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3日，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施战军做客北京大学“小说家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一场以“当代青年写作常见问题”为题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的第十九讲，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李洱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前，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施战军与他的文学经历。李洱认为，施战军是八十年代过后中国文学现场最重要的亲历者和中国文学史建构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和《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在见证一批批写作者成为成熟作家以及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讨论、修改和编辑的过程中，施战军对青年一代的写作状况，包括写作心理和创作上的优缺点，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施战军及其文学经历

施战军首先概述了创意写作在今天遇到的难题。第一是出现了一种“创意写作体”，由此产生了同质化问题。学生往往依照体式套路写作，甚至模仿老师的风格，作品缺乏个性。第二是青年作者偏向写氛围和情境胜于写人物和故事，但写氛围情境又没有前一代作家写得好。第三是青年作者偏向思绪缠绕式的表达胜过有思想穿透性的表达，现在很难在青年当中找到关于人生观的“死犟”态度，写出来的东西太乖了，更暧昧，也更无力。施战军将当下青年主体的形象提炼为“无力青年”，他们找不到成长的逻辑和生命的原动力，只能把一个个碎片堆积在小说里。这种现象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延伸至今天。

施战军在“小说家讲堂”

施战军将当下青年写作遇到的问题概括为六个方面：要素、参照、底细、认知、地方和本体。第一个大问题是“要素”。他总结了三个要素：成长、家乡和幻想/走神。每个人写成长的路径都不一样，当下青年作家的成长叙事主要以碎片、断裂、破败为关键词，但读者的阅读期待却不在这些情绪的呈现上。因此，读者需要的文学和作家创作的文学之间便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读者更想读的是像曹文轩的《草房子》这样的成长小说，这类小说不仅能提供更为积极的情绪价值，而且并未规避苦厄，还蕴含着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延续下来的“野趣”。从《诗经》到先秦诸子的作品，从《世说新语》到《聊斋志异》，“野趣”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式创作重要的心理动力。其中，“野”是生机的源泉，“趣”是审美取向，能打动读者的正是这种“趣”。当成长脱离了“野趣”的观照，一些作品写到“野趣”无存就难以为继了，《红楼梦》和《西游记》都是如此。因此，面对碎片化、无力化的书写主调，如何让成长在人格上、人性上以及对世界的价值穿透上更具力量感和整全感，是当代成长小说进一步跃升的难题。

第二个要素是“家乡”。每个人的写作里面都隐含着家乡对自己的恩赐。当下的写作往往会先规避家乡，只有在走向大师的路上需要家乡的符号加持时，家乡才大量被书写，而家乡也确实会如同一种神秘力量，将一个作家抬举到高位，如莫言、刘震云等。家乡还代表一种乡愁，更多人把家乡放在梦里，如沈从文的“湘西”和师陀虚构出来的“果园城”。家乡的影子也会对个人起到一种涵化作用。

第三个要素是“幻想/走神”。现在科幻成为一股创作潮流，很多人就认为科幻可以没有科学依据地胡乱想象。实际上，幻想并不是毫无章法，它可以写得相当高级。一些作家会凝神于写“走神”，“走神”在妄念的推动下就变得非常有“戏”，由此凝成巨大的思想穿透力。例如李洱的小说《遗忘》就把一个荒谬的谎言变成无可辩驳的“实情”，从“走神”和荒谬中通向一个实质。这种有质地的写作属于真正经典写作的最后一批人，也就是90年代开始写作的年轻作家，包括李洱、毕飞宇、陈染、林白等。他们将过去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主调隐藏起来，以“走神”的方式探索真与诚。

在谈完“要素”之后，施战军谈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参照”。青年写作总是要有参照的，他可能会参照前辈或同代人的作品，也可能参照自我。面对前辈，后辈要学的是大的趋向，而不是他们的语风语态。以北大为例，曹文轩和李洱就代表了两种写作趋向：曹文轩代表从确认到确信的趋向，而李洱代表从可疑到确认的趋向。这两种写作可以说是世界文学的两条支脉，这种宏观上的趋向是值得参照的。其次，面对同代人，写作者则需要找到个人独特的叙述语调，警惕彼此之间的相似。最后，参照也可以面向自我。“我是谁”的追问是非常宝贵的，但这种对自我的追寻却很难在当下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很多青年摆出“我什么也不是”的姿态，以不想负责的态度写作。不过也有一些边远地区的新生作家是例外，他们用原生态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感遇，表现出从生命共同体中确认自我的紧迫感。因此，施战军希望当下的青年作家既能有对“我是谁”的追寻，也能驱除“我什么也不是”的躺平态度。

