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恩·尤姆（Sean Yom），天普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其中东工作涉及独裁政权、经济发展以及外交政策制定的起源和演变。

摘要：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被视为一种孤立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政策在几年内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中东，批评人士将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视为自1980年以来美国霸权加速衰退的例证。近十年来，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兴趣一直在下降，它越来越不愿利用其经济和军事优势来限制、管理和摧毁潜在敌人。干涉主义的收缩早于特朗普主义的产生，这并非因为意识形态的转变，也并非因为一个头号超级大国在财政和军事上的枯竭，而是由于结构性原因：中东不再对美国形成巨大威胁。过去，对共产主义和能源安全的担忧推动了美国对中东地区的统治，而现在，被视为美国国家利益敌人的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和伊朗不再危及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由于强制性地主导一个重要性日益下降的地区的逻辑的存在，除非有灾难性的恐怖袭击，美国将放弃其霸权的外衣，放弃公开的干涉主义。

要词：霸权；特朗普主义；中东和北非

文源：Sean Yom,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Logic

of Hegemonic Retreat”, Global Policy, Volume 11.Issue 1.February 2020, pp. 75-83.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55期，总第55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刘琳，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拟录取至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审校：林沁，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编译精选

一、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霸权

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历来有能力改变或制造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塑造地区国家的行为，并在必要时重新配置地方政府和国内社会权力的平衡。这种超级大国的统治非正式地体现在：从摩洛哥到阿曼的大多数国家（除了像伊朗这样被美国视为敌国的国家），首都第二重要的建筑通常是美国大使馆。更具分析性的是，美国的进攻能力是衡量其霸权的一个重要标准，不论该地区国家和民众的偏好如何，美国依旧可以通过其强制力来实现其战略目标。自1980年卡特主义提出以来，美国一直在利用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连英国帝国主义都无法匹敌。第二个衡量标准是美国的军事设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基地、设施和正式的领土权利，利用这些，美国可以发动战争。这些设施包括美国在突尼斯、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基地，以及在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全球霸权的地区政策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得以展现——即“美国有权利、有责任和能力管理几乎所有地方的地区政治”。没有哪个非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力量能够与之匹敌，没有哪个国家向其中东盟国提供的援助能超过美国非军事援助总额的一小部分，这包括经济拨款、贷款和发展援助，每年约为140亿美元。相比于美国的无敌舰队的影响，俄罗斯仅在叙利亚有一小部分前哨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法国仅在阿联酋有一个小型军事设施，而英国也只在海湾地区部署了几个小型军事基地。

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意识形态分歧的背景下，许多观察家得出结论，自2016年以来，美国更加倾向孤立主义。特朗普支持“美国优先”的口号，比以往更不愿意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责任。它质疑全球主义和全球化，对多边联盟和条约表示怀疑，并将国内选民的民粹主义关切放在首位。观察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的表现，可以发现：在地区层面，美国现在拒绝维持与其规模和实力相称的霸权秩序。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批评者从五个方面描述了特朗普主义下对美国利益的放弃。

首先，美国被指控为“幕后领导”，他放弃了外部斡旋者这样一种前线角色，而转向关注地区冲突的引导角色。巴以问题对此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第二，在对付敌国时，美国的政策似乎缺乏原则上的一致性。例如，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4月下令对叙利亚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导弹报复，但拒绝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或投入更多努力以加快结束叙利亚内战。它后来在是否完全撤出美国在叙利亚的少量军事存在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也说明了其意图和现实之间的分歧。第三，批评人士认为，美国采取民主中立态度，放弃了之前对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关切。第四，美国严重依赖当地的政治活动家，象征性地委托盟友来监督该地区，以换取大量的援助和支持。第五，面对伊朗的挑衅，特朗普主义始终保持着极端克制。美国对伊朗的官方反应保持沉默，虽然在海湾地区部署了更多的军事力量，但也拒绝使用这些力量进行任何干预。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退出中东的想法一直存在。它与美国两种谴责特朗普主义损害美国地位的意识形态潮流产生了共鸣。首先，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批评。这包括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他们认为政府间关系应该由基于标准的规则而不是单方面的胁迫来调节，行为者应该通过贸易和一体化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交易，多边机构可以通过分散集体安全的成本来更好地维护和平。其次，自由主义的敌人—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也指责特朗普主义。他们对全球主义的怀疑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同于自由国际主义，除了一个单一的要求：美国不仅需要保持其作为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至上地位，还必须愿意行使其权力，以维护全球稳定。

三、追踪霸权的撤退

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霸权的退出开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不仅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战略构想，还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如何看待中东的潜在结构性变化。

为了探寻这种衰退的轨迹，作者列举了过去20年美国在该地区外交政策演变的例子。布什政府将该地区视为美国海外利益的自然重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随后干涉包括伊朗在内的“邪恶轴心国”，都表明了美国的立场，他不仅可以消灭该地区的恐怖主义，还可以通过外交压力、经济激励和军事威胁来促进民主“自由议程”。实质上，布什主义下的美国在其权力的巅峰时期，通过必要时对敌人进行打击以及忽视其盟友，试图毫无保留地重塑该地区的政治轮廓。

