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4岁来北京，至今已近五十载，可我竟然没有正儿八经地写过北京。今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消息，让我产生了写一写北京的冲动。

北京中轴线构成

我是1976年来的北京，从一片遥远的北方草原，落脚一座陌生的城市，两者相距2000公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早在七百多年前，我的祖先就已经到了这里，并且奠定了现代北京城的雏形。那时候叫大都，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宫殿和房间的墙壁上都镶有黄金白银”，“奢华而富庶”，“整座城市就像一个按照正方形来精心布局的棋盘，城市建筑非常漂亮而且设计构思精巧，让人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马可波罗：商人·旅人·使者》，劳伦斯·贝尔格林著）。据史家考证，元大都的建设采用了中轴线对称式的建筑风格，完美体现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中轴线的概念，我们一家暂住在南横西街的一座大院子里，院子后墙外是唐代的法源寺，后来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才知道，这里曾是金朝拘禁宋朝徽宗、钦宗两位皇帝的地方。

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在邻家小弟的引领下，沿着南横西街，经菜市口、大栅栏，来到天安门广场。那时候的广场还没有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宽阔无比，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笔直矗立，我从正阳门可以直接遥望天安门城楼。我直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还有那两尊巨大的石狮子，一雌一雄。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带我来过一次北京。我爬到雄性狮子上，在它的两腿之间钻行，抚摸狮子爪下的绣球。那个绣球比我的脑袋还大。后来父亲回忆说，我一直赖在石狮子上不肯下来，怎么劝我都不听，一直到太阳落山，午门关闭，故宫也没看成。关于小时候的另一个记忆是北京站，父亲领着我走进一个房间，再出来时整个环境完全变了，非常神奇，我当时以为是自己被施了魔法，因为父亲一点没有吃惊的样子。我悄悄地保密了这段奇遇，没有问父亲，直到八年后，我们一家搬到北京，我才明白，那不过是我第一次坐电梯的经历。

我扶着金水桥的桥栏，先是仰望毛主席像，感觉超乎我想象的大，那双眼睛似乎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我。天安门更是超乎寻常的高大。之前我一直以家乡的盟公署大楼作为参照，想象儿时记忆中的天安门，因为它也是歇山顶式屋顶，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只是家乡的盟公署大楼矮小了很多，屋檐少了一层。那尊我爬过的石狮子，上面也坐了一个男孩，和我当年一般大，大人在下面催促他，男孩却扭曲着脸哭嚎，绝不肯下。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调皮的自己，心生一阵厌烦和愧疚。可怜那尊狮子，腹部、腿部，还有尾巴，被无数人摸得有了暗黑色的包浆。幸好20世纪90年代以后，石狮子的周围竖起了围栏，不再允许攀爬——其实早就应该这样。这是明代的汉白玉质地的狮子，3米多高，历经明清两代至今，其中一尊石狮子的肚子上的一道深深划痕，传说是明末起义首领李自成用枪扎的，清顺治帝为了警醒后人亡国的教训，就让这尊石狮子原样保存了下来。

石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它象征着权力和威严，同时还寓意着祥瑞和幸福，有辟邪驱邪的寓意，保佑人们平安顺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坐车经过天安门，特意看了一下这两尊石狮子，它们恰好分立中轴线的两侧，经历了六百多年风霜雨雪的侵蚀，依然昂首伫立，守护着天安门，保佑着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

北京中轴线鸟瞰

那次之后，我又多次去过天安门广场：1976年10月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此举行庆祝大会；1976年11月24日，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而1984年的国庆节给我的记忆最为深刻。我与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参加护国徽方阵，手举鲜花，游行走过天安门城楼；还参加了夜晚的各民族大联欢，我当时穿的是维吾尔族的服装。就是那次，我在夜空怒放的礼花下，在欢歌笑语的广场上，确定了我的爱情。还是那次，我亲眼见证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走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标语，震动了全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崛起的中国……

其实我去得最多的是广场东北侧，正阳门斜对面，大栅栏的北口——那儿有一家文化用品批发店。我当时在宣武少年宫学习绘画，这里是我除了荣宝斋和菜市口文化用品商店之外去得最多的地方，因为这里的画笔、颜料和纸张非常便宜。这家店小得不能再小了，与周围的宏大建筑相比更是微不足论。后来我放弃绘画，读了文学专业，这个店也就在我的视线里渐渐消失，听说它在三十年前就被拆除了——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我几乎把它完全忘记了。

