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庸的研究，已被堂而皇之地称为“金学”。供职于由金庸任院长的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徐岱先生，原本是以文艺理论研究为业的，此前似乎并未涉足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但现在也跻身于“金学家”行列，不但致力于对金庸小说艺术价值的探究，而且每每对那些敢于非议金庸者以迎头痛击。在为反驳袁良骏而作的《批评的理念与姿态》一文中，徐岱先生对袁良骏批评金庸时的“理念与姿态”进行了批评，他告诫人们：

“对于批评家本身来说，他不应该向大伙儿掩饰其‘个体’身份。这并不是诚实问题，它关系到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关于文学之批评的合法存在。⋯⋯即使他不愿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不应该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

在为反驳王朔而作的《昔日顽主不再好玩》一文中，徐岱先生虽对王朔的“骂”金庸报以尖刻的嘲讽，但同时也认为王朔“批评的理念与姿态”是“个人化”的，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王朔的文章也并非一无可取。比如讲这篇东西处处显示着一种个人化立场，就如作者事后所声明的那样，是‘很个人化的一篇读后感’。这样对方即便听着刺耳，但心里还比较踏实，没有文学之外的压力。不像有些职业批评家，明明也是个人意见，却总爱打着集体和团队的名号来壮大声势。不仅老想迫使别人就范，而且还不容别人反驳。相比之下，王朔此文仿佛有意露出自己破绽让人来出击的模样，倒显得十分难得。”

徐岱先生的意思是，要说金庸不好，就只能说仅仅是自己不喜欢，不能借也还有其他人不喜欢来“壮大声势”，来证明金庸确实不好。这种“个人化”的要求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就算徐岱先生对敢于非议金庸者所定的这条规则是合理的，那么，同样的规则也就应该是为称颂金庸者所遵守的。任何人在称颂金庸时，也只能表达“个人化”的意见，借其他还有多少人也喜欢金庸来“壮大声势”，来证明金庸确实好，也同样是“犯规”的，也同样意味着批评的“悲哀”。

然而，制定这条规则的徐岱先生，在要求他人遵守这条规则的同时，自己就犯了规。所谓“不愿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不应该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难道不正是在借“群众”和“众人”来壮大声势吗？在《批评的理念与姿态》一文中，徐岱先生再三强调批评必须是“个人化”的之后，紧接着便说：“对于金庸小说能如此这般地受到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喜爱，批评没有理由不予重视。”这不是在“以集体和团队的名号”来要求批评对金庸小说予以“重视”又是什么？既然批评应该是“个人化”的，那么一个批评家是否“重视”某个作家，就应该完全基于自己“个人化”的感受、理解、判断。

如果自己“个人化”地觉得一个作家不值得“重视”，那就算这个作家“受到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喜爱”，也照样应该嗤之以鼻；如果自己“个人化”地觉得一个作家很值得“重视”，那就算这个作家“受到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轻蔑，也照样应该庄重地对待他、研究他。而徐岱先生在对待金庸的问题上，却实行着“双重标准”。要求他人在非议金庸时，必须是绝对“个人化”的，不能借助别的人来“壮大声势”，否则便是“拉大旗作虎皮”，便是“伪批评家”，而要求他人“重视”金庸时，却又拉扯上“群众”、“众人”、“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要说这是一种“霸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当然不仅是徐岱先生，几乎所有称颂金庸者，几乎所有呼吁对金庸予以“重视”者，都必然要以“群众”和“众人”的名义来说话，都必然要以“集体和团队”的代言人自居，都必须以“受到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喜爱”来证明金庸的价值。这并不奇怪，因为失去了“群众”和“众人”，失去了“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金庸的价值似乎也就失去了依托。曹雪芹的受重视，并不是因为有数以亿计的“曹迷”；鲁迅的受推崇，并不是因为有广大的“鲁迷”；沈从文、老舍、巴金的文学地位，也不奠基于数量惊人的读者。他们一开始，就是因为作品自身内在的艺术价值而获得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认可的。读者多一点或少一点，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价值与地位，也很少有人在称颂曹雪芹、鲁迅、沈从文等作家时，首先强调他们作品的发行量，强调他们如何受“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喜爱”。

而金庸不同。金庸是先拥有了数量惊人的读者，然后再挟“集体和团队”之势要求批评界和学术界予以承认和重视的。所谓“金学家”中许多人，之所以迷恋和研究金庸，最初都并非基于“个人化”的感受和理解，而是被“金迷”的千军万马所裹挟从而失去了“个人化”的立场，投身于拜“金”主义者行列的。

