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某个秋日，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那场纪念罗兰·巴特百年诞辰的研讨会上，我见到了克里斯蒂娃。法兰西公学院、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这三个名词组合在一起，分量过于沉重，于是那个微寒的清晨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有一种“too good to be true”的不真实感。整场会议以克里斯蒂娃的发言作为开场，她的语速很慢，声音很有力很坚定。发言的具体内容早已淡忘，但却清晰地记得她在45分钟的发言里多次提到了自己“异乡人”（étrangère）的身份。她曾说过：“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那样让外国人感到身处异乡，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那样让外国人感到适得其所。”作为一个在巴黎生活过四年的异乡人，当年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拍案叫绝。克里斯蒂娃解释道，法国之所以能让外国人感到“适得其所”，是因为这里有发问、质疑、讨论的传统。发问与讨论，是外国人在法国的存在方式。
“发问与讨论，是外国人在法国的存在方式”，克里斯蒂娃的学术路径或许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正是在不断地发问、在不断地与前辈大师进行观点商榷的过程之中，这位现代思想的冒险家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探险，同时也使她成为可以与自己的老师齐名的理论大家。在她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中，尤为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关于抑郁和忧郁的探讨。她曾在演讲中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容易陷入危机，因为不再清楚自己的身份，就仿佛是一个人患了抑郁症。这样的逻辑转换在个体身上是否同样成立？如此强调“异乡人”身份的她，是否也曾经历过某种身份危机？从这个角度而言，她对抑郁症的关注或许不是一种偶然。
忧郁者：“自身母语里的异乡人”
克里斯蒂娃曾在不同场合强调弗洛伊德对她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在其力作《黑太阳：抑郁与忧郁》（以下简称《黑太阳》）中也随处可见。然而，她并没有停留在对弗洛伊德观点的复述之上，而是以这位精神分析奠基人的理论为基础，结合其他精神分析师的观点，以及她自己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推演，发展出了一套极具个人色彩的关于抑郁和忧郁的解释。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虽然对“抑郁”和“忧郁”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认为二者的差异在于强度和频次，忧郁属于精神病范畴，而抑郁属于神经症范畴，但她随即声明：她将使用“忧郁”这一通用术语，这也意味着她对二者不做严格的区分。
关于抑郁的形成，或者说抑郁的心理机制这一问题，经典精神分析（亚伯拉罕、弗洛伊德、克莱茵）已有一套相当成熟的观点。他们认为，抑郁的根源在于无法承受客体的丧失，无法完成对客体的哀悼，由此而对这个客体产生了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因为爱他，我把他安顿在自己身上以避免失去他；因为恨他，我对他进行攻击，而这个客体已经被我内化，于是对他的攻击变成了对我的攻击。抑郁者身上常见的自我攻击甚至自杀的现象便来源于此。克里斯蒂娃称这种类型的抑郁为客体型抑郁，而她在书中重点探讨的却是另一种类型——自恋型抑郁。她认为，自恋型抑郁关乎一个“受伤的、不完整而空洞的原始自我”，一个经受了自恋创伤的自我，这种创伤发生在主客体分离之前，它是“无法被象征、难以名状”的。因此，自恋型抑郁哀悼的不是弗洛伊德话语体系里的爱欲客体，而是物，是前客体。物对应的正是克里斯蒂娃符号学体系里的符号态（sémiotique），这是一个流动的、前语言、前象征的存在，里面有冲动、情感和感觉。而客体对应的则是象征态（symbolique），它是语言的，有文字符号，有语法。
那么抑郁与丧失、语言或表征之间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呢？在此，克里斯蒂娃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术语：“否认”（dénégation）和“拒绝”（déni）。同样地，这是弗洛伊德使用过的术语，但是克里斯蒂娃为其赋予了自己的定义。这里所涉及的核心其实是丧失母亲这一客体，或者说是所谓的“弑母”问题。丧失母亲是我们的生命需求，是每一个个体走向独立的第一步。言说的存在（être parlant）可以接受失去母亲的事实，因为他/她可以在语言中重新找到她。从这个层面而言，他/她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失去母亲，这是对丧失的一种否认。因此，否认是使丧失得以表征的行为，也是能指出现的过程。但这样的过程在抑郁者身上却无法顺利完成，因为他/她无法失去母亲这一客体/物，他/她把自己与母亲牢牢地拴在一起。他/她拒绝否认，因此也无法通过进入语言的方式来完成哀悼。
对否认的拒绝“剥夺了语言能指对主体表意的功能”。对于所谓的“正常人”而言，符号是随机的，但也是有意义的，他与话语是一体的。然而，抑郁者因为无法整合能指链，意义在他们身上是崩塌的，言语被他们感知为空洞。也正因此，他们的话语常常呈现出这样的特征：重复而单调，语句不连贯，意群无法形成，语言与情感体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克里斯蒂娃称忧郁者的话语为“一层奇怪的皮肤”，称忧郁者为“自身母语里的异乡人”。