那时的大栅栏还没有被重新规划和改建，作为北京城最早的一条商业街，悬挂着不少国内闻名的老字号招牌，有经营中药的同仁堂，有卖布匹绸缎的瑞蚨祥，有做帽子的马聚源，还有内联升、张一元、六必居等等。老北京民谣里这样唱：“大栅栏里买卖全，绸缎烟铺和戏院。药铺针线鞋帽店，车马行人如水淹。”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大栅栏是从正阳门往南的延伸，依次是大栅栏、珠市口、天桥、永定门。这二十年来，这里经过几次改造。2011年开始的大栅栏更新计划，原样复建了著名的五开间牌楼，它曾经是中轴线乃至整个北京城最为壮观的牌楼。同时，恢复和整修了众多老字号、名人故居、会馆、寺庙、书局等，让北京人记忆中的明清、近现代等不同时代的建筑和历史文化遗存得以焕发生机。可惜，我很多年没有去过大栅栏了，只记得临街有一家中国书店，不知道还在不在，那曾是我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一大早赶来排队，等候开门，抢购“外国文学名著”的所在。

20世纪80年代是个特别提气的年代，对文学来说也是如此。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文学》工作，那是我文学真正的起点，让我结识了很多作家和编辑老师，也使我开始慢慢融入北京和北京的文学。

1992年，单位分配给我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使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居所，这时候，我才感觉我成了北京人，它已经完全接纳了我，拴住了我，让我安居此地，别无他念。说来巧合，我的房子就在中轴线的旁边，三环外，安华桥的西北侧，往北几百米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那个时候，我感觉安华桥距离我的单位所在地和平门很远，几乎要横跨整个北京城，我住的小区周围还能看到城乡接合部的麦田和荒草。妻子开玩笑说，我们是林冲，被发配到了沧州。我说，哪有，从家到单位的直线距离还不到9公里呢。其实我真是为有了自己的房子而高兴。那一年，市面上刚有了山地自行车，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每周三天我骑着它上下班。

那时候，鼓楼外大街至亚运村的道路开通才一年多，路上车辆稀少，宽敞无比，路面簇新而平坦，我骑着车，经常撒把而行，哼着姜育恒的《再回首》，潇洒而充实。这条路是专为北京亚运会修筑的，之前这里没有路，中轴线到鼓楼戛然而止，往北就是总政大院。1990年，作为亚运会的配套工程，为了贯通北京老城与亚运村的道路，不得不将总政大院一分为二，中间开辟了这条直通亚运村的新路，取名鼓楼外大街。而鼓楼外大街北端与三环交界处，又修建了一座立交桥，取名安华桥，由安华桥往北延伸经北辰路，直抵奥体中心。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中轴线又向北扩展，成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轴线，鸟巢（国家体育场）和水立方就建在这条轴线的边上。

经常穿过北京城上下班，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北京老城和中轴线。我曾几次选择绕道二环路，虽然路途流畅平坦，但实在是有些枯燥和单调，感觉只是为了赶路，看不到老北京的风景。我还是喜欢穿行中轴线，经过鼓楼、旧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景山西街、南长街、人民大会堂西路，然后转入前门西大街，到达和平门，这是最便捷最有烟火气的一条路线。偶尔，在我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也会绕道景山东街，经南池子大街，进入长安街，绕行天安门广场，感受一番经济正在腾飞中的北京乃至中国的脉搏。

鼓楼那时候还没有开放，没有钟声，也没有时间博物馆，仿佛它沉睡在历史的废墟之中。直到2018年，作家莫言在这里举办“墨迹”展，我才第一次走进了鼓楼。北京钟鼓楼始建于元代，是元大都的中心，马可波罗在书里有过记载：“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除产妇与病人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纵许行者，亦须挟灯火而出。”宵禁制度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就有了，即在“一更三点”的时刻，城门关闭，百姓不可随便走动，官府给出的理由是有助于城市安全、社会治理、维持秩序等等。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只有北宋时期取消过宵禁，使开封成为一座“不夜城”。我以为，宵禁这种制度可能源于古代照明设施的不完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古人缺乏安全感。很难想象今天的我们生活在黑暗的城市中，没有路灯，没有夜生活，是怎样的情景。古今对照之下，方能感受社会与时代的进步。