就以为金庸进入“大雅之堂”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北京大学名教授严家炎先生为例吧。严家炎先生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接触金庸是受了学生们的影响，并且说：

“我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说，可以说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动、督促之下。”

不仅一开始阅读金庸是受了“金迷”们的影响，而且此后的“思考乃至研究”都在“金迷”们的“推动、督促之下”，这哪里谈得上什么“个人化”的“理念与姿态”呢？既然金庸拥有如此多的迷恋者，又有什么理由不去“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作品呢？既然金庸拥有如此多的迷恋者，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肯定、称颂乃至崇拜他呢？——所谓“影响”、所谓“推动”、所谓“督促”，不就是这种意思吗？正因为一开始就是被“金迷”们裹挟着走，所以，在强调金庸的价值时，总是首先将金庸小说已发行了数千万套、“金庸热”已持续了数十年作为重要证据。没有了这一条，金庸还能成为今日的金庸吗？没有了这一条，金庸的价值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撑。金庸的进入“大雅之堂”，是自下而上鼓噪的结果。

金庸的称颂者们非常清楚，仅仅说金庸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还不足以证明金庸有非凡的文学价值，还必须同时强调，在“金迷”中，不仅有“俗人”，还有很多“雅人”。也就是说，金庸小说是达到了所谓“雅俗共赏”这样一种极高的境界的。徐岱先生在以“集体和团队”的名义要求批评家“重视”金庸时，特意强调金庸拥有“不同阶层”的读者，用意正在于此。“雅俗共赏”，是从“雅”到“俗”的金庸称颂者用来证明金庸非凡价值的最重要的证据。先说金庸拥有数量惊人的读者，再强调金庸迷恋者中也有许多“雅人”，并开出一份“金庸雅迷”的名单——这几乎成了不同层次的“金学家”们称颂金庸、反驳非议者时的一种套路、一种程式。

仍以严家炎先生为例。严家炎先生多次强调过金庸小说读者数量既多，层次也很丰富，并专门撰有《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一文。文章一开头，严家炎先生便指出，金庸小说当初在报纸上连载时，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而三十六册一套的单行本问世后，截至一九九四年，正式印行的已达四千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而各地的盗版比正式印行的还多，“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多出一倍至几倍”。接着，严家炎先生说自己于一九九一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调查过馆藏的金庸小说被借阅的情况。

“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着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读这段“调查记”，我不惊异于调查的结果，倒惊异于这种调查行为本身，并且觉得调查者的这种心态颇堪玩味。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此看重研究对象的读者量，如此需要有着“雪亮”的眼睛的“群众”为自己壮胆，这种现象不能说是很正常的。严家炎先生通过在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调查，欣慰地发现金庸小说被翻看得“陈旧破烂”，从而也使其投身“金学”研究的信心大增，在称颂金庸时底气更足。而如果调查的情形相反呢，如果发现馆藏的金庸小说因无人问津而干净光洁，严家炎先生是否就该沮丧不已？是否就会对金庸小说的价值大生疑虑？是否就会急流勇退、淡出“金学界”呢？一个研究金庸的学者，需要不断地强调金庸的读者量来证明自己研究的“合法性”，需要不断地通过对金庸读者量的调查和估算来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信，这难道不是学术的一种“悲哀”吗？

我不知道研究《红楼梦》的人是否也总把《红楼梦》拥有多少读者当做心头大事，并且海内海外地去调查《红楼梦》的读者量，但我知道他们并不在文章、著作中告诉人们《红楼梦》的印行情况和图书馆中《红楼梦》的借阅情况。我也没看见过研究鲁迅的人总把鲁迅著作已发行了多少挂在嘴上，相反，他们倒是总在强调鲁迅先生怎样被攻击、被谩骂，并且坚信，无论“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怎样攻击和谩骂鲁迅，都无损于鲁迅的价值。而被“金学家”认为是已超过了曹雪芹和鲁迅的金庸，其价值却只能从“金迷”们的狂热中体现，研究金庸的学者也只能不停地从“金迷”们的狂热中吸取力量和勇气，这确实可算作一种“奇观”。

