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盛世豪情与末世哀音的碰撞
大李杜所处的时代，正值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李白经历了开元盛世的巅峰，其诗歌洋溢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与“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是盛唐开放、包容、进取精神的象征；杜甫则亲历安史之乱的动荡，他的诗如“三吏”“三别”，真实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与民生的疾苦，成为中唐乱世的“诗史”。两人的作品虽风格迥异，却共同构成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长卷。
小李杜生活在晚唐时期，此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激化，大唐王朝已日薄西山。李商隐的诗歌常笼罩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末世感伤，其爱情诗的朦胧与身世诗的悲怆，折射出文人在黑暗现实中的迷茫与无奈；杜牧虽以俊爽明快的咏史诗著称，但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批判，背后亦是对国运衰微的深切忧虑。晚唐的衰败气息，赋予小李杜诗歌独特的苍凉底色。
二、创作风格：浪漫豪放与含蓄婉约的分途
李白的诗歌以浪漫主义著称，想象瑰丽、气势磅礴。《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的夸张描写，《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的奇幻场景，皆突破现实束缚，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其情感表达如江河奔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尽显盛唐文人的不羁风骨。
杜甫则以现实主义见长，风格沉郁顿挫。他善于通过细节刻画反映社会现实，《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萧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悲怆，皆以凝练的语言承载厚重的情感。其律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如《登高》被奉为“七律之冠”，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
李商隐的诗歌以含蓄朦胧著称，尤擅爱情与无题诗。《无题》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象征手法表达深情，《锦瑟》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用典繁复，意境迷离，形成“意在言外”的独特美感；杜牧的诗风则兼具俊爽与深沉，咏史诗如《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以史抒怀，议论精辟；抒情诗如《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清新明快，富有意趣。
三、情感基调：自信悲怆与感伤反思的差异
大李杜的诗歌情感基调鲜明：李白充满自信与豪情，即使仕途失意，仍保持“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骄傲；杜甫则饱含悲天悯人的情怀，其诗歌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更多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痛批判，展现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小李杜的情感表达则更显复杂与内敛。李商隐的诗中弥漫着无法排遣的惆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遗憾，“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的无奈，皆是晚唐文人理想破灭的缩影；杜牧虽试图以旷达掩饰哀伤，“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自嘲背后，是对人生失意的深刻反思，其咏史诗中亦暗含对现实的冷峻批判。
四、主题内涵：家国情怀与个人哲思的侧重
大李杜的诗歌主题多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李白虽以浪漫主义为主，但其“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等诗句，仍展现出报国之志；杜甫更是将个人命运融入时代，其作品堪称一部生动的唐代社会史。两人的诗歌体现了盛唐文人“兼济天下”的抱负与中唐文人“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
小李杜的诗歌则更关注个人内心世界与历史反思。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为爱情与身世的写照，借朦胧的意象抒发隐秘的情感；杜牧的咏史诗如《过华清宫绝句》《泊秦淮》，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揭示王朝兴衰的规律，以史鉴今，充满哲理性思考。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晚唐文人在乱世中对个人价值的追寻与对历史命运的叩问。
大李杜与小李杜的区别，本质上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际遇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如盛唐的太阳，光芒万丈，照亮了帝国的荣耀与沧桑；后者如晚唐的星辰，虽不如烈日耀眼，却以独特的微光，在历史的夜空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们的诗歌风格、情感基调和主题内涵，不仅丰富了唐诗的艺术宝库，更为后世提供了理解唐代社会与文化的多维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