从旧鼓楼大街前行，在地安门的交接处，我发现了一座古桥。每回我骑车到了这里，都会歇口气儿，手扶斑驳粗陋的桥栏和望柱。我惊讶于北京还有这么沧桑破败的古桥，它一定有故事和来历。我问了桥边闲坐的老人，才知道这桥叫后门桥，是元代遗留下来的单孔石拱桥，距今已经七百多年了。然而我站在桥上却看不到两边的河道和风景，两块巨大的广告牌遮挡了我的视线。我绕过广告牌，竟然也没看见河道，只有一片老旧灰暗的房舍，杂乱无序地纠结在一起。难道这是一座旱桥？我问那位老人，老人说，他小的时候这里是有河的，叫玉河，20世纪50年代实施河道改暗沟工程，将河床填埋，铺上石板，上面盖了这些房子。几十年过去，房子破旧了，有碍观瞻，影响市容，就立了广告牌遮遮丑。事后我咨询了几个老北京的朋友，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座桥。后来，我在读《元诗别裁集》的时候，看到杨载的一首诗《送人》：“金沟河上始通流，海子桥边系客舟。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诗中的“金沟河”是现今永定路以北的金沟河路，是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挖的古金沟河道；而“海子桥”就是后门桥，元代叫万宁桥，由此我才慢慢揭开这座桥的身世。后门桥是元代北京城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玉河东连通惠河，西接积水潭，桥上可人车通行，桥下有闸口制水。平时通过蓄水开闸，让京杭大运河上的客货船只穿过桥洞，抵达大运河的终点——积水潭码头。可以想象，当年这座桥是多么繁荣、风光，人声鼎沸，熙来攘往，但是随着明清两代北京城的南移，积水潭码头的地位逐渐衰落，水域面积也大大缩小，后门桥与闸口失去了枢纽的作用，以致后来成为无水之河、无名之桥。

万宁桥今貌

直到1999年6月，北京市政府大规模整修后门桥及其周边环境，拆除了桥栏上的广告牌以及东、西河道上的建筑，疏通河道，修筑岸墙，复原桥身，终于使后门桥重见天日。

2022年春天，我再次来到后门桥，这时候，后门桥已经恢复了它最早的名称“万宁桥”。被遮蔽了近七十年的玉河，清澈而明净，倒映着岸边的垂柳。尤其吸引我的是两岸对称摆放的四尊镇水兽，这是疏通河道时从淤泥中挖出的元明清三朝的遗存。其中一只简略朴素，侵蚀严重，颌下镌有“至元四年九月”的字样，这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其余三尊该是明清时期，鳞甲清晰，脊背和尾巴线条弯曲流畅，怒目圆睁，俯视着水面。桥体两侧的拱洞上各有一个螭首形的排水孔，称“螭首散水”。螭是中国古代神话龙生九子中的第九子，也叫螭吻，是龙与鱼交合而生，民间也称鳌龙，以它镇邪避灾。有人会问，古人以四只镇水兽还有两只鳌龙庇护这条玉河，为什么它还会埋没于地下？我的回答是，无论龙与兽，都不过是一种象征，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而真正源远流长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还有人类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信念，这是高于一切的真理。

如今，万宁桥已经被誉为“北京中轴线上的第一桥”。它是北京唯一一座至今还在使用的元代古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7年，我又搬回了城里，住在府右街的力学胡同，这里紧邻中南海和西长安街，是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周末领女儿步行去天安门只用20分钟的时间。与单位距离的缩短，使我不必奔波于路途之中，这是现在很多上班族求之不得的愿望，但是，我发觉我每天活动的空间缩小了，上班下班，一来一往，只有几分钟的距离，由此也让我错过或者忽略了这个城市的很多细节。新千年以后，我经常以出租车代步，每次出行都是行色匆匆，直奔目标地，我熟悉的这座城市仿佛成了车窗里快速退去的布景，越来越远，也越来越生分。

前些天，为了完成这篇文章，我计划重走我在20世纪90年代骑车穿行了无数次的中轴线，回望那些我熟识的街景和古迹，唤醒我更多的回忆，但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我是相信记忆的，因为它能把生活中最值得记住的事情牢牢地留存下来，并且在它最需要我诉说的时候清晰地呈现出来。我对北京的记忆就是这样。

60岁之后的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还经常计算我到北京来的时间，比如，在我28岁生日的时候，我在北京的时间与在故乡呼伦贝尔的时间相等，那会儿我还感受不到我已经是北京人。当我过了30岁，我在北京的时间大于我在故乡的时间的时候，我开始主动融入北京，逐渐把它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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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9月23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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