仅仅一时间拥有数量惊人的读者，还不足以证明“金学”的“合法性”，不足以让“金学家”有充分的自信。在《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中，于读者量惊人之外，严家炎先生还总结了“金庸热”的四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持续时间长”。严家炎先生强调，《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就形成了“金庸热”，此后长盛不衰。实际上，所谓“长盛”之“长”，在港澳也不过三十来年，在大陆则不过十来年。而文学史上，热闹过数十年却并没有太高文学价值的作品，并不少见。例如，在清末民初，以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就大为流行。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说，在那时，

“对‘新小说’家及其读者最有魅力的，是侦探小说。⋯⋯没有人不称赞西方的侦探小说⋯⋯据徐念慈统计，小说林社出版的书，销路最好的是侦探小说，约占总销售额的十之七八⋯⋯晚清侦探小说的翻译数量多，起步早⋯⋯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基本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

陈伯海、袁进先生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中也指出，在晚清，翻译作品中，

“数量最大的是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福尔摩斯侦探第一案》、《福尔摩斯最后之奇案》、《福尔摩斯再生案》、《新译包探索》、《马丁休脱侦探案》、《一百十三案》、《聂格卡脱侦探案》这类侦探作品一再出现问世”。

侦探小说热潮的真正衰退，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文革”结束后，《福尔摩斯探案》、《基督山伯爵》这几种书，又一度流行。从流行的时间长度看，《福尔摩斯探案》远超过金庸小说。然而，似乎并没有人把柯南道尔与哈代、狄更斯相提并论，甚至在“大师座次表”上，将柯南道尔置于哈代、狄更斯之前。

严家炎先生指出的“金庸热”的第二个特点是“覆盖地域广”。所谓“广”，是指不仅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热”，“而且延伸到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流传”。覆盖的地域虽广，无奈被覆盖的人群却很单一，即仅限于华人。假使中国的南极考察队中有人带着一本《笑傲江湖》，那还可以说，“金庸热”覆盖了南极。所以这里的“地域广”毫无意义。在文化和种族的意义上，金庸小说的读者群其实是极为单纯的。比起《福尔摩斯探案》、《基督山伯爵》的真正风靡世界各文化、各种族，仅限于华人社会的“金庸热”实在不足挂齿（不过，为何只有华人中才会出现“金迷”，却是值得探讨的）。

严家炎先生还说，曾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七十年代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则回答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的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左冷禅、岳不群、郭靖、杨过、令狐冲、韦小宝等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确实常被“金迷”们挂在嘴上，但这同样不能说明这些人物形象真的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文艺作品里的人物一时间家喻户晓，并不就意味着这个人物能够永久地站住。想当年，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江水英、萧长春、高大泉等人物的“知名度”何等高，而今天年轻的“金迷”们，又有几人知道他们是谁？再往前些，在晚清时，福尔摩斯、茶花女这两个人物的“知名度”是决不在今日那些为“金迷”们津津乐道的金庸小说人物之下的。“在晚清文坛上，最走红的外国小说人物，一是福尔摩斯，一是茶花女（玛格丽特），不少作家喜欢在小说中带它一笔，以显示才情和学识。”“福尔摩斯和茶花女，当时成了人们传诵最广的人物。”

那时的不少小说，如《老残游记》、《文明小史》、《孽海花》，都将所描写的人物与福尔摩斯和茶花女相比附。如果福尔摩斯、茶花女、李玉和、萧长春一类人物的一度走红，并没有使塑造他们的作品具有了不得的艺术价值，那么金庸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为“金迷”们津津乐道，也并不足以加强“金学家”们的学术自信。严家炎先生又说金庸小说“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了。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金庸热”如果能够“覆盖”西方世界，中国的“金学家”们一定会欢呼雀跃，研究金庸的信心和热情都将成倍增长。

但我想，这种局面的出现，恐怕希望渺茫，金庸自己就说过：

“武侠小说之所以大受欢迎，也许是因为它用一种传统的、受人喜爱的形式阐述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所以我的武侠小说，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方文系国家中很受欢迎，但在西方国家则不甚成功。”

这既指出了金庸小说在西方“热”不起来的事实，也指出了之所以“热”不起来的原因。

严家炎先生指出的“金庸热”的第三个特点，也是用来证明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最有力的证据，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俗”的一面的读者，不需要也不可能一一指出，“雅”的一面的金庸读者，严家炎先生给我们开出了一份名单。这第三点特别重要，也最堪玩味，所以原文照抄：