奥巴马政府就职前，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权建设引发内战，基地组织迫在眉睫的威胁已经消退。2009年，美国开始回避公开的干涉主义，而提出霸权收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从广义上讲，奥巴马主义将中东和北非地区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降级，将东亚视为全球竞争的下一个前沿。在该地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与布什主义的民主党立场大相径庭，坚持认为通过树立道德榜样而不是直接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最有利于促进自由主义实现。奥巴马主义信奉这样一种观点：即使在最强大的时候，美国重塑中东的能力也有限，因为解决局部问题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地区行动者，而不是全球大国。考虑到长期承诺的困难、地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以及美国人死亡的风险，军事干预主义——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统治的利器——是无效的。因此，为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美国采用武装无人机等具有精确杀伤力的武器。奥巴马在全世界策划了近600次无人机空袭，其中大部分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主义顺理成章地降低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度。虽然它源于不同于奥巴马时代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但它也放大了通过单边主义以改变地区秩序的反感。两届政府都没有试图在巴以冲突等问题上强加美国意志，都没有寻求与伊朗开战。

为什么会有这种连续性？为什么美国霸权在结构意义上持续收缩？外交政策分析和历史背景提供了两个直观的答案。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教训。或许，决策者们在经历了在黎巴嫩、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几十年失败的冒险主义之后，已经成功地吸取了教训：他们无法通过强制手段实现战略目标。因此，国内公众批评的增加和该地区反美态度的上升，迫使美国决策精英们从他们先前的立场上退缩。第二个答案把今天美国霸权的命运与过去英帝国主义的兴衰联系起来。战后的英国，由于其日渐衰弱的财政资源和精疲力尽的军事设施，无法维持其在整个中东的殖民统治。也许美国今天的立场源于所有全球大国都面临的相同的挑战，即巨大的海外责任超过了维持这些责任所需的资源。

四、严重威胁的结束

无论是经验教训还是帝国力量的衰退，都不能很好解释早在特朗普主义之前就开始的美国霸权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收缩趋势。这里存在另一种解释，强调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理解中东与美国力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21世纪之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主要威胁是共产主义威胁和石油生产中断。虽然1989年后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威胁的结束，但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持续了10年。当然，美国继续用人们熟悉的危言耸听的言论来谴责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新危险，特别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和伊朗核问题。然而，如前所述，不管民众偏好如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不希望与伊朗发生公开冲突，而倾向采取其他措施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网络战、无人机袭击、外交阴谋、经济制裁，以及其他远远不及霸权在被激怒时所能释放出来的遏制手段。

为什么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或伊朗核问题不符合美国一些政策制定者声称的严重威胁美国的条件？这暗示了一种隐含的理解，即伊斯兰共和国即使获得核武器，也不会打击美国或其盟国。

五、未来展望：战略收缩和离岸平衡

首先，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最高地位的下降将延伸到下一届政府，就像这一趋势将特朗普主义与奥巴马政府联系起来一样。其次，扭转收缩趋势和恢复美国干涉主义将是对美国利益的一次重大冲击，但这极不可能发生。第三，霸权主义的撤退并不意味着撤离。美国将维持其从无人机和监视基地到海湾地区密集的海军和空军舰队的强制性基础设施，但按照现存的模式，它将进行“离岸平衡”，重新分配维持地区秩序的成本。最后，从长远来看，随着美国逐步从中东和北非地区撤退，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变化。随着几十年来美国霸权强加的规则和规范逐渐消失，地区大国，特别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将有越来越大的回旋余地，但它们也必须承担更多维持地区秩序的成本。相反，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外部大国也将扩大其存在。

译者评述

美国与中东间的关系由来已久，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主要有控制中东重要位置和控制石油资源的地缘利益、输出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利益以及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安全利益。小布什政府推出“大中东计划”，将民主改造作为中东政策基石。奥巴马政府放弃“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重新定位反恐斗争，更加重视外交手段、政治交涉、接触和对话，极力改善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宣布从伊拉克撤军计划，但同时强调不会“放弃”伊拉克。奥巴马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的目的在于要缓和矛盾，稳定中东局势，改善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东历来是是非之地，热点问题错综复杂，要想解决难度不小，事实也证明了中东局势并没有按照奥巴马政府的意愿走向稳定。特朗普政府则以应对伊朗问题为核心推进其中东政策，并在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寻求以较低成本继续推进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调整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来应对伊朗崛起导致的地缘格局新变化。因而，通过对上述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理解，不难看出美国在综合考虑了国内、地区和国际综合因素，包括国内民众对美军伤亡人数增多的不满、国内利益集团的左右、地区力量的重新分配、多元的石油战略、美国综合力量的衰退等因素后，收缩了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霸权。

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将只是收缩而非全部撤出，更多的是会充当“平衡手”的角色，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将会持续存在。美国这一做法的原因既包含了前文的分析，也有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霸权的收缩是因为美国希望尽快从中东乱局中脱身，减少干预成本，防止其深陷中东泥潭。除了中东乱局外，美国国内的“黑命贵”、亚裔事件等人权问题以及疫情防控问题，国际上的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盟友关系的发展，都是美国急需解决的，这将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因而在未来，美国会持续收缩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其次，美国不会完全撤出在于中东地区历来是美国外交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其在这一地区仍存在较大影响力，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中东的战略利益。除中东内部国家外，这一地区大国间也存在竞争，如中东地区是俄罗斯缓解西方战略压力、阻止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向自身蔓延以及打破西方经济封锁的重要战略依托，因而俄罗斯在此机会下将在这一地区有所作为，而美国定不会袖手旁观。

问题互动

问题1、美国未来是否会将印太战略优先于中东战略？

问题2、美国收缩在中东地区的霸权是否是在其实力衰退情况下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