，一部分铭文的词义需要深入探究。把这些铭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这可以补充传世文献记录之缺失，订正后世文献记载和今人关于方国历史地理考证之谬误。

关键词 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 铭文 方国

信阳市既位于淮河中上游，在商周时期分布着古息国、樊国、息国、番国、黄国等方国，又处于南北过渡地带，受到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东夷文化等的影响，其辖下平桥区、浉河区、罗山、息县、光山、潢川、固始等地都发现带铭文的青铜器，部分藏于信阳博物馆。关于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的铭文，《金文总集》《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中国青铜器全集》《近出殷周金文集录》《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下简称《铭图》)《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以下简称《信青》)等已有著录。郑杰祥(1979)、欧潭生(1989)、花原(1991)等先生曾撰文公布信阳博物馆藏部分青铜器的铭文与拓片。李学勤(1980)、李伯谦(1981)、刘翔(1988)、何光岳(1989)、徐少华(1992;1994：123-138)、马世之(1995：111-137)、王长丰(2007)、李维明(2009：186)、金荣权(2014)、赵燕姣(2014)、张闻捷(2015)、张玉金(2023)等先生已撰文对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的铭文做过考释和研究。

上述所列各种著录著作中，以《集成》《铭图》收录较全。但其书中存在部分青铜器无影像，或影像清晰度不够，也存在拓片模糊，或无拓片的情况。有赖李运富先生的指导与其主持“河南古文字资源调查研究”项目的资助，我们于2023年11月联合信阳博物馆，对馆藏85件带铭文青铜器重新做信息采集(见图1)，进行多视角拍照(见图2)。以期学界能借助更清晰的拓片和影像改订前人错误释读，辨识疑难字，进而考订古史。

图1 黃子壶

图2 黃子壶

1.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铭文概述

图3 息辛爵

图4 晨角

图5 父丁卣

信阳博物馆藏带铭青铜器，其上所铸铭文少的只有一个字，多的有四十余字，极小部分字迹漫漶，1986年河南信阳县浉河港乡出土的尊的残片仅存5字。铭文反映了作器者的身份地位以及庇佑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望，还有部分是记载祭祀先祖的。其内容既蕴含有古息国、樊国、曾国、黄国、番国等宗族制度与对外交往，也对于研究中国古文字及淮河中上游古代方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书法风格、语言特征等具有重要价值。

2.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铭文研究举例

3.由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铭文

考论方国历史举要

在先秦时期，信阳地区有古息国、樊国、息国、黄国、江国、蒋国、弦国、番国、蓼国、赖国等方国。古息国与商朝很早就有邦交关系，李伯谦(1981)、王长丰(2007)、赵燕姣(2014)、张玉金(2023)等学者研究认为古息国之女曾嫁给商王，故古息国保留了一些商朝人的习俗，如以日名尊称祖先，1979年河南罗山县莽张公社天湖大队后李生产队出土息父乙鼎1件(有“息父乙”三字铭文《信青》3)，1980年河南罗山县莽张公社天湖大队后李生产队出土息父辛鼎1件(有“息父辛”三字铭文《信青》1)、息辛爵2件(2件爵铭文相同，有“息辛”二字铭文《信青》17-18)、乙息觚2件(2件觚铭文相同，有“乙息”二字铭文《信青》34-35)。

因文献失载，番国是否存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有人指出：“青铜器中常见的‘番尹’或‘番君’，就是文献中楚国的沈尹氏。”故而先秦时期不存在番国，刘玉堂(1987)赞同这种观点，并有申述。陈槃(2009)在《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中不载番国。除了在杨河发现带铭文的番国青铜器，信阳博物馆还藏有多件带铭文的番国青铜器。1974年河南信阳县长台关公社甘岸大队彭岗生产队捐匜1件，番伯酓匜(《铭图》14952)：“唯番伯酓自作匜，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1978年河南潢川县彭店公社刘砦大队砖瓦窑厂院内出土盘1件，番君伯拢盘(《铭图》14473)：“唯番君伯拢，用其青金，自万年子孙永用之享。”1986年河南信阳市五星乡平西村砖瓦厂出土壶1件，番叔□龠壶(《铭图》12289)：“番叔□龠自作宝壶，其永用之。”从杨河、甘岸、平西②以及彭店发现的青铜器铭文看，番国是存在的，徐少华(1994：133-138)、马世之(1995：135-139)、金荣权(2014)等还探析番国的历史地理，并认为番国的地望大致在信阳市平桥区、潢川等地。

由信阳博物馆藏番国青铜器铭文可知，信阳地区在先秦时期有番国存在，这亦可订正后世文献记载和今人关于番国历史地理考证之谬误。《左传·定公六年》：“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鄀。”而《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史记·楚世家》：“(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类似的记载还可见于《史记·伍子胥列传》等。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吴太伯世家》《楚世家》等“取番”之“番”道：“《括地志》云：‘饶州鄱阳县，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番县，属九江郡，汉为鄱阳县也。’”王恩田(1985)、徐少华(1994：134-138)、金荣权(2014)等经过考证，认为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有误。徐少华(1994：135)考出“取番”之“番”为番国，提出其地望与上述潢川、固始一带番国铜器的出土以及包山楚简所载相合。金荣权(2014)指出“取番”之“番”为迁到固始的番国。徐少华、金荣权等认为“取番”之番国的地望不在鄱阳县，他们的这一观点可从。不过，他们提出“取番”之番国地望在固始的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对于“吴大子终累”，《史记索隐》：“杜预曰：‘阖庐子，夫差兄。’此以为夫差(《史记·吴太伯世家》等以为夫差)，当谓名异而一人耳。”《史记索隐》认为终累和夫差为同一人，这是有误的③。实际上，吴王阖庐有终累和夫差二子，徐少华、金荣权等受到《史记索隐》记载的影响，混淆了《左传》与《史记》的记载。吴王阖庐分别派终累和夫差帅军攻打楚国。终累率军途经固始等地，俘获楚国将领潘子臣等④，这就是《左传》所载“获潘子臣”的历史事件。关于夫差帅军“取番”，这与《左传》记载“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的历史事件有关。对于“繁扬”，徐少华(1994：135)说：“即今安徽临泉县西南、河南新蔡县以北地带。”而该地与信阳平桥区临近。因此，从信阳市杨河、甘岸、平西等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看，夫差帅军“取番”之番国最有可能在今信阳市的平桥区与浉河区。此外，《吕氏春秋·先职览·察微》：“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吴公子光就是吴王阖庐，这与《左传》记载明显不合，《吕氏春秋》在此处的记载极有可能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