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

据我所知，像中国著名文学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记得一九九四年，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里，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开出这么一长串的名单，是为了证明对于金庸小说，“雅”的一面也与“俗”共赏。但能把喜欢金庸小说的所谓“雅”的读者开出一份名单来，是否有点像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几枚硬币一样，本身就有些凄凉，有点穷酸呢？天下“雅人”何其多矣，要开出一份比这更长的拒绝金庸的“雅人”的名单，该并非难事，那样是否就能证明金庸小说其实并不为“雅人”所赏呢？当然，严家炎先生可以说，开出的名单只是自己所知道的“赏”金庸的“雅人”，也许还有更多的“金庸雅迷”不为人知，那别人也同样可以说，还有多得多的“雅人”厌恶金庸而不被人知的。

当然，倘有人真以开名单的方式与严家炎先生较劲，那一定很无聊。无论要证明金庸小说有很高艺术价值还是要证明金庸小说不值一提，都用不着以他人的名头作为自己的证据。一门“金学”倘若要一脚踏在对“金庸俗迷”的统计学上，一脚踏在对“金庸雅迷”的“名单学”上，那这门学问也实在有些可怜。

这份被严家炎先生作为“金庸雅迷”而开列的名单，其中有些人在文学鉴赏上是并不能被看做不证自明的“雅人”的。这里的所谓“雅”，指对文学作品有丰富的审美经验，有相当的鉴赏文学作品的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科学院院士一类称号，则并不包含对这个人文学鉴赏水平的认定。一个著名科学家在文学鉴赏上，很可能只有一般中学生的水平，甚至根本不知道文学创作和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把一大堆著名科学家拉来作为金庸小说也为“雅人”所“赏”的证据，这实在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其实，不仅仅是科学家未必在文学鉴赏上有很高的趣味，即便社会和人文领域的专家，也并不一定在文学鉴赏上就是“雅人”。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酷爱美国的侦探小说，甚至以哲学家特有的天真宣称：

“如果美国不供给我们侦探杂志，我们就不供给他们哲学。”

这是大家熟知的故事。然而，我们能以连维特根斯坦都迷恋美国的侦探小说来证明美国的侦探小说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吗？在开列了一串科学家的名单又开列了一串文学家的名单后，严家炎先生说：“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文学家与科学家齐声同赞，我想，充其量也就是一种“雅俗共赏”吧——如果世间真有“雅俗共赏”这回事的话。当我想象着“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一部作品的情景，总不免感到滑稽。

如果文学家与科学家能够在同等的意义上共赏一部文学作品，那要么是文学家出了问题，要么是这个科学家在文学领域也堪称专家。因此，对于文学家来说，如果有一个并非文学专家、没有多少文学阅读积累的科学家沉醉于一部文学作品中，那他还是应该对这部作品的美学品格表示怀疑的，而如果令这个科学家沉醉的作品恰恰也是自己沉醉于其中的，那应该做的，不是为居然从科学界找到了知音而欢呼，而是应该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这部作品的鉴赏态度。

即便是著名的文学家，对金庸的某种程度的肯定、称颂，也同样不能作为金庸小说也为“雅人”所“赏”的证据。金庸写武侠小说，动机本是为了《明报》的发行量。他的武侠小说果然使得他的报纸大为成功。报纸的成功又使金庸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这种经济、政治地位对于金庸在文学的“大雅之堂”里确立自己的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参与过对金庸小说的评点而又能对金庸持一种难能可贵的审视态度的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曾说：

“金庸为人慷慨，曾对北大解囊相助，数目多少？未考。但比起当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他给黄丽松校长拿去一百万港币的支票，黄校长看后，又叫他再加一个零，于是又补交了九百万港币来，恐怕未必更多吧。”

金庸在大陆的头衔、职位，恐怕都与他的“为人慷慨”关系不小。既然用钱能买来头衔、职位，那金庸以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换取一些文学界“雅人”的称颂，而在文学研究界造就一批“金学家”就并不是一件难事了。不是说所有迷恋和研究金庸的“文学家”都有着“文学以外”的功利目的，但也确实有些人，如果对他们“文学以外”的与金庸的关系有所了解，就能明白他们为何在“文学以内”如此推崇金庸了。这种人对金庸的称颂、研究，实际上与社会上的“傍大腕儿”无异。而拿这样一种“傍大腕儿”的行为作为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证据，至少是一种欺世，对大中小学的“金迷”们是一种严重的误导。文学家中还有些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对金庸的肯定，倒并非有意“傍大腕儿”，而是出于无奈。