美：“抑郁者在人世间实现的彼世”
厘清了抑郁的心理机制之后，我们自然要问：如何抵抗抑郁？克里斯蒂娃给出了两种抵抗抑郁的策略：精神分析和文艺创作。如果说抑郁者排斥语言，认为语言没有意义，那么我们似乎无法经由语言来触及他们的伤痛，但是精神分析工作的对象又是话语，面对抑郁，精神分析还有用武之地吗？克里斯蒂娃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认为，在抑郁者的话语之中，意义并没有完全枯竭，而是隐藏在语调、嗓音、节奏之中，精神分析师经由共情和对抑郁者的认同，对其话语进行重构，可以获取其中的意义。抑郁者对早期的客体/物的情感无法通过言语来表征，但被保留在声音之中。通过分析和解释，情感被赋予了意义，因而可以“达到词语和继发过程层面”。由此，空洞的语言可能“重新焕发生机，可以变成主体的欲望空间，即意义”。此外，在个人分析的过程中，抑郁者对否认进行拒绝的机制会慢慢被消解。通过一种具备象征潜力的嫁接，主体能够拥有一些话语策略，而这些策略便是患者“真正的抗抑郁元素”。
除了精神分析，文艺创作也能发挥抵抗抑郁的作用。克里斯蒂娃认为，为痛苦命名、颂扬痛苦是化解哀伤的一种方法。文艺创作使得主体能够以一种升华的方式来对丧失的物进行支配，作品中的“诗律、人物之间上演的剧情、隐含的象征是主体与象征崩塌对抗的符号学表征”。忧郁是艺术灵感重要的心理来源，而创作本身又成为艺术家得以抵抗忧郁的有效方法。如果主体能够穿越忧郁，转而关注符号生命，通过言语、呼喊、音乐，甚至是沉默或者大笑等方式为痛苦赋予某种发声的权力，那么就有可能借此来超越分离带来的创伤。由此，她称美为“抑郁者在人世间实现的彼世”。
相比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似乎认为文艺创作是更为行之有效的“抗抑郁剂”。也正因此，她对四位文艺创作者（一位画家和三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析一定意义上既是对作品的分析，也是对创作者本身所做的一场“精神分析”。荷尔拜因笔下孤立无援的基督形象，或许呼应了生命里某个丧失了意义、无法承受的时刻。他极简主义的画风是分裂的隐喻，也是对忧郁的一种回应。饱受精神病折磨的奈瓦尔在某次病症发作之后写下了“El Desdichado”这首诗。诗人围绕忧郁的“黑色太阳”进行创作，他述说分裂、尝试哀悼、模仿重生。“El Desdichado”是奈瓦尔的“诺亚方舟”。痛苦与宽恕何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永恒复归的主题？这或许与陀翁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父亲遭受侮辱而死、他本人被判死刑随后又被赦免……书写于他而言是一种情感的转化和表达，是一种美学宽恕。奥斯维辛和广岛使得杜拉斯意识到：“死亡的疾病”是我们“内心最为隐蔽的角落”。杜拉斯式的“笨拙的美学”和“非净化的文学”是与末日灾难相匹配的新修辞：唯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才能呈现出那令人失去理智的残暴，以及残暴背后令人失语的虚无。
克里斯蒂娃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以互文性为特色的符号学理论，到70年代精神分析与符号学相结合的符义分析（sémanalyse）理论，再到80年代发表“精神分析三部曲”（《恐怖的权力》《爱情传奇》《黑太阳》），从而完成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的转变。《黑太阳》是她三部曲里的最后一部，这本具有“精神分析”特色的专著依然处处打上了符号学的印记：客体哀悼与物的哀悼的区分、否认与拒绝两种机制的区分背后其实都是象征态与符号态之间的差别。而“象征态”与“符号态”又是在拉康“象征界”与“想象界”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所做的理论发展。她借鉴前人的观点和术语，但绝不停留在前人的路径之中。罗兰·巴特曾经这样评价克里斯蒂娃：她总是“摧毁那我们以为能够从中感到慰藉、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最新的偏见”。这种敢于“发问”、不断质疑业已形成的“定论”的学术姿态，使得这位异乡人在法兰西这片允许和包容一切“发问与讨论”的热土之上，描绘出了一幅极具个人特色同时也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图景。
在书写这篇小文的时候，翻阅那场罗兰·巴特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相关材料，突然想起就在那个夜晚，2015年11月13日21时20分，巴黎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那是二战后法国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袭击。这场关于罗兰·巴特的纪念活动后续的议程被迫全部取消。那个白天，在那场盛大的纪念活动上，克里斯蒂娃还在探讨“异乡人”的问题。而那场人间惨剧的源头正是一种扭曲的“恐异”心态。针对这种心态，克里斯蒂娃曾经给过“药方”：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深处都有某种异质存在，我们对于自己而言都是陌生人。既然如此，我们也无需恐惧对面的陌生人。由此，她实际上是将弗洛伊德个体层面的“内在之异”扩大到民族社会层面。她称精神分析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其内核是尊重个体的脆弱性与异质性，并以此为基点寻求表达，建立沟通。愿这样的新人文主义能够成为个体和民族的“抗抑郁剂”。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