进而，施战军讨论了第三个大问题——“底细”。创作中的抓手就是作家的底细。现实是第一个底细。写作的现实与我们生活所在的现实不同，它需要一种及物性。小说最后可以通向虚妄，但首先必须有实物在其中。这个实物要有纹路、有颗粒、有弹性、有渣滓，往往是鲜果而不是干果，是实物而未必是杂物。它要有一种拉动感，能使人通过这一实物找到实物和个人所面对的临界点，比如生与死的临界、信与不信的临界。临界是文学创作真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临界为故事赋予了生机。如果作家突然粗暴地让一个人物死去或是重新增加一个人物，可能就是他对临界点的把握遇到了困难。第二个底细是文气。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秦以前主骨，汉以后主气，“气”实际上是一种力的美学。作品中内劲的生发、感染力的产生，都与文气有关。

第四个大问题是“认知”。在当下的批评界经常出现两种对文学的错误认知：一种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概括的“辁才小慧”，这种人没有真才却不懂装懂，甚至洋洋得意；另一种是“嚼蜡高手”，这种人会将原来很有趣味性的作品拆解开来，最后得出一种令人无奈的常识性的认知。这两种现象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因此，对文学是什么有清醒的认知是很重要的。施战军以《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得救后的一段情节为例，指出文学蕴含在细节之中，其中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内外驱力都被雨果洞察。雨果的伟大正是在于他以诚挚之心来体贴那个不幸的人群，因此诚挚可以说是影响文学认知与文学表达的最大底盘。屠格涅夫的“原态写作”也建立在对农奴制社会的深刻认知之上。在《猎人笔记》中，他不显露悲悯，也不像传道家一样嘶吼，而只是将农奴制下的农民原态“恰如其实”地表现出来。这种以人物表现为核心的写法也深深影响了鲁迅的乡土文学和茅盾的乡村小说。

第五个大问题则是“地方”。近来热点话题有“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但实际上这种按地方划分文学的方法并不新鲜。其实“地方”的含义，从地貌、家乡出发，更多地是要抵达一种“心界”。城市与乡村，家乡与世界，没有那么二元对立。例如城市中就不仅有一些印象化的城市符号，也同样有山水日月和花鸟虫鱼，更有复杂的人事脉络和微妙的心理感受。施战军以林森的海洋书写为例，指出他的小说让我们发现了人海中的海人、人潮里的潮人。如果说乡村中的农事乡情构成了乡村小说的历史内存，那么海洋视野中的海事人生也一样成就了海洋小说的正典属性。陆上文学和海洋文学放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全域生命共同体”。

最后第六个大问题是“本体”。对城市、乡村和海洋的表现都是手法，而非本体。施战军指出，本体的重建在今天已经提上了历史日程，具体而言就是“再造文明的乡愁”。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中对“文明”有一个诗化的定义：他将文明比作一条有岸的河水，水中因人们的相互残杀而充满血腥，历史学家记录的就是这些事情，但他们忽略了在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而文明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河水的两岸。施战军认为，这样说也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历史和文学从来没有真正割裂过，而文学中蕴含着作为基础性质素的文明标志。如今，文学史的发展已经进入一种大历史文明样态，人类思维的基因密码也在与交往方式变化的互动中重新生成，青年一代的创作主体不能再认怂了。我们需要更强大的一代，让文学再次伟大。

在讲座行将结束之际，施战军总结了文学仍需秉持的三个原则：一是逻辑起点更高远，二是价值支点更确定，三是书写落点更低微。这三点分别指向了人与自然的逻辑起点、真善美的价值支点和烟火生命的书写落点。如此，文学永远不会消亡，也永远不会被AI取代。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来源：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

初审：唐姝菲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宋强

排版｜小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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