例如，这几年，国际国内的金庸小说研讨会开过多次（以金庸的实力，开个研讨会，是用不着拉别人赞助的）。而有些影响很大、说话有分量的人，会被邀请与会。这被邀请的人，或者因为碍于情面，或者也想到那开会地方玩一遭，也就去了。既去了，花了别人的钱，受了别人的招待，当被邀请发言时，自然难以拒绝——因为请你来，就是要你说话。而既然开口说话，当然总要说些好话——因为请你来，就是要你说好话的。即便你在说了好话之后也说了几句坏话，但当你的话被整理成文字见诸报刊时，也可能只剩下好话，并且还可能是添了油加了醋的好话。而当这样的好话也被用作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证据时，说话人也只能苦笑了。

文学家中有些人对金庸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赞赏，还与阅读金庸时的特定情境有关。在非正常的状态下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往往与正常状态下的感受、判断有很大差距。一部本来很优秀的作品，在非正常状态下阅读，也许会觉得索然无味，而如果你此后不再重读这部作品，对这部作品的索然无味的印象就会伴随你终身。同样，一部正常状态下也许你根本读不下去的作品，在某种非正常的状态下，你也许会读得津津有味并做出很高的评价。这道理，与我们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和在肠胃不适、胃口大坏的情况下会对食物有不同的感受相类似。文学家中有些人对金庸的肯定，我觉得就与阅读金庸时的非正常情境有关。

在严家炎先生开列的“著名文学研究家”的名单中，有钱理群的名字。我迄今只读到一篇钱理群的题为《金庸的出现引起的文学史思考》的文章，副标题为“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钱理群说，他对金庸的阅读也是受学生影响的结果。但他也并不是一被学生鼓动就立即去读金庸的，对学生的话他一开始也是“怀疑”的，只是后来由于某种“文学以外”的原因，才读起了金庸：

⋯⋯但后来有一个时刻我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这时候，我想起了学生的热情推荐，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没料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一天，读《倚天屠龙记》，当看到“生亦何欢，死亦何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时，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这不正是此刻我的心声吗？于是将它抄了下来，并信手加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了我的一位研究生。

几天后，收到了回信，并竟呆住了：几乎同一时刻，这位学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这句话，并且也抄录下来贴在墙上，“一切忧患与焦灼都得以缓解⋯⋯”。这种心灵的感应，我相信不仅发生在我和这位学生之间，发生在我们与作者金庸之间，而且是发生在所有的读者之间：正是金庸的小说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摒弃在外吗？

这番话的遣词造句、语调情绪，都与作为严谨学者的钱理群一贯的风格不合。“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几句话实在平淡无奇。类似意思的话，可说不知有多少，因这几句话而“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实在不像是出自钱理群先生之口。钱理群先生乃饱学之士，尤其对鲁迅有精深的研究和理解。如果钱理群先生在“极度的精神苦闷”中对鲁迅的某句话、某篇作品有了新的理解，与鲁迅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那会更合情合理。毕竟，把钱理群和他的学生以及“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的，更应该是鲁迅作品，而不是金庸那些远离尘世、虚无缥缈的武侠小说。钱理群的这番话，如果不包含着“讨论会”上特有的客气，那就只能说他是在叙说非正常状态下阅读金庸的体验。

如果说，是在“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的时候，钱理群先生读起了金庸并且对其中几句原本寻常的话大为动情，那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在其他的书能够读进去时，钱理群先生或许会对金庸的感受大不相同。不过，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金庸的书是在别的书都读不进去时独能读进去的书，而这样的书，肯定不是“正常”的书。

至于严家炎先生指出的“金庸热”的第四个特点，就更有些可笑了。转述或伤其真，也原文照抄：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了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读这段话，我首先还是惊异于严家炎先生对邓小平、蒋经国也读过金庸之事如此清楚。看来，严先生确实是花过一番工夫对金庸小说的被阅读情况进行调查的，平时也一定很留心搜集有关资料，尤其是“金庸雅迷”的资料。如果是在从事文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种工作当然也可以做。但严家炎先生搜集这种资料的目的，却是为了证明金庸小说的价值。这种心态就很有点耐人寻味了。还是前面说过的话，如果严家炎先生十分确信金庸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只须努力去发掘、去阐释这种价值即可，用不着又是统计金庸小说的读者量，又是抬出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来作旁证，用徐岱先生指责非议金庸者的话说，就是用不着“拉大旗作虎皮”。

而严家炎先生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寻找旁证，是否意味着内心对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并无确信，是否意味着也时时对自己投身金庸研究怀有疑虑？若心态果真如此，却又硬挺着充当“金迷”阵营的排头兵，个中原因，又是什么？

再说，将“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阅读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认为“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也真是闻所未闻。如果不同政治信念的人都喜爱吃臭豆腐，就能证明臭豆腐是味最美最有营养的食物吗？如果不同政治思想的人都迷恋于海洛因，就能证明海洛因是上好的东西吗？因政治信念的对立而对文学作品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只在特定时期发生在特定作家作品身上，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超越了政治分歧”，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严家炎先生似乎在以非正常为正常，而将正常现象却视作特别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特例了。这可说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把蒋经国拉来为金庸助阵，也匪夷所思。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妨认为蒋经国乃行家里手，但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上，却没有理由认为他也有高于常人的水准。蒋经国洁净的床头放着一本洁净的金庸，与大陆民工肮脏的床头放着一本肮脏的金庸，性质完全相同。这道理，前面在谈到著名科学家时已说过。以著名政治家也阅读金庸从而证明金庸有了不得的价值，还是犯了常识性错误。何满子先生说，这里奉行的逻辑是：“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哩，他老人家的话还会错么？”是真正的“拉大旗作虎皮”。话虽有些尖刻，但应该说是击中了要害的。严家炎先生新近作文反驳何满子先生，呼吁以“平常心”看待金庸。而我觉得，恰恰是严家炎、徐岱等几位先生，未能以平常心看待金庸。例如，严家炎先生在推崇金庸时，一再犯常识性错误，恰恰说明心态的不平常。

所谓“雅俗共赏”的“共”，如果是指“雅俗”对一部作品有同等意义同等程度的感受、理解，那是不可思议的。人类文艺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荒诞的现象。著名语言学家和文章家王力先生曾就“雅俗共赏”发表过这样的议论：

“报纸上的文章据说是要雅俗共赏的。这几乎可说是一个乌托邦。所谓雅俗共赏的文章，往往是雅俗都不赏；至多只博得雅人说声‘还不错’，俗人不至于打哈欠而已，这是双方都不讨好的。试问雅俗共赏的文章是不是雅几句又俗几句？如果是的，那就是拿黄油就烧饼，密斯特刘和密斯特李不喜欢你的烧饼，红鼻子张三却不喜欢你的黄油。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是把俗的成分和雅的成分搅匀了，变了大红裤子配高跟鞋，城里人忽略了你的高跟鞋，反而指责你的大红裤子；乡下人忽略了你的大红裤子，反而讥笑你的高跟鞋。”

至于对金庸小说，“俗人”们的狂热迷恋毫不奇怪，“金迷”们的心态与“球迷”们的心态是相类似的。而那些从外在身份看是“雅人”的人们对金庸小说的态度，有两种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可以理喻的。一种是冷漠、拒绝，根本读不下去。另一种，是也读金庸，并且还可能读得兴味十足，但却并不头脑发昏，对金庸顶礼膜拜起来。他们固然不认为金庸小说一无是处，但也绝不像有的“金学家”那样，宣称金庸小说已经超越了曹雪芹和鲁迅，成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例如，评论家蔡翔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读金庸小说，金庸所有的小说他都读过，他的看法是：

“金庸既不是大师，也不是一无是处。若说他伟大就太过分了，武侠小说商业性很强，其报纸连载的形式，繁复、啰唆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学家王春瑜参加过对金庸小说的评点，并且

“在评点中是给金庸留了面子的，因他不是史学界人士，他作品中的许多情节太违背历史了”。

王春瑜先生既肯参加评点，当然不会认为金庸小说毫无价值，但他同时也能清醒地意识到金庸小说的毛病，对包括金庸小说在内的武侠小说的负面作用进行了严厉批评，在电视上告诫青少年“千万不要做武侠迷不能忽视武侠小说的消极层面；把武侠小说大炒特炒，捧上天，没有必要”。这种对包括金庸在内的武侠小说的娱乐功能适度肯定，同时冷静地看到武侠小说艺术上的不足与精神上的腐朽，也不失为一种有理性的学者的态度。

而特别难以理喻的，就是严家炎等先生对金庸表现出的那种无限崇拜的态度。■

（转载自《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注释从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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